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篇主要记述孔子提倡礼教，鼓励人们勤学不怠，以及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人生观。罕，是稀少的意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孔子在面对滔滔流逝的江河时有感而发。他认为时间就如这水流一样，昼夜不停，而人生苦短，应该抓紧时间学习，不要辜负大好年华。该句成为劝说人们珍惜时间、勤学不倦的名言警句，沿用至今。
摘用赏析：
1956年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基本结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时，毛泽东决定南下视察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进行新的探索。5月30日，经广州到达武汉。
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这次来武汉，工作之余，他曾在6月1日、3日、4日三次畅游长江，豪情奔放，欣喜异常，写就了这首唯一以游泳为题材的诗作——《水调歌头·游泳》。
词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平和心境入题，接着笔锋一转，点出此次“游泳”的环境：“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写出了诗人此时在长江中流击水所感到的宽阔意境。据毛泽东在1957年2月11日致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信知，当时毛泽东“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而诗人却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心态应付自若。“今日得宽余”是写实，诗人在南下之前，听取三十多个部委汇报，历时两个半月，刚刚完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力作。回想起过去奋斗的峥嵘岁月，诗人不禁发出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慨，意在说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词的下阕以勾勒新中国的建设宏图起笔，催人奋进。“一桥飞架”
指的是当时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该桥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桥梁，属于五十年代重大工程之一，1955年开工，1957年建成通车。“天堑”是南北朝时孔范对长江的称谓，以为天然的险阻。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而心情沉郁的毛泽东曾在此写下了悲壮苍凉的诗篇《菩萨蛮·黄鹤楼》，所见唯有“沉沉一线穿南北”
的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压抑。三十年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图已在诗人心中架构。“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写的是诗人想象中的长江三峡工程。历史上，长江洪水泛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严重的洪水灾害给生活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多次重大损失。三峡工程不仅可以极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还能蓄水发电，疏通航运，造福一方。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就提出了开发三峡水力发电的设想：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然而，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这不过是美好的构想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筹备建设长江三峡的各项准备工作。到1955年，全面开展对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的勘测、科研、设计与论证工作。“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是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他认为，如果巫山神女（相传为西王母之女，名瑶姬，称云华夫人，曾在巫山助大禹治水）还健在的话，目睹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巨大变化，也会为之惊叹的。
毛泽东一生“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年轻时曾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英迈诗篇。63岁高龄时依旧壮志不减，纵游长江，驰目万里，《水调歌头·游泳》一词正是他老当益壮的真实写照。全词以游泳为经纬，从今天追忆历史，从现实巨变溯及宏图构想，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指点江山，既有豪放奔腾之激情，又有婉约唯美之浪漫，是诗人晚年诗作中的佳品。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8页）
名句溯源：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出自《老子·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难点注解：
老子的辩证法已经具备了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哲学命题，他认为相反的事物可以转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这样一句充满智慧的著名哲学命题。但应该看到，矛盾双方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老子不但没有指出“祸”与“福”相互转化的条件，似乎还认为这种转化不需要主观上的努力就可以实现。这种思想代表了逐步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普遍心态。他们无力改变逐渐失去一切的现实，只是希望这些“祸”自动转化成“福”。但是，今天我们不能站在超越阶级的立场对老子的哲学思想作出苛刻的评价，更不能否认老子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巨大贡献。
摘用赏析：
对《老子》一书的阅读，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的心得。在读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蔡元培译）时，毛泽东也留有“老庄绝学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的评价。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读《老子》时，对书中处处闪烁的辩证法思想很是欣赏。
在文章写作中，毛泽东也时常引用《老子》中充满哲学辩证思想的话语来说明道理。其中，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摘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一例明证。
1956年，国际和国内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召开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波折；在国内，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随之突显，甚至进一步激化开来。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需要有新的理论、新的方针和新的方法来解决，以便及时总结经验，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毛泽东这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巨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总题目。虽然也要涉及敌我矛盾，但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为了叙述方便，共分十二个部分展开，即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问题；四、工商业者问题；五、知识分子问题；六、少数民族问题；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十、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十一、关于节约。
毛泽东摘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古语是在论述第十个问题时。
1956年，在我国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事件。毛泽东尽管不赞成群众闹事这样的坏事，但同时又认为，“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点上来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接下来，他援引了匈牙利事件和反共反人民风潮事例来证明这种观点。他认为，尽管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但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对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风潮，毛泽东同样指出这件坏事背后的好事：
“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为此，毛泽东要求大家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就是中国古代先哲老子认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为了更好地解释清楚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道理，毛泽东又以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局面的现状为例分析到：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因为按照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换的规律，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而这种转化的决定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页）
名句溯源：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出自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序》：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难点注解：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选本诗文总集。因该书是昭明太子萧统召集文人编纂而成，故名。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南朝（梁）文学家。他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并在天监元年（502）被立为太子，但未及即位而卒，年31，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年少时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高度喜爱，博闻强识且读书刻苦。史书赞曰：
“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组织文士编辑集先秦至梁朝八九百年间各种文体代表作品之大成的《昭明文选》，收录了130多位知名作者的752篇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旧时读书人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文选》（序）是萧统亲自撰写、置于全书篇首的一篇文章。主要阐述文章典籍的发端，简述了诗、赋、辞、论等文体的发展史略，同时说明本书的选录标准：宣传道德的“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圣贤经书不选；以思辨思想为核心的诸子著作不选；以纪事纪年为主的史书，除略选其中颇有文学辞藻和风采的论赞部分外，其余有关史事因果的叙述，一概不选。总而言之，全书的选录原则是“事出于沈（“沉”的旧体字）思，义归乎翰藻”。这句话成为后人评价文章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大意是：文章的典故和言论，是经过了仔细的思考推敲；文章的形式和辞藻，必须是华美清丽的。
摘用赏析：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曾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要使预言变成现实，在文化工作中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这一论断，既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他在一个月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题讲话，并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的著名论断，明确了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是有着积极指导意义的。但是，党内有部分同志对此不甚理解甚至有抵触思想。加之五十年代初发生的“文坛三公”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使一部分文艺界人士产生了政治压抑感和恐惧心理。为了消除文艺界人士的顾虑，详细阐释党的文化工作方针，批判当时在文艺创作中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1957年3月8日晚8时至11时55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等文艺界名人座谈，就思想动向和意识事态方面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并回答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这次谈话，涉及内容非常繁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遗产继承、文艺的目的是否要求所有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等问题，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摘用“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是在谈及文艺批评现状这一问题时。
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是对作家有所帮助的，不是骂一顿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搞文艺批评，“最好跟被批评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本着“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的出发点来搞文艺批评工作。随后，毛泽东谈起了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史，并认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以后有《文心雕龙》等。这里提到的《典论》是曹丕（187—226）的一部学术着作，《论文》是其中的一篇。此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专着，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基础。《与杨德祖书》也是魏晋时代的一篇重要的文学评论。作者曹植（192—232）在文中对文学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着，也是一部理论批评着作。作者是南朝（梁）刘勰（约465—520）。最后，毛泽东又提到了《昭明文选》一书，认为这里也有“批评”：“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后世向来将《昭明文选》序言部分作为研究萧统选文准则的参考，而毛泽东此处却认为这是编者在进行文章撷选时所持的批评态度，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批评理论问题，是非常专业的知识，毛泽东在这里却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之深，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他对迅速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翘首之情了。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