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的主旨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时要将其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接着，针对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确保私有”错误观点，毛泽东强调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要搞社会主义，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并摘用“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这句古语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阐述。毛泽东认为，现在有些干部，在带领农民开展合作化的时候，受了资产阶级“确保私有”思想的影响，不搞社会主义。尽管他们也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但是他们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这种做法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那么，如何才能尽快摆脱农村贫穷农业落后给农民以“大惠”呢？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把上述做法“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唯有如此，才能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
这里，毛泽东将“义”喻为社会主义，将“惠”理解成不搞社会主义，只改变农民一些生产现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错误做法，对当时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婉转地提出了批评，使分管农业工作的领导同志深刻认识到：这种错误做法如果继续下去，“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原本是一番批评的话，毛泽东却以活用古人名言并赋予新意的方式加以解读，读来让人在心悦诚服之时，不禁心生钦佩之情。唯有毛泽东这样善于运用语言的大师，方有这般魅力。
非圣诬法，大乱之殃
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6—347页）
名句溯源：
“非圣诬法，大乱之殃”出自《汉书·金日磾传》：
太皇太后惩艾悼惧，逆天之咎，非圣诬法，大乱之殃，诚欲奉承天心，遵明圣制，专一为后之谊，以安天下之命，数临正殿，延见群臣，讲习《礼经》。
难点注解：
金日磾（midi）（前134—前86），字翁叔，匈奴休屠王太子。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出兵攻击匈奴，大获全胜。年仅14岁的金日磾被俘至汉廷。后因出色的政治才能逐渐为武帝重用。武帝临终前，令其为辅政大臣。昭帝时，授侯爵。日磾死后，昭帝将其葬于茂陵，赐谥敬候。上述引文记述的是金日磾后人的故事。汉平帝时，王莽专权。金当（金日磾的曾孙）的母亲恰是王莽母亲的妹妹，他就上书请封其母为太夫人。金钦（金日磾弟弟金伦的曾孙）也趁机上书要求为祖父和父亲立祠庙。大臣甄邯反对金钦的做法，说他是“非圣诬法，大乱之殃”。非：通“诽”，讥议；圣：圣人；诬：诽谤；法：法度；殃：开始。“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意思是：讥议圣人，诽谤法度，是大乱的开始。
摘用赏析：
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临时会议，对次日将要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作最后的审议。审议通过后，针对一部分民主人士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法不甚理解的现象，毛泽东专门就此问题作了这次讲话。
毛泽东认为：人总是有缺点的，“老
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是封建卫道士们为了维护传统礼教与封建法度，制造圣人崇拜以束缚百姓们思想言论的欺世之言。毛泽东在这里予以批判，要求广大共产党员不要这样，要实事求是，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以一个辛亥革命的亲身参与者和一个理论家的战略高度出发，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统一了与会代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为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关于人要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的论述，保护了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的同志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以更高涨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64页）
名句溯源：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难点注解：
《孟子·滕文公上》共五章，“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出自第四章“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本章主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繁多。农家依托神农之言，主张人人从事农耕，反对社会分工。一个叫许行的农家代表人物，带着自己的信徒从楚国至滕国，请求做滕文公的百姓。滕文公答应了他们。此后，他们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以打草鞋和编织为生，一时间效仿者甚众。原先信奉儒家学说的陈相等人也带着农具来到滕国，追随许行学习农家思想，并向孟子宣扬农家学说。全文借孟子与陈相对话的形式，谴责了陈相背叛师门学习许行的错误做法，批判了许行“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否认社会分工的错误观点。最后，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指出：事物之间千差万别，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不切实际抹杀这种差别，就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本章中，孟子虽然也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的封建等级思想，但他承认社会分工和事物之间固有区别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并借鉴的。
摘用赏析：
近代以来，中印两国由于具有相似的被侵略历史和革命任务，互相关注着彼此的民族解放事业，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了良好的兄弟情谊。
1954年10月19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携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一起访问中国。为了欢迎这位给予中国革命巨大帮助的“故人”，毛泽东甚至打破外交惯例，破格热情接待。据印方史料记载，尼赫鲁乘敞篷车由机场到宾馆一路上竟有100万人夹道欢迎。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毛泽东与尼赫鲁一起谈话的时间甚至超过他与周恩来一起谈话的时间。
毛泽东一生只去过两个外国的领土：一个是苏联，另一个便是印度驻华使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对尼赫鲁的到来如此激动不已呢？抗战爆发后，尼赫鲁等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开始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援中国。尼赫鲁号召各地群众举行游行集会，支持中国抗战。他多次在演讲中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与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友好联系，我们要像同志一样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他们的危难和痛苦，我们感同身受。未来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与他们荣辱与共。”此外，尼赫鲁还在百忙中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并亲手促成抗战中广为中国人民称道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可以说，毛泽东与尼赫鲁的深厚情谊，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中结成的。
1939年，为深入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甘地特意委派尼赫鲁前往重庆实地考察。此次中国之行，尼赫鲁还准备在重庆考察结束后，转往西北各地，进一步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不巧的是，欧洲战争的爆发使得印度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尼赫鲁不得不提前结束在中国的考察回到祖国，错过了与毛泽东谋面的良机。1954年10月的这次中国之行，是尼赫鲁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据现存史料知，尼赫鲁在中国访问的一个星期中，毛泽东共同他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谈话。其中，尼赫鲁到达中国的当日，即10月19日，是第一次；10月21日，是第二次；10月23日，是第三次；10月26日，是第四次。毛泽东摘用“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古语是在第二次谈话时。本次谈话的主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原则”。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这个原则作了解释，他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随后，毛泽东摘用孟子这句充满朴素哲理思想的名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说明：国与国之间国情不同、政策不同，这是一种客观现象。某些大国不应该无视这种差异，把自己的政策强加到别国头上，实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番入情入理的话，使尼赫鲁产生了共鸣。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页）
名句溯源：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出自《老子·第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难点注解：
这是一段特别能体现老子辩证法思想的著名言论。大意是：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强大它；想要废除它，必先兴旺他；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这种道理很微妙，所以柔可以克刚，弱可以胜强。后用“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说明一种处事的策略。
摘用赏析：
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新高潮。到1955年底，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后，毛泽东开始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绝大多数作坊都一直保持着手工劳作、分散经营的状态。他们或世代相传，或家庭独营，或自成一体，无论是组织方式还是生产数量都不能和现代工业化同日而语。为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制定了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方针。经过几年的奋斗，到1955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有了显著上升，但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急速到来相比，还是显得滞后了。与此同时，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部分传统技术面临失传危险等问题。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相当程度上的难度。
1956年3月4日，在听完国务院有关部门手工业工作情况汇报后，为解决手工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作了一场讲话。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的题为《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讲话。这次讲话，共谈了十一个问题：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相对较慢，以后要在工作中掌握好；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要控制好；三、手工业要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四、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点要适当分布，不要撤点过多；五、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七、尽快制定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八、国家调拨物质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九、要把手工业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十、党委干部要乐意做手工业的工作；十一、要树立手工业合作社组织的典型，加大宣传。
毛泽东摘用“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句充满辩证哲理的名句是在谈到第八个问题时。当时，部分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存在轻视手工业合作社的情况。他们在调拨物资作价时，往往给国家企业以优惠，而手工业合作社却享受不到这种优惠。毛泽东对这种不公平现象非常不满意，他明确要求：“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为改变这种情况，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这种做法被毛泽东形象地称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毛泽东就解决手工业改造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十一条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日后开展这项工作的具体参考标准。正因为如此，在三大改造中原本处于相对弱势的手工业不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逐步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甚至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越加重要的作用。
逝者如斯夫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水调歌头·游泳》（一九五六年六月）（《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名句溯源：
“逝者如斯夫”出自《论语·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难点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