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每年接待港澳台和海外侨胞，国际佛教、文化参观有二十多批三百多人。寒山寺除夕听钟声法会的日本客人从八○年三百多人，到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千余人。日本客人赞赏“寒山寺年年变个样”，这说明宗教政策的落实，也说明国家安定团结、国富民强。现在请法师写字留念，除张继《枫桥夜泊》诗外，要求写“和”字的也多起来了，希望和平、中日友好的呼声越来越高。香港佛教青年协会朝圣团，他们赞扬内地佛教“寺院重修及重建的迅速，青年僧才培养的严格，弘法工作的推动和寺院管理的严密，唱念及法事皆臻至善的境界，永远成为我们的典范”。印度佛教访华团参观三所寺院，看到庙貌庄严雄伟，有许多小和尚，保存有十多万册经书，有汉语、有藏语、有缅甸文、有巴利文版的，惊叹说：“对你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真正的信服了。”这些赞扬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更主要的是对政府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充满了信任。认真做好接待工作，对增进了解，增强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起到良好的作用。
接待“三胞”工作中，港胞较多。他们对祖国怀有真挚的感情，对内地佛教的兴复抱着殷切的愿望和有力的捐助。香港圣一法师赞助西园大佛贴金，我们也随喜天坛大佛祷造施资十六万元。继一九八二年安上随茗山法师赴港讲学之后，今年佛协应香港宝莲寺的邀请，组团访问了香港，一行六人，参观了二十多所寺院，与香港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有了新的发展。
和台胞的接触也有所进展，台湾船民、海员在海上遇难逗留期间，到苏参观，我们都热情接待。近几年来与台湾僧尼和在家信徒也有来往，言谈中大家表达了统一祖国的愿望，一位台胞讲“台湾人民也希望蒋经国与邓小平握手言和”，我们说希望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统一大业。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后，僧尼直接来苏的也增多了。一位法师想在台湾建五百罗汉，要求资料，我们把五百罗汉全部照片送给他们，台湾一位居士讲台湾讲大陆没有庙，没有和尚，看到你们消除了疑虑，他要求在大殿前多请几位法师合影留念，带回去给大家看看。在接待台胞中，我们体谅他们的处境，观点不强求一致，但我们言谈要有立场，在祖国统一大目标下，在乡情、宗教感情上多做联谊工作，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对他们的要求，给予方便满足。台胞的来访，有的寻师访友，有的负有祖国统一传递信息的使命，这是我们宣传“一国两制”的好机缘，我们不失时机地热情接待，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首先，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是情真意切，“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可行的是不变的，落实宗教政策是真实的，佛教的前途是乐观的。因此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充满信心。
我们本着多交朋友，广结善缘，促进世界和平的宗旨，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我们接待来自美国、新加坡、印度、尼泊尔、泰国、朝鲜等国家宗教和文化代表团，和日本的宗教代表团往来较多。一九八三年三月明学法师任“中国宗教代表团”
副团长，应邀赴日本参加日本宗教界和平会议，会后参加了日中友协名誉会长大西良庆长老的安葬仪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学法师得体地回答了日本和尚提出的问题，他们赞扬“中国的代表团有文化，有宗教修养，有国际知识的世界第一流水平的人士”。为我国赢得了荣誉。
在接待工作中，我们注意礼貌，不卑不亢，重气节，讲国格，讲人格。互赠礼品按外事纪律处理。在接待大型代表团时，都事先做好准备，对这个宗派如不熟悉就查阅资料。对政策性强的问题，我们多请教领导和有关部门，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政策许可的就办，如一位日本僧人要求在“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供一尊观音表示悔忏，我们认为这不是宗教场所，不能供观音，就给予回绝。他要求在上海请一尊菩萨回国供奉，表示中日友好，我们就同意，有关涉外工作我们多做请教汇报，避免出政治上的差错。
搞好接待工作，除自身佛学修养外，要多学习政治和有关政策，提高认识，并经常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做海外联谊工作。在交往中也应认真学习人家的长处，如来访者对中国文化、历史、宗教比较熟悉，对本宗教的源流和定义通达，言行有礼貌，我们有的地方就欠差。
明开法师的爱国爱教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繁忙的接待工作中，自觉地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了海峡两岸佛教界的了解，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现身说法。
把苏州市佛教协会工作的中心落实在寺院佛教信仰建设上
明开法师领导苏州市佛教协会工作38年，在最后的15年贡献最大，就在他即将离开人世间的前夕，仍然抱病出席苏州市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并再次当选为会长，把苏州市佛教协会工作的中心落实在寺院佛教信仰建设上。他在1994年1月5日致的大会《开幕词》中指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佛教界自身建设，提高四众弟子的总体素质，进一步发挥佛教的优势，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贡献。会议期间，我们将聆听党政有关部门领导讲话；听取安上法师代明开法师作苏州市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修改苏州市佛教协会章程；选举新一届领导机构和成员；学习、讨论和今后贯彻《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以及学习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的主要文件，总之这是一次关系苏州佛教前途和趋势的会议，是一次总结过去，面对现实，开拓未来的会议，对今后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这就充分说明，明开法师领导的苏州市佛教协会，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参政议政的途径，帮助党和政府理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政教关系，在基层层面上落实了中共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苏州佛教经验，值得学术界和佛教界认真总结和借鉴。在明开法师等前辈主动配合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教关系的基础上，把寺院的佛教信仰建设好，这既是明开法师的期望，也是党和政府的期望，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具体实践，它关系到苏州佛教的前途和发展趋势，为整个中国汉传佛教的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苏州模式”。
其实，早在1980年12月15—25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上，明开法师就提出了“文革”以后的寺院信仰建设问题，即“政策要像政策，干部要像干部，庙要像庙，和尚要像和尚”的“四像”理论，后被大会总结为“凡是按宗教活动场所恢复的寺庙，应该以僧尼为主，园林、文化、文物等部门为辅进行管理。应做到庙像庙，和尚像和尚”。
并对寺院信仰建
设中容易出现的封建迷信与正常的佛教信仰问题做了具体界定，他说：
什么是封建迷信？我认为反动道会门、巫婆神汉、看相算命、神水治病、风水阳宅等，这些是过去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没有什么道理。还有些外道偷取佛教经典语言，作为掩护他们不正当的活动。解放后，这类迷信已经逐步消失，但在个别地区还有个别坏分子进行这类迷信活动，这会影响我们的正当信仰，以假乱真，混杂不清。作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说，我们不能漠不关心；我们主动反对那些封建迷信，正是为了维护我们正当的宗教信仰；我们信仰正当的宗教，要防止与封建迷信混淆一起。
什么是正当的宗教活动？大家知道：就我们佛教来说，烧香拜佛、早晚功课、上供普佛、念经拜忏、焰口系念、念佛打七、参禅打坐、讲经说法、收徒传戒、流通经典、设斋供众、佛像开光、祝圣法会、水陆斋天等佛事，都是正当的宗教活动。政府保护我们这样的宗教活动自由，也不许别人加以干涉。
由此可知，明开法师主张在中兴佛教的同时，应该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对待佛教信仰问题，首先要区分出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正当的佛教活动，然后把佛教信仰建设与遵守国家法律结合在一起，他说：
什么是非法违法活动？是指那些造谣惑众、医病赶鬼、诈骗钱财、妨害社会治安、妨害生产建设、妨害人民身体健康，甚至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对这些，政府是绝对不容许的；情节严重的，还要依法惩处。我国新颁布的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在刑法第166条又规定：“神汉巫婆借迷信造谣、诈骗钱财活动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行使信教自由的民主权利，对于那些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人，我们应该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如果他（她）们不听，可以汇报政府处理，我们制止非法违法活动，正是为了维护我们正当的宗教活动；我们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也要防止有人搞非法违法活动。这是我们佛教徒爱国守法应尽的责任。
这样一来，明开法师就把苏州的佛教信仰建设纳入了国家法制的轨道，使佛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许多在历史上有影响的重点寺院急需恢复，但国家财政又有困难，靠佛教信徒捐献，又要合情合法合理地进行，为此明开法师提出了以下5点注意事项：
1.要报请当地政府领导部门同意和支持。2.不能让施主倾家荡产，也不能影响施主生活和家庭团结，而要量力而行。3.完全出于施主自觉自愿，不能用摊派方式和指定数字。4.不能动用国家和集体的公共财产。5.防止贪污舞弊，也要防止别人利用化缘名义进行招摇撞骗。
另外，佛教寺院信仰建设除了恢复寺院的硬件建设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僧人素质教育的软件建设，在中国佛学院和苏州分院教育不能满足寺院对僧人需求的情况下，明开法师提出了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教育僧人的方法作为补充，“就地培养”，以解决僧才严重短缺的燃眉之急，但也不能急躁冒进，要根据寺院的具体需要和条件，来妥善解决佛教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
我想：带小和尚也要注意几条：1.年满十八岁以上，有中学文化程度。2.有爱国爱教思想，并有志研究佛学，做佛教工作。3.自觉自愿出家，并征得父母同意。4.遵守寺庙制度，坚持独身，素食。
5.要有人介绍，并了解情况（包括他个人、家庭及出家动机等）。
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把佛教寺院信仰建设与“爱国爱教”的政治理念水乳交融在一起。明开法师是这样说明的：
我们过去对爱国爱教的思想是模糊的，有时认为爱国就难以爱教，爱教就难以爱国，好像忠孝不能两全。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谁也不敢提爱教这个名词。我认为：爱国爱教的提法，是符合实际的。我们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爱国守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的统一，遵守宪法和法律。”何况我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是依靠国家和人民群众。所以佛陀教导我们：“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佛又教导我们：要“护国”，要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依戒修行。我们既为佛子，能不听从佛陀的教导吗？我觉得，我们不爱国，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不爱教，也不成其为佛教徒。
无论是从佛教方面看爱国，还是从国家方面看爱教。看来看去，我觉得爱国与爱教，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我们大家在思想认识上，都同意爱国爱教一致说法，但在具体行动上又怎样去实践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努力。
比如：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来和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学术结成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和丰富多彩的文物，为我国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医药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们办佛学院，招收学僧，研究佛学，将来培养出有高深学识的学者，对国家来说：可以协助政府整理研究和保管国家文物，可以与国际友人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对佛教来说：
可以作名山大寺的接班人，可以继承佛教事业。这不就是与爱国爱教一致吗！
又如：佛教优良传统之一的工禅、农禅，即一面做工种田，或者造林护林（例如解放后就有五台山僧人被评为全国造林模范），或做其他为人民服务事业，一面仍不废自己参禅、念佛的修持，祖师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说：“搬柴运水总是禅机。”又说：“佛事门中，不舍一法。”这样结合生产劳动，不离日用功夫，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对自己的行持，也是动中取静的锻炼。这不也是爱国爱教的一致么！
还有，加强团结，促进安定，这是当前形势的要求。我们一切从团结愿望出发，对人与人之间、寺庙与寺庙之间、宗派与宗派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信仰与非信仰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都要平等相处，加强团结，以巩固边防，维护祖国安定。如或发生误会，相互解释，消除意见，共同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四化建设，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这更是爱国爱教的具体的表现。
明开法师对“爱国爱教”政治理念的诠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明佛教在现实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是，僧人“不爱国，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同样的道理，僧人“不爱教，也不成其为佛教徒”。再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僧人的职责而言，僧人“对国家来说：可以协助政府整理研究和保管国家文物，可以与国际友人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对佛教来说：可以作名山大寺的接班人，可以继承佛教事业”。另外佛教还有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等社会功能，“这更是爱国爱教的具体的表现”。
伍舍身护寺整理文物
“十年浩劫”，是全中国人民的灾难，佛教所蒙受的灾难也不例外。1966年9月，明开法师被剥夺苏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而红卫兵要毁寺砸庙的风声也早在8月份就有所传闻。到了10月5日，苏州市红卫兵总部开始行动，派60多人冲击苏州市佛教协会，强行霸占了市佛协所在地——华严寺（寺址在景德路察院场口，现为察院口邮电所），并把红卫兵总部从宫巷乐群社迁进华严寺。
红卫兵总部占领华严寺之后，就开始把市佛教协会的所有文件、档案、账册、存折、单据乃至僧尼两众和工作人员身上的手表、现金、存款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据明开法师在《劫后回忆录》里记载，当时有一个女红卫兵拿着寒山寺当家师通如法师的200元存折，跑到北局储蓄所去取款一事，其情景就足以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