特吕布莱神父和我有一点交往，但是我很少见到他。他在1760年6月13日来信（见信函集D，第十一号）告诉我，他的朋友兼通信者福尔梅先生已经在其报纸上刊出了我致伏尔泰有关里斯本灾难的信。特吕布莱神父想知道这封信怎么可能被刊登出来，并且用他诡诈的狡猾问我对于重印此信的看法，但又不表露他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极为憎恶这种奸猾之人，所以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仿佛这感谢是他应得的。但是我的谢忱多少有点生硬。他感觉到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又接连给我写了几封信试图讲明情况，直到他弄清了所有他想知道的事情。
不管特吕布莱神父说什么，我完全明白，福尔梅拿到手时，这封信还没有印刷，第一个印刷此信的人就是他。我知道他是个不知廉耻的小偷，毫不客气地用别人的作品来为自己牟利。虽然他还没有胆大包天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还没有冒冒失失地把出版了的着作上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转而卖书牟利。
但是，这封信的底稿是怎么到他手里去了的呢？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并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的头脑太简单了，居然被它难住了。尽管这封信对伏尔泰颇多溢美之词，尽管伏尔泰的行为粗鲁失礼，但如果我未经他同意就将此信印出来的话，他仍然有抱怨的理由的。所以我决定就此事给他写信。这里是我的第二封信，他没有回复，为了更加自由地发泄他那冷酷暴躁的性情，他就装作怒发冲冠、竟至被此信气疯了的样子：
1760年6月17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再次提笔给你写信。但是得知我1756年写给你的那封信在柏林出版以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你解释一下我在此事上的做法，并且我将诚实无欺地履行这一义务。
这封信我确实是写给你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将它印出来。我将信件内容有条件地给三个人每人抄了一份，他们手中的友谊的权利不允许我拒绝这类事情。而同样的权利也更不允许他们违反自己的誓言滥用我对他们的信任。这三个人，是舍农索夫人即杜宾夫人的儿媳、乌德托伯爵夫人和一个叫格里姆的德国人。舍农索夫人曾经非常希望这封信能够付印，就来征求我的同意。我告诉她说，这件事应该由你来决定。她征求你的同意，你拒绝了，这件事就再也没有被提及了。
然而，特吕布莱神父与我交情甚浅，最近却写信给我，以极为友好关切的姿态告诉我，说他收到了福尔梅先生所编报纸的样报，就是在这份报纸上他读到了那封信，上面还附有一则编者按，时间是1759年10月23日，按语说几个星期以前编者在柏林书商那儿发现了这封信，既然这个小册子不久就会遗失，根本无法恢复，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在自己的报纸上为这封信开辟一个可供刊载的地方。
先生，关于此事，我就知道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在巴黎的人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封信。还有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是，落入福尔梅手中的那个抄件，手稿也好，印刷稿也好，要么来自于你手里（这不大可能），或者来自我刚才提到的那三个人之一。最后，还有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是，那两位女士不可能泄漏秘密。从我的隐居之地，不可能获得更多关于此事的消息了。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可以利用你的通信圈子追查到它的来源，并弄清事实真相。有了这一通信网络的帮助，追查此事对你来说并非难事。
就在这封信中，特吕布莱神父告诉我，他保留着那一期的报纸，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他绝对不会借给别人；毫无疑问，我是不会同意借出的。但是这报纸在巴黎也不是独此一份。我所希望的是，这封信不要在巴黎印刷，而且我将尽全力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假若我无法成功做到这一点，假若我能够及时得知消息并保有优先权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自己把它印刷出来的，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公平而又自然的事情。
至于你对我那封信的答复呢，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你尽可以放心，没有你的同意，我决不会把它印出来。而我也不会冒冒失失地去请求你的同意，因为我很清楚，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信，并不是为公众写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给我写复信以供发表的话，我答应你，我会将它忠实地加在我的信后，我对此也绝对不置一词。
我不爱你，先生，你已经伤害了我，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些伤害——而我，是你的门徒和最热情的追随者。你在日内瓦找到了避难所，但是作为报答，你却毁掉了日内瓦；我在我的同胞中间从来不吝对你的赞颂，作为报答，你离间了我和我同胞的关系。就是你，使在祖国的生活对我而言简直无法忍受；就是你，使我客死他乡，剥夺了我这个垂死之人所有的慰藉，作为对我的尊敬而把我扔到了阴沟里。而你，所有你期待得到的荣誉都会终其一生跟随着你。实际上，我恨你，既然你也曾经想让我恨你。我恨你，然而我像一个更配爱你的人那样爱你，如果你希望我爱你的话。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你的所有感情，现在仅存的只有无法拒绝的对你的卓越天才和诸多作品的敬仰了。我能够敬仰的，只有你的天才，而错却不在我。我永远都会对你的天才表示出它们应得的尊敬，永远都会保有这种尊敬所要求的恰当态度。再见，先生。
陷身于所有这些琐碎无谓的文学争吵中，只能使我越来越下定决心。我领受到了文学这一职业曾经给我的最大荣誉，它也让我引以为豪。孔蒂亲王先生屈尊来看了我两次，一次是在小府第，一次是在路易山。这两次来访，他都选了卢森堡夫人不在蒙莫朗西的时候，以更明显地表示，他是专程来看我一个人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我把亲王的友好来访首先归功于卢森堡夫人和布弗莱夫人。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把他的盛情——从那以后，他从来没有中断过对我的友好表示——归因于他对我的感情，以及我本人。
因为我在路易山的房子非常小，而塔楼所处的位置很好，所以我就把亲王带到了那里。而亲王呢，对我极尽恩宠，希望我能够和他下棋。我知道他可以战胜罗伦齐骑士，而骑士的棋下得比我好多了。然而，尽管罗伦齐骑士和在场的人对我打手势、作鬼脸，但我还是假装没有看见，和亲王下了两盘，我就赢了两盘。下完棋以后，我用恭敬而不失严肃的语气说道：“我的大人，我太尊敬阁下你了，以至于不能不总赢你的棋。”这位英明博学、不喜受人恭维的尊贵亲王感到——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在场的惟一一个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的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这么做使他感到非常愉快。
即便他为此而感到不悦，我也不会因为意欲欺骗他而自责，也不会因为存心不领他的情而自责。当然，有时候我虽然也回报了他的盛情，但是却极不情愿，然而他却仍然向我表示盛情，表达方式也极尽风雅。过了几天，他派人给我送来一篮野味，我极为恭敬周到地接受了这份礼物。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派人给我送来了第二篮，并附上了他的一个狩猎侍官奉命写的便笺。便笺上说那篮东西是亲王殿下亲自打的。我接受了这第二篮子的野味，但是我还是给布弗莱夫人写信说，我不想再接受这样的礼物了。这封信受到了大家一致的谴责。其实，这封信的确应该受到谴责。我竟然拒绝了皇室亲王赠送给我的作为礼物的野味，而且他派人送这些东西给我时，又极为细心周到。我这样做，只表明了这是一个得意忘形、没有教养的人的粗笨无礼，而不是一个想要保持个人独立的骄傲之士的细腻感受。每当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都会为此而羞赧不已，都会自责，为什么会写这样一封信。然而，我写《忏悔录》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蠢言拙行。现在这个事情使我对自己是如此的嫌恶，容不得我隐瞒。
即便我没有再发一次傻气，成为孔蒂亲王的情敌的话，我也差不多这么做了。因为那个时候，布弗莱夫人仍然是孔蒂亲王的情人，而我对此则一无所知。她经常和罗伦齐骑士来看我。那时候，她仍然年轻标致，身上洋溢着一股矫揉造作的罗马味儿；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总是很浪漫，这样我们之间就有很多共同语言了。我几乎被她迷住了；我想她也看出来了。罗伦齐骑士也看出来了。至少，他对我谈到了这件事，而且从他的态度上来看，他也不打算阻止我。但这一次我是有先见之明的。而且现在是变得审慎的时候了。因为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在《致达朗贝的信》中，我给那些胡子一大把的人开出了一系列忠告，但是我自己却没有从自己的这封信中吸取教训，因此甚为惭愧。此外，在了解了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以后，我已经完全惊慌失措了，否则就不会胆敢冒犯我的情敌了。最后，可能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摆脱对乌德托夫人的痴恋，我感觉到从那以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她在我心中的位置了。我将在余生中告别爱情。写这些话的时候，一个年轻女人企图拥有我的爱情，而且刚刚已经明眸善睐向我示爱了，这种示爱却相当危险。即便她假装对我五十多岁的年纪视而不见的话，我也会有自知之明，记住自己已经年过半百了。在从这个陷阱中脱身以后，我再也不担心自己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了，并且感到在我的余生中，我可以为自己负责。
布弗莱夫人已经觉察到了她出现时我情绪的波动，并且也看到我已经战胜了这种感情。我既不会愚蠢到、也不会自视甚高到相信，以我的年纪，还能激起她对我任何的垂爱，但是，从她与戴莱丝谈话时用到的一些措词中，我相信，我曾经在她的心中激起过一种好奇的感觉。假若事情是这样，而且假若她因为我没有满足她的好奇心而无法原谅我的话，我必须承认，我天生就软弱，并且深受其害。因为对我来说，胜利了的爱情是灾难性的，而征服式的爱情则具有更大的灾难性。
作为我这两卷书的线索的信函集就说到这里。从此以后，我只有循着我回忆的足迹前行了；然而，与我的生命中残酷时期相关的回忆是如此的生动逼真，并使我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我沉浸在我灾难的海洋中的时候，我总是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触礁的细节，尽管这次走霉运的后果让我的回忆变得混乱起来了。因此，在下一卷中，我有相当的把握继续写下去。假若我继续写的话，我将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尽管《朱丽》这本书付印很长时间了，但它直到1760年底还没有出版面世，不过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卢森堡夫人曾经在宫廷里谈论过《朱丽》，而乌德托夫人在巴黎也提起过它。后面一位女士已经获得了我的许可，请圣朗拜尔将《朱丽》按原稿朗诵给波兰国王听，国王非常乐意倾听。我也曾经将此书念给杜克洛听，他已经向法兰西学院举荐了这本书。整个巴黎都急不可待地希望这本书早日面世，以便一睹为快。圣雅克路和王宫广场的书商被频频询问该书的人弄得应接不暇。千呼万唤始出来，书终于面世了，与众不同的是，此书的成功正好契合了人们曾经寄予该书的热切期望。最早一批阅读此书的读者中有太子妃，她对卢森堡先生说这是一部令人愉悦的作品。文人们对此书褒贬不一，但是普通民众的意见是一致的，尤其是女士们，对该书及其作者如痴如醉，以至于即便是在上流社会，只要我愿意，没有人不拜倒在我的脚下。我并非信口开河，我有这方面的物证，但是这些我不愿付诸笔端的物证，无须接受任何检验就能更加坚定我的想法。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比起在其他欧洲国家，这部作品在法国更受追捧，尽管这部书把法国人，不论男女，都写得不那么好。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此书在瑞士乏人问津，在法国却最为成功。难道那时在法国，友谊、爱情和真理比在其他国家更受世人推崇？可以肯定的说，不是的。然而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即这微妙细腻的感情是情感的放逐地，一旦这些素质遭到背叛，将会促使我们珍爱我们业已失去而他人身上仍然拥有的纯洁、敏感和善良的情感。当今世界世风日下，每到一处莫不如是；道德和伦理在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存在着对道德和伦理的钟爱的话，那么巴黎就是我们一直寻找的这样一个地方。
置身于如此庞杂的偏见和做作的狂热之中，你应该明白如何才能恰当而又透彻地剖析人的内心世界，以便清理真情实感的本质特征。感受心灵的微妙需要精妙的触觉，这触觉只能从与上流社会的交流中获得，以便感受（我敢冒昧地说）这部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心灵的复杂多变。我毫不犹豫地将此书的第四部分与《克莱夫王妃》相提并论，并断言：倘若这两部作品仅仅在外省传阅，人们将永远认识不到其真正价值之所在。因此，这本书在宫廷最受追捧就不足为奇了。此书充满了虽然妙趣横生但却隐晦曲折的隐喻，这些隐喻无疑是会招人喜欢的，因为宫廷人士更有经验，更易于体会这些隐喻的言外之意。然而，在这里应该做进一步的区分。有一类充满机智的人不适宜阅读这类书籍。他们的精明和手腕全用在揣摩邪恶的事物上去了，而对善却视而不见。譬如说，《朱丽》是在某个我心中的国家发表的话，我敢肯定没有人会把它读完，它一问世就会夭折。
我收集了大部分与这部作品有关的来信，这些来信由那达雅克为我保管着。如果这些信件公诸于众，将会揭示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和各不相同的观点，这将会显示与公众打交道是怎么一回事。这部作品最为人所忽视的特点，同时也是使它在同类作品中显得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其主题的简单性和趣味的持久性。这种趣味集中体现在三个人物和六个章节之中，没有借助任何穿插事件、浪漫冒险或者不正当行为，不管是在人物或者情节方面都没有。狄德罗曾经盛赞理查生的作品社会情境丰富多样，人物塑造推陈出新。诚然，理查生生动地描摹出了所有场景和人物的独到特点，功勋卓着；但是说到场景和人物的数量，他和最乏味的小说家一样无法不落窠臼，即只能通过人物和奇遇来弥补他们思想的贫乏。接踵而至闻所未闻的奇遇和走马灯一样变换的新面孔，是很容易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致的；但是不借助于奇谲的历险而想将这种兴致持续投射到相同的对象身上，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如果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主题的单纯性更能给作品增色的话，那么理查生的小说尽管在其他很多方面都胜我一筹，但是在这一方面却是难以与我这部小说媲美的。尽管它死了——我知道它销声匿迹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它将来肯定会复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