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逐步确立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但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竭力阻挠。在紧张的台海局势面前，毛泽东等领导人只好暂缓和平的做法，从两方面应对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气势：一方面，从外交领域与美国进行交涉，阐明中央政府的立场，抗议美国“划峡而治”、“一中一台”的图谋；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政府的军事支持和国民党军的武力威胁，积极稳妥地酝酿和筹备炮击金门的诸项事宜，必要时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进而震慑美国。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在美国无视中央政府声明和国民党军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毛泽东正式下令炮击金门，近三万发炮弹从福建前线猛轰金门国民党军阵地，击毙击伤六百余人，摧毁了大批军方设施。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又经过随后几天的炮击，基本上控制了对金门的封锁，实现了既定方针。10月5日早八点，毛泽东致信彭德怀，要求暂停对福建前线的炮击。为了安抚台湾民众并阐明中央政府立场，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撰写了这篇《告台湾同胞书》，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
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写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既表明发动炮击战斗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无奈举措，也阐释了中央人民政府历来以和为本的立场；接着，毛泽东分析出国共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一个共识：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从政治上为国共双方架起了联系的桥梁。随后，笔锋一转，指出“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最终结局，彻底让国民党方面抛弃幻想。最后，为了人道主义和同胞亲情，毛泽东建议台湾同胞放弃武力，坐到谈判桌上来，“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为台海局势的稳定和双方长远大局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情理并重、严慈俱存，在炮击金门的武力震慑之外，又从心理上折服对手，一武一文，运用自如，相得益彰。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
——《给周世钊的信》（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0页）
名句溯源：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自求多福。
‘永言配命，’《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难点注解：
这是一段记载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论述施行仁政好处的言论。在孟子看来，国君们大多明白施行仁政的好处，但施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其原因在于君主对此有叶公好龙的心理。在论述中，孟子引经据典，劝说国君要尽快施行仁政，修明政治，树立刑典，任贤用能，不要贪图享乐，埋下祸根。“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是极能代表孟子部分政治观的一句名言，意谓：贤德的人胜任一定的官职，掌握一定的权力；有能力才干的人担任合适的职务，去做一定的实业。
摘用赏析：
周世钊，字敦元，别号敦元、东园，湖南省宁乡县人，1897年3月12日生。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周在校时品学兼优，哲学和诗词方面都颇具造诣。新中国成立前，周以教书为生，支持爱国运动，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长沙解放后，周出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在其主持下，一师成绩斐然。1953年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1955年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一师校长。周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重调查研究之风，求实事求是之效，民意支持率很高。1958年被选为湖南省副省长。
周少年时代受老师徐特立影响，矢志从事教育事业，不愿涉足政界。之前，他也从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害怕自己能力不够，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失。为此，他于1958年10月17日致信毛泽东，表达了这种顾虑。25日，毛泽东复信周世钊，陈述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剖析产生这种忧虑心理的原因，同时分析周自身具备的优点和素养，坚定其能把工作做好的信心；二是对蒋竹如质疑“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诗句作出解释，并请周代为转达。
毛泽东摘用“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是在阐述第一个问题时。在封建王朝治国执政的理念之中，孟子的“尊贤使能”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世间人才虽然形形色色，在孟子看来无外乎两类：一类是道德高尚，情操贞洁，堪为人之楷模，但办事能力相对薄弱、逊色的“贤者”；另一类是道德品质虽不及“贤者”，但办事能力卓越超众的“能者”。“贤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犹如一面大旗，任用他们为层次较高的官员，统治者借此才能笼络人心，所以要“尊”；而“能者”却是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原动力，不给他们合适的职务，国家便会空虚混乱，因此要“使”，要委以干事权限，充分发挥其办事能力。只有“尊”、“使”运用得当，才算合理运用了人才，才能为治国安邦打下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孟子的“尊贤使能”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故为很多领导者所使用。但他强行割裂贤者与能者之间固有的共性，只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成为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一种理想性期待。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观点分析了其中不足，将之归结为“二者不可得而兼”。但对相交四十余年、同乡并且同学的周世钊，毛泽东却非常了解，所以认为他“是可以兼的”。周自认为能力不够“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鼓励他只要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
信的最后，毛泽东还就“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理解问题给予解释，并请求周世钊转告蒋竹如。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根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临窗遥望南天，于7月1日赋《送瘟神》二首以表欣喜之情：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首诗发表在7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的同乡、在一师时的同学蒋竹如读后对“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句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当时，因为工作繁忙，毛泽东并没有予以答复。在10月25日给周世钊的这封信中，毛泽东顺带解释了一下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看来，毛泽东这句诗是站在赤道地区的角度上写的，故有数据精确的“八万里”之称；然后又以文学上的夸张手法写意，赋予诗歌浪漫想象的特点，故有“一千河”之说。一虚一实，尽显本诗宏远开阔之意境。蒋竹如得知后，为毛泽东非凡的诗词想象艺术深深折服。
尽信，则不如无
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则不如无。”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9页）
名词溯源
“尽信，则不如无”出自《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尽信，则不如无。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难点注解：
《孟子·尽心下·尽信书》章，是孟子以《尚书》中的《武成》篇为例介绍自己读书时的一些感想。“武成”，即武力攻伐之成就，《尚书》篇名，主要记述周武王伐纣成功后报告武功的史事。孟子对书中记载的周武王伐纣以致血流成河甚至将杵（chu，捶衣或舂米用的圆木棒）都漂浮起来的事情持怀疑态度，其理由就是周武王是仁义之君，他讨伐暴君纣王是正义之战，断然不会出现如此血腥的场面。今天看来，孟子的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但他这种读书存疑的治学方法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随着汉语的发展，“书”的含义也由原来的专指《尚书》转变成一般意义上的书籍，“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成为教育人们读书时不要盲目迷信书本，应该加以分析，学会辨证看问题的名句之一。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它记载的“血流漂杵”事件的缘由却是商纣兵士倒戈自相残杀所致，和孟子当时所看到的《尚书》记载不同。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因时代久远，孟子时代的《尚书》很多篇章已经逸失，今天看到的《尚书》很多篇章都是后人伪造的，《武成》也是一篇“伪古文”。
摘用赏析：
毛泽东尽管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但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论断却也是真知灼见。这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确处理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这个复杂问题的成功典范。
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一定区域、一部分人群中出现了要求废除商品生产的“左”倾思潮。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涨热情表示理解，但同时认为，对于在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内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都有诸多未解决的问题。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在展开实地调研的同时，毛泽东还带头学习马、恩、列、斯等有关经济问题的理论着作。
经过比较详细的调研和学习后，为了纠正“左”倾思潮，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由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即将闭幕之际，毛泽东作了这个讲话，从一定程度上对第一次郑州会议作了一些总结。在讲话中，针对部分干部和群众幻想消灭商品经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他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接下来，毛泽东还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重点阐释了“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困扰很多人的难题。他否定了当时在一定人群中流行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的错误观点，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并论证了商品生产自商朝时即有的事实。为了让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泽东摘用了“尽信，则不如无”这句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鼓励大家要敢于对现存问题产生质疑，不要盲目迷信表象和人云亦云的观点。讲话的最后，毛泽东号召广大党员牢记斯大林的一句名言：“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消灭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以时间换空间，逐步完成经济发展的过渡。
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正确论述，给当时广泛存在的过于高涨、缺乏理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认识论降了一下温度，缓了一下速度，在纠“左”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意义。
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
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读《三国志集解》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0—151页）
名句溯源：
“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出自《三国志·张鲁传》：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难点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