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自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
难点注解：
这是朱熹为《中庸》第十三章“道不远人”所作的注解。大意是：
“为人之道”就存在于各人自己身上，一开始并无区别。所以，君子“治人”，就在于以现存的道，去启发人们“心中”之道，这样才能为人们所乐于接受。“道”，实际上就是道理、法则。儒家认为，道是天然地存在于人自身的，一刻也不会离开。朱熹这句话的本意是启发人们了解“道”、把握“道”并运用“道”。但随着汉语的演变，最终被用作贬义，意指：用别人对待自己的办法去对待对方。
摘用赏析：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并未真心与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他们随即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企图消灭在华中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制定了“肃清”淮河流域和陇海铁路东段以南地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不久，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韩德勤通电全国，诬蔑新四军“破坏抗战”，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制造舆论。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19日）电”，在大肆诬蔑我军“破坏抗战”、“不服从军令、政令”外，还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地区，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面对来势更为迅猛的反共浪潮，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斗争方针和策略。在思想上，毛泽东提醒各级干部要深刻认识到这次反共高潮的严重性：“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在政治上，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阐明“剿共”则亡国亡党，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的道理。动员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在军事上，电令中原局、东南局和新四军，做好各项准备，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同时，为了顾全大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决定作出让步，遵守蒋介石的命令，将主力北移。
共产党的种种努力和让步并没有打消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决心。1941年1月6日，奉令转移的九千余新四军到泾县的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袭击。新四军苦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小部突围外，大都壮烈牺牲。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军长叶挺被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仍以民族大义出发，不与国民党作最终决裂，提出了包括惩办事变祸首在内的十二条处理意见。同时，利用报纸、广播等形式揭露事变真相，唤起国内外爱国力量的支持。一时间，蒋介石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作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第二次反共浪潮在实际上又被击退了。
第二次反共高潮，由蒋介石亲自策划，前后历时五个月。其间，中共方面险情迭起，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为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就非常必要。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撰写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
文中，毛泽东总结了八条经验，即：一、在目前中国之两大矛盾中，中日矛盾仍是第一位的，是基本矛盾；二、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我们对他们也要采取两面政策；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六、一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七、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
毛泽东摘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在总结第二条经验时。在这条中，毛泽东对英美派的大地主地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论述：“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针对这种特点，毛泽东提出对他们应采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两面政策。借用宋代大儒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摘用这句古语，形象并深刻地阐释了对付一切反共力量的基本策略原则。这个策略，从此贯穿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始终。直到新中国建立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还写到：“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五日京兆
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
——《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1页）
名句溯源：
“五日京兆”出自《汉书·张敞传》：
敞使贼捕掾絮舜有所案验。舜以敞劾奏当免，不肯为敞竟事，私归其家。人或谏舜，舜曰：“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是时，冬月未尽数日，案事吏昼夜验治舜，竟致其死事。
难点注解：
张敞是西汉名臣，曾任京兆尹（汉代设置的官职，为三辅之一，主要负责京城治安）达九年之久。《汉书》记载了张敞在任时这样一件史事：平通侯杨恽获罪被判死刑，与其相关的大臣几乎都被停职。杨恽的好友张敞也被牵连，遭到大臣弹劾。絮舜（张敞下属，掌管捕贼职责）以为张敞即将被停职，拒绝执行其命令，还私自跑回了家。亲戚朋友纷纷劝说，絮舜不听，说道：“我为张敞尽力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他也只能当五天的京兆尹了，怎么还有权办案呢？”张敞得知后，将絮舜下狱，并在当年十二月份以拒绝执行公务为由将其斩首。后用“五日京兆”指任职时间短或即将离职，也指做事不作长远打算。如，宋·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九：“时可投劾勇去，顷刻不可留，虽子磬亦自谓五日京兆也。”《鲁迅书信集·致章延谦》：“专门做教员，不知道将来（开学后）可能够。但即使做教员，也不过是五日京兆。”
摘用赏析：
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新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富强，仅靠农村小生产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走出一条工业强国的路子。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果断地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
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断言党以后的工作中心将是城市问题。他曾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此后，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他又多次提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对日作战处于战略大反攻阶段，加之主要城市尚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党中央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实践城市各项具体工作，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多的时候只能在理论上思考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与对策。
进入1948年后，随着人民革命战争全面胜利的临近，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考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2月15日，由他起草的《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以及中工委准备“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并责成各领导机关“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掀开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序幕。经过了七个月的摸索后，这年9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构想。
当时，由于长期饱经战乱，重要城市大都破败不堪，一些资本家担心共产党执政后没收其资本，纷纷将资金转移出去，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况的现象很普遍。所以，想要解决好城市问题，第一步就是在占领城市后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城乡统筹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4月中旬，根据实际情况，毛泽东又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方针。这之后，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和前线各部的电文中，多次就城市工作问题提醒他们要注意总结经验，做好接管工作。
5月2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致华中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电，要求他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5月26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南京市委电，向他们通报北平、天津接收企业的经验。在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要求：“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
这里，毛泽东摘用《汉书》中“五日京兆”这个典故，委婉地批评了那些“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的错误想法和做法，提醒党的各级干部在接收城市的问题上，应将接收与经营统筹考虑，将城市日后的持久发展作为接收的最终目的，将其作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的大本营来用心经营，决不可存“五日京兆”之心，将城市作杀鸡取卵式的战果享受。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6页）
名句溯源：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自《老子·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难点注解：
春秋晚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荒淫无度，视百姓性命如同草芥。朝不保夕的人民认为死是一种很好的解脱，因此对死并不十分恐惧。老子反对战争和杀戮，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怀有深切同情，发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深沉抗议。上述引文大意是：人民不害怕死亡，为什么还要以死亡来威胁他们呢？如果人民真的害怕死亡，对于作恶多端的人，我们就可以将其抓来杀掉，那么还有谁敢为非作歹呢？后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形容不惧困难甚至是死亡的威胁、敢于斗争的精神。
摘用赏析：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开始，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注定走向灭亡的不归路。此时，不仅是国民政府，就连美国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美国政府大力扶植蒋介石，“援助”了大量装备和美元支持其搞内战。眼看阿斗再也扶不起来了，美国政府立即转变了对华策略，并在1949年8月5日，即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抛出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这份长达千余页的白皮书，是由杜鲁门总统在背后主使，国务卿艾奇逊组织专人，用6个星期的时间，在旧档案中选取资料拼凑而成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并收录《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页，一百多万字。主要介绍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取得胜利后的中美关系演变。其中，又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年期间，美国扶蒋反共最后遭致失败的经过。在书中，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予以毫不留情地批判，也对中国共产党极尽污蔑之词。其目的在于：将国民政府倒台的原因归咎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推卸责任，以此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同时，极力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把自己塑造成“和平爱好者”的形象。一时间，《白皮书》在国际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