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生卒年不详，沛国丰县（今江苏省丰县）人。其祖父张陵，在汉顺帝时学道于四川鹤鸣山，造作道书，入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陵死，子衡、孙鲁相继传其道。东汉初平二年（191），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张鲁开始逐步培养自己的兵权。经过几次武力征伐后，张鲁势力坐大，成为割据汉中的一方诸侯，并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上述引文是陈寿在《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中记述的有关这个特殊政权的情况：张鲁在汉中，自称“师君”。来学道者，初皆称“鬼卒”。接受教义后，则号“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张鲁继承其祖父的教法，教民诚信不欺诈，令有罪的人自首其过。他还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人量需取食，并宣称，取得过多，将得罪鬼神而患病。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后才加惩处；若为小过，则当修道路百步以赎罪。政权内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后用“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为倡导轻刑罚、重教化的名句。也用指对待犯错的人采取温和教育为主、惩罚惩治为辅的态度。
摘用赏析：
历史上为陈寿《三国志》作注的史家颇多，其间，又以南朝（宋）裴松之和民国卢弼的注最为精准、翔实。所以，历来读《三国志》者，皆以裴注与卢注佐之。对裴松之的注，毛泽东比之陈寿原着，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高度评价。但相比较而言，毛泽东似乎更为关注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他在熟读该书的同时，还留下了共25条计三千余字的评论，很多都是以史鉴今，由衷而发。这段对张鲁“五斗米教”政权组织的评论，就是绝佳的古为今用的例证。
社会主义建设进入1958年后，出于急切摆脱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毛泽东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夸大主观意志的前提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一不正常现象并制定了相关解决办法。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就是这样一次纠“左”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为了帮助与会人员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先后写下两大篇评论（计约1500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又把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印发给与会者。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会议期间印发这个批语呢？
毛泽东之所以推荐《张鲁传》，是因为他非常欣赏张鲁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这点和1958年以来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颇有相似之处。故而毛泽东认为张鲁“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在他看来，汉末至今，虽情况“如天地悬隔”，但农民一穷二白的国情，“仍有某些相似”。尤其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在“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革命追求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有相同之处，这点对我们党的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会通过印发《张鲁传》和批语的方式向与会代表传递这种构想。清楚了这点以后，我们就不难明白毛泽东在批语里用很大篇幅叙述五斗米道中诸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与义舍（免费提供饭食与宿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者“三原”（原谅三次）而后再处罚等内容的言下之意了。
据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知，毛泽东曾不只一次地提到过五斗米道政权问题。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毛泽东曾说：张道陵的五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向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毛泽东又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毛泽东多次肯定五斗米教的种种做法，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以史为鉴，大刀阔斧地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更好地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今天，我们再看这个批语的时候，完全可以抛开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因素，从另一个视角解读毛泽东欣赏“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这句话的原因。那就是它与毛泽东对待犯了错的干部一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谋而合的，都主张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做法。从这点上讲，张鲁五米道政权的一些做法还是非常得人心的。正因如此，张鲁才能“雄踞巴汉，垂三十年”。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们家事还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30页）
名句溯源：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出自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个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向来如此的。你看太亲翁那么一把年纪，有了五个姨娘还不够，前一回还讨个六姨。姐夫要讨一个，就是那许多说话。
难点注解：
关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来源，人们普遍认为出自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宋朝有一州官名田登，自讳其名，触者必重罚。这年，元宵节即将到来。按照惯例，全州上下将点花灯庆祝。由于“灯”与“登”同音，写告示的官员犯了难，于是将“灯”改称“火”，张贴书榜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后人由此故事总结出这句俗语，用来比喻反动统治者能够胡作非为，老百姓的正当言行却受到种种限制。现在也指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对他人却加以限制，实行双重政策。老学庵，是陆游晚年读书之所。在这本约六万字的笔记中，记录的大多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内容丰富，颇具参考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仅记载了田登因讳名而闹出的一个笑话，并没有介绍榜文发出后百姓对他的嘲弄，同样也没有记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话。目前能查到的关于这句话的最早记录，是在晚清作家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零四回“良夫人毒打亲家母，承舅爷巧赚朱博如”中。所以，出于摘用的严格性，我们认为这句话出自该书。吴趼人（1866—1910），原名宝震，字小允，后改名沃尧，字趼人，号我佛山人，广东佛山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记载了近两千个小故事和众多人物，反映了晚清末年中国官场、商场和洋场的种种怪状，无情地揭露了贪官污吏和奸商洋行的丑恶嘴脸。后人将该书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著）《老残游记》
、（刘鹗著）和《孽海花》（曾朴著）合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摘用赏析：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此后，许多开明人士纷纷呼吁改革封建农奴制，扫清西藏各民族进步道路上的障碍。出于对西藏历史和现实特殊性的考虑，中央政府并没有贸然进行改革，而是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定：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政府不加强迫。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部分贵族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阴谋实现“西藏独立”，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并于1959年3月10日发动了叛乱。
中共中央对西藏叛乱作出了快速反应：不先打一枪，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加强防御工事，应对可能继续扩大的事态。适时远在武昌的毛泽东也高度关注着西藏叛乱事件。从3月12日到15日，毛泽东就此问题先后三次致电中央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当前所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具体指示。然而，叛乱分子却将中央政府的宽容大度视为软弱可欺，于3月20日向我党政军机关发起全面总攻。人民解放军被迫反击，在西藏爱国僧侣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仅用两天就平定了拉萨市区的叛乱分子，摧毁了西藏全区的叛乱指挥中心。随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继续出兵山南，陆续平息了其余地区的叛乱，给西藏反动集团和支持叛乱的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异常。4月28日，他为新华通讯社写下了这篇题为《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的电讯稿。
毛泽东在文中首先指出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取得很大胜利的原因——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对这两方面相结合的爱国行为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接着，他列举了一些认为人民解放军平叛无望的言论，诸如：“平叛是不行的，要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供应，道路修阻，工具缺乏，所以平叛无望”、“西藏的地形特别的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等，对支持叛乱的势力进行了辛辣嘲讽。随后，毛泽东强调了平叛后中央在藏军事政策：“要组建藏族劳动人民的自卫武装，少数是正规的，多数是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到那时，人民解放军留下一个师就够了，主力可以撤出。”文章的最后，毛泽东特意提到了印度问题。
印度与我国西藏地区接壤，一直企图控制这一地区。在组织兵力进藏无望后，印度当局便希望维系西藏专制、贫困、落后的现状，以便伺机对其实施控制。西藏上层部分农奴主贵族也需要寻找“靠山”，谋求支持，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勾结起来。早在叛乱发生前，印度就在境内积极帮助西藏叛乱分子组建“西藏自由同盟”、“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作为武装叛乱活动的指挥部，并大肆叫嚣“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煽动藏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反叛情绪。拉萨叛乱被平定后，印度当局又极力收容逃亡到境内的叛乱分子，多次在国际社会中宣称表示同情“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影响极为恶劣。印度此举，显然是违背中印邦交原则的。因为早在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就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以，当西藏叛乱平定后，印度当局非常担心中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找自己的麻烦。毛泽东“宽慰”他们说：“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我们家事还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当然，毛泽东也对印度当局提出了警告：“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文中提到的“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是指从1951年至1953年，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境东段，不断侵犯中国领土的事情。我国政府曾就此问题多次与印度协商，却无丝毫效果。为此，毛泽东再次义正词严地警告印度当局：如果再执迷不悟下去，那么我们所能采取的是“你嚷我必嚷”。随后，毛泽东又以反问的语气摘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古语，言外之意是：如果印度当局再一意孤行，欺人太甚的话，中方只能武力反击之。
遗憾的是，印度当局非但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还进一步激化了与中国边境问题的矛盾。面对印度当局咄咄逼人之势，1962年底，我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对印自卫反击战，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印军，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狠狠地教训了一下这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侵略者。
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
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78页）
名句溯源：
“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出自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难点注解：
这篇序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是年34岁的韩愈，离开徐州幕府到京城谋求发展。至此，韩愈已经为仕进汲汲奔走了近十个春秋，却始终未得重用，壮志难酬，心情抑郁。于是，韩愈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作序相赠，一吐胸中愤懑之气。李愿，号盘谷子，生平不详。盘古，在今河南济源县城北二十里，为李愿隐居之所。这篇序文借李愿之口描绘了三类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过着奴役他人，酒肉声色的生活；二是“穷居而闲处，升高而望远”的山林隐士，过着安然自乐，无拘无束的日子；三是“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的阿谀奉承之人，他们溜须拍马，战战兢兢，过着不为人齿的生活。上述引文描写的即是第三类人，大意是：这些人伺候于显贵门下，在通往权势地位的路上不停奔走，想要抬脚进门却行止不前，想要开口说话却又不敢说出。他们处于污浊之中而不知羞耻，触犯了刑法而遭到诛杀。希望获得非分名利的微小机会，直到老死才肯罢休。这样的人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韩愈长于赠序，此篇艺术成就尤高。苏轼在《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写道：
“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韩序之妙，可见一斑。
摘用赏析：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盲目追求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社会主义建设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1959年6月9日，刚刚从国家计委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任组长的李云仲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党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