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通如来对我说：“我在北局储蓄所200元的一个存折，5日在华严寺被总部的红卫兵从身上抄去的，前两天一个女红卫兵去拿这存款，恰巧碰着这个营业员与我熟识的，就说：‘你爸爸我认得的，他在寒山寺做当家和尚，一个月的工资多少钱？’女红卫兵说：‘瞎说，我爸爸不是和尚。’营业员问：‘那你这个存折是哪里来的？’这个女红卫兵顿时目瞪口呆，就说拾来的。又问：‘你是哪个单位的？’答：‘红卫兵总部的。’营业员说：‘存折放在这里，叫你们总部来人说明情况后再作决定。’就通知我办了手续，把存款交还给我。”
10月6日，红卫兵总部又把目光转向了西园戒幢律寺，勒令寺内僧人把所有公私财物以及法器等宗教用品全部交到华严寺，并强迫僧人用两部小板车运送了十多天。当然，这远远不够，西园自历史上遗留集藏的众多典籍，更是难以逃脱他们的眼光，他们又要强迫僧人把所有的经书统统送到华严寺去销毁了。在这危急关头，明开法师对他们说：“经书很多，人力不够，又没有大的卡车装运，而且其中许多是有文物价值的古籍善本经书，不能一律搞掉，目前先把它封起来，以后再作处理。”红卫兵同意了。这笔价值连城的佛教典籍幸免于难。为了使寺内的文物万无一失，从1966年10月到次年1月间，明开法师带领全寺僧众，紧闭寺门，以防不测。
1967年1月，苏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成立，由于派系对立，一反市红卫兵总部破坏寺庙、摧残僧人的常态，红卫兵突然对西园戒幢律寺“友好”起来。明开法师机智地利用红卫兵彼此间的派系矛盾，亲自到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去劝说红卫兵：
西园是个文物保护单位，许多经书像是国家的文化遗产，有些红卫兵要来搞掉它。搞掉容易，以后如果需要恢复，那要花多大的代价！我要求你们出个保护的告示，保存这个名胜古迹。
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对明开法师的这个建议经过几天的研究，最后在1月13日，由王旭华出面，把一张保护西园戒幢律寺的《通告》交给了明开法师。
苏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设在怡园。明开法师从王旭华手中接过《通告》，赶快回到西园，贴在寺庙的大门上。在当时混乱不堪的毁庙风潮中，这张《通告》确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就在那天晚上，有一件事发生在西园寺的大门口。
住在西园附近有四名从北京、天津来的红卫兵，那天傍晚来到西园寺闹事。他们来到庙门口，指名要明开法师出来问话。明开法师出来以后，他们问明开法师：“这张《通告》是你去弄来贴出去的？”明开法师说：“是的。”
他们指着《通告》说：“什么文物保护单位，完全是个封建迷信堡垒，没有保留的必要，要搞掉它。”明开法师解释说：“这是总司令部的《通告》，你们应当遵守。”他们听后，诡辩说：“这是苏州地方性的红卫兵组织，不是全国性的，只能管苏州的红卫兵，管不到我们北京、天津的红卫兵，我们不受它的约束。”明开法师回敬说：“同样都是地方性组织的红卫兵，苏州的红卫兵管不到北京、天津，北京、天津的红卫兵也管不到苏州，苏州的事由苏州的红卫兵来管，你们只能回去管北京、天津好了。”这四个北京、天津来的红卫兵，一时无言以对，便恼羞成怒地说：“他妈的，你是红卫兵吗？”然后就打明开法师耳光，打得两耳流血。四个红卫兵见状，怕把事情闹大，就乘着暮色，逃之夭夭。从此以后，明开法师双耳失聪。
1967年1月26日，苏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从此苏州市的造反派分为“支派”和“踢派”两大派。所谓的“支派”就是支持革委会，而所谓的“踢派”
就是反对革委会。支、踢两派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武装格斗。
火烧赵天禄（石路的一个巷子名）时，在西园寺就能看到熊熊火光，而西园寺寺院的墙壁上也有弹痕。这时长青公社武装民兵来西园戒幢律寺驻防，个个荷枪实弹，还有机关枪等大型武器。明开法师主动到斋堂前对一位身挂手枪的指挥员说：“同志，我们这里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经书佛像等文物，要求同志们保护，不要搞掉。”这位指挥员对明开法师说：“我们是来保护这一地区的安全，不是来搞掉这些东西的。你们放心，有我们保护着！”说完之后，还在大门口设置了岗哨，无出入证者，一律不准入内。
1967年9月底，长青公社武装人员撤离西园戒幢律寺以后，寺庙的房屋、土地、家具被社会上的一些单位、个人蚕食瓜分。一些所谓“革命组织”
的干部、骨干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纷纷搬进寺院居住。苏州市第三药厂，抢占了延寿堂、禅堂、法云堂、客厅、斋堂、大寮，而华东勘探队则抢占了藏经楼、爱道堂。
从1968年6月3日起，造反派开始强迫寺内僧人到农场去参加劳动，第一批先去了苏州农业学校农场，到1969年，寺内僧人则尽被派遣到灵岩山农场。1970年3月17日，西园戒幢律寺划归给苏州市园林管理处管理，寺院里没有一个僧人。
在1967年9月底到1970年3月17日这两年五个多月的时间里，西园戒幢律寺的处境十分恶劣。被赶到农场劳动的明开法师心中始终牵挂着寺院，尤其是藏经楼里的经书、佛像。1968年冬的一天，明开法师从苏州农业学校农场回到西园，当他看到一名妇女正在把经书当废纸来生炉子，就赶紧找到华东勘察队的负责人到藏经楼查看，发现三千多册《龙藏》、梵本、线装本经书，有的用背面来写大字报，有的用来糊窗子、贴墙壁，还有的用来垫床脚。明开法师告诫华东勘察队的负责人说：“这些经书都有着很宝贵的文物价值，你们能不能把它们封存起来，国家以后会用得着的呀。”从而阻止毁坏佛教经典事件的继续发生。
在保护西园戒幢律寺的日子里，明开法师不仅要面对造反派、红卫兵，还要面对寺院僧人的质疑。1967年1月14日晚上，红卫兵为明开法师安上“抗拒破四旧运动，私将佛教协会公款一万元给高其志（当时的宗教处处长）”的罪名，并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和一个“刘邓黑路线人物，顽固封建迷信头头”的头衔，在西园寺客堂进行批斗，还让六净法师陪斗，美其名曰“过生活”。在红卫兵给明开法师“过生活”的时候，寺院里的少数几个出家人也乘机大打出手。有一个名叫原定的出家人，首先猛击明开法师的头部，几个红卫兵也跟着拳打脚踢。17日，灵岩山召开批斗苏州市宗教处高其志处长的大会，明开法师和安上法师被押上台陪斗。会后，那几个主张“造反有理”
的出家人，有的主张把明开法师留在山上斗，有的主张带回苏州囚禁起来。
最后的结论是在西园寺里囚禁起来。24日，几个出家人成立了一个“西园红色革命造反队”，冲击丈室，抄走佛教协会的所有现金，临走时对明开法师说：“夺权嘛，当然要由我们来掌管。”2月中旬，造反队再次串通红卫兵，在客堂里给明开法师和安上法师过“生活”。据寒山寺性空法师说，他们把安上法师的眉毛剃得一干二净。
1967年初，一个叫慧永的出家人跑来告诉囚禁中的明开法师说：“苏州市第三药厂的人同我说，西园的这些老爷（指各种佛像）可以弄掉了，把全部房子都给药厂使用，西园的人，不论有无劳动力，生养死葬，一切由药厂包下来。”这件事很快在全寺传开来，另两个出家人浩莲、仁理也跑来补充说：“这是个好机会啊，往后大家的生活都有依靠了。”他们见明开法师无动于衷，就威胁说：“我们已经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复电，同意把西园改为工厂，也同药厂订了合同，你也得签字。”明开法师反驳说：“是否有这个复电，你们自己知道，我在西园只有管理的责任，没有处理掉的权力，谁要搞掉西园谁自己去负责，用不着找我签字。”他们听后，就当面骂明开法师：“这个死顽固的家伙，只知自己当方丈，不顾大家的死活，我看你这个方丈还能当几天！”
1969年3月10日，西园戒幢律寺的僧众全部集中到灵岩山农场参加劳动，12日逼迫取消汉传佛教宗派传承的法名，一律强迫恢复俗家姓名，并且不准吃素，强行开荤。从此日起，明开法师被迫脱下了僧装，换上了草绿色的军装，重新用徐德贤的名字。
1969年11月25日，工宣队动员全体僧众写决心书“下山回乡”（还俗回家），娶妻生子；1970年3月17日，最后一批“下山回乡”的僧众受到了工宣队（工人社会主义宣传队）敲锣打鼓地热烈欢送。至此，苏州佛教僧团被遣散。1970年4月25日，工宣队分配明开法师到天平果园担任治虫工作，每月发生活费12元，后加至17元。1970年5月7日，工宣队勒令全苏州尚未还俗返乡的僧人把户口、粮油关系全部从寺院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迁到新工作单位安家落户。从此，苏州市已没有一座寺院，也没有一个显比丘相的出家人了。
就在苏州佛教“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明开法师又重新回到西园。
1970年7月27日，明开法师拿着天平果园革命委员会致苏州市博物馆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到西园报到，开始整理清刻《龙藏》。到9月28日，历时二个月，于10月7日又重新返回天平果园。这次整理清刻《龙藏》，把“文革”前期遭毁的典籍作了一次盘查清点，并把一些珍贵文物封存了起来，这也为“文革”后期文物的保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71年初，经苏州市园林局与天平果园协商，临时把明开法师调回西园工作10天，撰写西园戒幢律寺、寒山寺、灵岩山寺、云岩寺几个寺庙的历史概况和文化掌故，使园林局负责人认识到保护佛教文化的重要性。苏州市园林局在1971年9月27日就正式把明开法师调回西园工作。他每天上午参加园林劳动，下午则回到西园整理原西园戒幢律寺和寒山寺的经书文物，每月发给生活费17元。这项工作持续到1973年12月14日，明开法师共计整理出西园戒幢律寺的经书63229册，寒山寺的经书8513册，并把11532册乩坛伪造、反动会道门以及民间流传的封建迷信书籍从佛教经书中剔除出去。此次整理，两寺经书合计达83274册。“文革”后出版的《苏州市古籍善本书目录》一书的序言中，对明开法师的佛教文献整理工作作了如下评价：
苏州佛典经藏蔚为大观，虽屡遭浩劫，犹得大数幸存，数量之多，品种之富，版本之全，殆可称为冠绝东南，载誉全国。
由于明开法师舍生忘死地护持和竭尽全力地工作，使今日苏州西园戒幢律寺藏经楼以佛教经典收藏丰富、善本图书保存良好而称誉海内外，为20世纪90年代创办戒幢律佛学研究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被佛教界和学术界赞誉为“冠绝东南，载誉全国”。
陆放眼世界文化交流
苏州园林甲天下。西园戒幢律寺在“文革”期间虽然扮演成园林角色，但它的园中有寺、寺在园中的人文魅力，吸引了国际友人的眼球。1971年2月，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西园游玩。1972年2月，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夫妇及其儿女一行，也来到西园观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5月中旬，苏州市委的张、徐二同志来到西园，找到明开法师和安上法师说：“你们二人都在西园，很好！现在有一批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来苏州参观访问，要请你们二人出面接待一下。”明开法师回答说：“这倒没有什么，我们本来是和尚嘛，只是僧衣一件都没有，如何接待呢？”市委的同志马上说：“我们现在就去做。”明开法师在1973年5月25日写下的《备忘录》里说：“服从国家需要，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我今天又落了发。”
1973年5月26日，明开法师出面接待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谈会访华代表团”，这是苏州市在“文革”期间重大外事活动，引起苏州市委的高度重视，从天平果园把宏法、惟洞、果空、果度、了性等几位僧人调来，重新穿上僧装，陪同明开法师接待。这使80岁高龄的西川景文团长与84岁高龄的大河内隆宏副团长等11位日本佛教界友人很惊讶。尤其是秘书长营愿惠庆法师，“文革”前曾九次来访苏州，对苏州佛教界比较熟悉，当他看到老朋友明开法师和安上法师依然法相庄严，西园寺佛、菩萨、罗汉像保存完好，感到由衷地高兴。明开法师参与的这次外事活动，预示着“佛教的春天”即将来临。从1973年11月起，苏州市政协照旧发给明开法师在“文革”初期停发的生活补助费40元，并从当年7月起开始补发。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革”宣告结束，佛教界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新时期。1977年12月，明开法师当选为江苏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9年8月23日，苏州市佛教协会恢复活动，明开法师继续任会长。1980年元旦，西园寺、寒山寺与灵岩山寺归还苏州市佛教协会，明开法师仍为西园戒幢律寺方丈。
新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改革开放。从世界各地来苏州参观访问的国际友人，以及港、澳、台同胞，都十分关心苏州佛教的现状。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佛教的发展，主要作为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窗口，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开法师作为苏州佛教界的领袖，不顾高龄多病，积极配合苏州市的外事工作，接待了大批国际友人和港、澳、台同胞。兹把保存在西园寺档案室的《明开法师日记》里的珍贵资料梳理如下：
1977年6月28日会见日本德岛县经济界友好访中团的成员之一，德岛市瑞岩寺的内藤至道大和尚。
1979年10月27日着僧装，会见香港工商界代表团一行40多人。
1979年10月31日参与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西川春惠、和日水惠、月田和子来苏州进行友好访问的接待和宴请活动。这三位日本客人乃是由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居士和夫人陈邦织女士陪同来苏州进行友好访问的。
1979年11月初再次着僧装接待日本客人恒本刚一先生。（附注：从此以后，苏州僧人逐渐恢复了僧装，到1980年基本上没有着俗装的僧人。）1980年4月5日在火车站迎接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像中国展”访中团。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像中国展”访中团（寺院关系派遣团）成员如下：
名誉团长：森木孝顺，唐招提寺，长老。
团长：清水公照，东大寺，别当。
多川乘俊，兴福寺，管主。
松本实道，西大寺，长老。
河野清晃，大安寺，管主。
小松道园，泉涌寺，长老。
秘书：原信之，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
该团由真禅法师陪同从上海来苏州进行访问，明开法师、安上法师、净持法师及苏州市统战部于部长组成接待团进行接待。
1980年4月20—22日由明开、明学、安上、净持、雪相、明福诸位法师和吴敬修组成接待团，接待美国纽约“美东佛教总会回国朝圣团”，成员如下：
顾问：应行久先生，67岁，应行久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