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毛泽东在革命初期就从事过这两方面工作，积累了大量经验。他认为，在进行宣传工作的同时，除了利用党内文件、会议外，报纸和广播等时效性强、普及面广的舆论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的《晋绥日报》，更是党中央宣传和发动群众的舆论喉舌，办好这份报纸，对晋绥边区甚至是全国都具有强烈的舆论导向功能。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座谈。
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前一天，即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也有一次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1947年5月以来晋绥边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肯定：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反对了右的偏向，发动了群众斗争，在全区三百多万人口的二百几十万人口中，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又纠正了在运动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因而使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工作中应注意克服“左”倾情绪，对已经形成严重的“左”的冒险主义倾向要引以为戒，及时纠正。
这种背景下，在4月2日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讲话时，毛泽东就很自然地提到报纸应该如何配合晋绥分局党组织开展反右、反“左”工作的问题。他说：“《晋绥日报》在1947年6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但是从1948年1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其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明确指出：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为形象地说明问题，毛泽东摘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句古语提醒各位编辑：从事党的理论和政策宣传工作，要掌握合适的火候，要能准确把握好“度”，做到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更大的成绩。
毛泽东同《晋绥日报》编辑的谈话，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办报方向、风格及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素养和作风等问题。这次谈话中的一些结论性语言，如“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长期指导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名言警策。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1页）
名句溯源：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出自《老子·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难点注解：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侯割据、战火纷飞、百姓涂炭的年代。面对这样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现实，老子却无力改变，只能在精神家园中构建人民生活的理想乐土。《老子·第八十章》就是对理想国度的设想。大意是：国家要小，人民要少。即使有多种多样的器具也不使用；使人民安土重迁而不向远方迁徙。虽有船和车却无必要乘坐；虽有士兵却无需去布阵交锋。使人民返回到使用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
使人民都有甘美的饮食、华丽的衣服、安适的住所和欢乐的风俗。邻国之间能相互看得见，鸡犬之声能够互相听到，人民直到老死都没有交往过。今天看来，老子理想中的“国家”，更像是个小村庄。其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更能充分体现老子的处事观和人生观。老子反对“多智”，认为人在交往时就会产生心智技巧，进而引发祸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他不主张人们往来。后用该句形容彼此不进行沟通，互不了解。
摘用赏析：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西北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主要议题是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党所要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赢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共浴血奋战了二十八个年头。历史经验证明：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后，要想继续保持党的生命力，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保证党的工作方法有现实针对性。大会闭幕的当天，毛泽东专门就此问题作了总结发言。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的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讲话。
在讲话中，毛泽东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经验，对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讨，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提出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即：（一）党委书记要学会当“班长”，善于带动党委一班人开展工作；（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要开会解决；（三）“互通情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五）学会“弹钢琴”，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六）要“抓紧”，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七）“胸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八）发“安民告示”，即开会事先通知，早作准备；（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要简明扼要，开短会；（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十一）力戒骄傲；（十二）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界限。毛泽东对这十二条工作方法作了系统论述。
在论及第三条“互通情报”问题时，毛泽东要求：“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把党的集体领导作为一项重要的组织原则执行下来。其间，虽然有过陈独秀、王明等“一言堂”的家长制作风存在，但经过党内整风运动的整顿，及时清除了这些妨碍党组织集体领导的因素。毛泽东提倡的“互通情报”就是党组织集体领导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原则和方法。它要求党委成员在决策事情时要进行民主的、开诚布公的讨论和交流。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然而，在党委的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与“互通情报”相悖的情况。虽同为党委成员，但工作时不交流，不讨论，这样下去，其结果只能是“彼此之间就缺少共同语言”，造成工作中的分歧，进而影响甚至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毛泽东摘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句古语，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象并婉转地提出了批评，意在唤起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加大互相交流的力度，防止工作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永葆党的集体领导的生命力。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名句溯源：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出自《左传·闵公元年》：
仲孙归曰：鲁难未已。“若之何而去之？”对曰：
“不去庆父，”公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
难点注解：
庆父是鲁庄公的弟弟。庄公死后，其子子般即位。庆父欲篡夺君位，将子般杀死，另立闵公做国君。后来，闵公又被庆父杀害。因为庆父的多次作乱，使得鲁国政局动荡，激起了百姓的愤慨。齐国大夫仲孙湫奉齐桓公之命到鲁国前来对祸乱表示慰问，回国后对齐桓公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就不会结束。”齐桓公问：“如何才能除掉他呢？”仲孙湫回答说：
“庆父一再制造鲁国的内乱，必将会自取灭亡，您就等着吧。”后来发展的情形果然如仲孙湫所料。因民怨太大，庆父在鲁国无容身之地，只好逃到莒国。鲁僖公即位后，向莒国索要庆父。庆父自知回国后没有好下场，只得在途中自缢。后把制造内乱的人比作“庆父”，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意指不把制造混乱的罪魁祸首铲除，国家或社会就不会得到安宁。
摘用赏析：
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时间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即将走向行将就木的生命终点。面对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弃和平于不顾、开战端于国门之内的国民政府突然放出“和平谈判”的空气来。1949年元旦，蒋介石正式宣布“主动下野”，同时发表要求与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和平谈判”的“诚意”。
为了尽快结束战乱，减轻人民痛苦，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表达了愿意同国民党和谈的诚意。3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的谈判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代表团成员为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4月1日，由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包括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裴）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到北平。从次日起，双方代表开始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和谈方案。
早在正式谈判前，中共方面就拟订了和谈的八项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对于这些代表民意的提案，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均表示“条件太高”，不断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在“惩办战争罪犯”的问题上，与中共方面分歧最大。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之前代总统李宗仁声称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的做法，显示出国民政府毫无诚信可言。就在和平会谈的同时，蒋介石却在浙江奉化指挥他在江南的残余部队，经营着长江防线的构筑，企图以和谈换取整军备战的时间，俟机反扑。更令人愤怒的是，就在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同一天，南京六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实现真正的和平。国民政府不顾学生的合理要求，出动军警镇压游行，酿成两人死亡、一百余人受伤、多人失踪的“南京惨案”。国民政府的种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们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更谈不上为中国谋求和平之努力了。
为了揭露国民政府的虚伪，使民众看清事情原委，4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社论首先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指出目前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最终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另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为了分化敌人阵营团结真心期盼和平的人，毛泽东分析了国民政府目前存在的三种类型的人，即：一、坚持地走第一条路的人，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二、愿意走第二条路的人，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三、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对于四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南京造成的惨案，毛泽东认为：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偶然事件”。接下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国民政府真心与中共和谈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那么，就应该立即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将领。这里，毛泽东把这些破坏和平的人比作庆父，并摘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典故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先惩处战犯，消除阻碍和谈的因素，国家才能安定下来，才有真正的和平可言。社论的最后，毛泽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再一意孤行，包庇战犯，企图以依赖美帝国主义对抗中国人民的话，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将迅速渡江南下，取得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的这篇社论，有婉言劝说的恳切言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尽全力争取国民政府军政界一切愿意立功赎罪、可以合作的人的包容性；也有义正词严的坚定性，明确表达了中共方面的政治立场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毫不让步。然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和谈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感化国民政府，蒋介石等继续做着依托长江天险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而毛泽东也在国民政府拒绝接受和谈的电文发出后的次日，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全歼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仅用两天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突破了长江天堑，攻克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至九月底，基本解放了中国大陆。在铲除了“庆父”等人，消除了“鲁难”后，一个朗朗的新中国也随之建立起来了。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名句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