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
奥伯朗斯基家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同前任法国女家教的私情，声称她不想再同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种状态巳经持续了三天，不仅丈夫和妻子痛苦，其他家庭成员和屋子里所有的仆人也跟着受苦。他们都觉得住在一起没好处，任何一群在小客栈里萍水相逢的人也会比他们更有共同语言。妻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丈夫成天不着家；孩子们不安分地满屋子乱跑；英国女家教和管家吵架，写信问朋友能否为她另谋一份职；厨子头一天在正餐时间出了门就再没回来；帮厨女佣和马车夫也扬言要离开。
同妻子吵架后的第三天，史蒂芬·阿卡蒂耶维其·奥伯朗斯基公爵他那个社交圈里的人叫他史蒂瓦和往常一样，在早上八点醒来了，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他书房的摩洛哥式皮沙发上。他躺在松软的沙发上，转了转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体，紧紧抱着一个枕头，脸颊贴在上面，仿佛想再睡一大觉。但他突然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
“让我想想那是什么？”他极力回忆自己的梦境，“那是什么？啊，是的，阿拉宾在达姆斯达德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斯达德，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啊，是的，达姆斯达德就在美国，阿拉宾在举行宴会。玻璃餐桌上摆放着食品，是的，客人们在唱叶我的宝贝曳……不，确切地说不是叶我的宝贝曳，而是更好听的曲子；还有小细颈瓶，那些瓶子其实是女人变成的。”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眼中闪现出快乐的光芒。“是啊，真是太好啦。还有好多美妙的东西，可我想不起来了，一醒就想不起来了。”他看到一束光线从百叶窗边缘射人，就愉快地放下腿，用脚在地上摸索那双金色小山羊皮制成的拖鞋（那是妻子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还在上面绣了花）。按照九年来养成的习惯，他还没站起身，就把胳膊往卧室通常悬挂他晨衣的那个方向伸。忽然间，他想起来他不是在卧室，而是在书房睡的觉，而且也想起来他为什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蹙起了眉头。
“哦，天哪，天哪，老天哪！”他回忆起所发生的事，低声嘟哝起来。与妻子争吵的详细过程，他无法摆脱的困境，以及最恶劣的一点他的罪过，在他脑海中一一浮现。
“不，她永远不会原谅我的，她不可能原谅我！最糟糕的是，这全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可我并不觉得内疚！这正是悲剧所在！冶他想。“哦，天啊，天啊！”他回想起这场争执中最烦心的细节来，绝望地咕哝着。当时他从剧院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地回到家，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大的梨准备给妻子吃，在客厅却没找到她，而且她也不在书房，他感到非常惊讶。最后他在卧室里看见了她，她手里拿着那封泄露他秘密的倒霉的信。那就是他最伤脑筋的一刻。
她坐在那儿。那个忧心忡忡、向来忙碌、他一直以为头脑简单的多莉手里握着那封信，脸上露出惊恐、绝望和愤怒的表情。
“这是什么？这个？”她指着那封信问他。每次回想起这件事，奥伯朗斯基感到苦恼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当时对妻子问话的反应。
当某粧丢人现眼的行径被人意外撞见时，大多数人身上会发生的情况那一刻也在他身上发生了：他的罪过被妻子发现了，他必须面对她，但却来不及摆出合乎情境的表情。他没有怒气冲冲、矢口否认，也没有编造借口、请求宽恕，甚至没有表现出冷淡态度怎样都比他所做的要好而是不由自主地（爱好生理学的奥伯朗斯基认为那是“大脑反射”）露出与平日一样和蔼、因而也是愚蠢的笑容。
他无法原谅自己的蠢笑。看到他的笑容，多莉就像被针扎了一样战栗起来，她突然激烈地骂出一长串尖酸刻薄的话，然后就冲出了房间。从那以后，她就拒绝见他。
“都怪我笑得太傻，”奥伯朗斯基心想，“但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问，一筹莫展。
奥伯朗斯基对自己很诚实。他无法欺骗自己，也无法让自己相信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他，一个英俊多情的三十四岁男人，不爱只比他小一岁的妻子，他那五个活着和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对此他无法表示忏悔。他懊悔的只是没能在她面前好好掩饰自己的行为。不过，他还是感到境况不妙，觉得妻子、孩子还有他自己都很可怜。如果他早知道她了解真相会如此苦恼，也许会对她加以隐瞒。他从未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但模模糊糊感觉到妻子早就怀疑他不忠，只是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甚至想，她不过是个贤妻良母，人老珠黄，姿色全无，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这么平庸的一位女性，仅就公平而言，也该对他宽大为怀。而事实却截然相反。
“多可怕！哦，天哪，天哪，多可怕！”奥伯朗斯基一遍遍对自己说，却得不出任何结论。“原先，一切多么顺利，我们生活得多么幸福！她和孩子们在一起，快乐知足。我从来不干涉她的事情，由着她对孩子和全家人呼来唤去，任意指使……当然有一点不太好，那女人以前是我们家的家教。真够戗！和女家庭教师调情可是件俗不可耐的事，可她当时多漂亮啊！”(他心中生动勾画出梅尔·罗兰漆黑顽皮的眼睛，以及她的微笑。）“而且，只要她在屋子里，我就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最头痛的是，她巳经……这一切怎么全搅和在一块儿了？哦，天啊，天啊，天啊！怎么办哪？”
他答不上来，除了生活对最复杂难解的问题惯常给出的那个答案得过且过，尽量忘却。他再也不能靠睡眠来忘却，至少白天不行，再也回不到音乐和小细颈瓶一样的女人的歌声之中，因此只能稀里糊涂地过日子。
“到时自然就会明白。”奥伯朗斯基心想。他站起来，穿上那件蓝色丝绸衬里的灰色晨衣，系上腰带，挺起宽阔的胸膛，深吸一口气，迈着一贯的有力步伐向窗前走去。虽然他体态肥胖，但步履还是很轻快。他拉起百叶窗，大声摇铃，他的老朋友和贴身仆人马修立刻应声而出，给他拿来衣服、靴子和一份电报。理发师携带剃须用具跟在他身后。
“有部里的文件吗？”奥伯朗斯基拿起电报，在镜子前坐下问道。
“在您桌上。”马修疑惑而又关切地瞥了一眼主人，答道。稍停片刻，他狡黯地笑着说：“马车行老板那里有人来。”
奥伯朗斯基没有回答，但从镜子里瞟了马修一眼。他们的目光在镜中相遇，显然对彼此的心思都心知肚明。奥伯朗斯基的表情似乎在说院“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马修把手插进短上衣的口袋里，叉开一只脚，带着淡淡的微笑，望着主人。
“我让他下礼拜天再来，之前就没必要打扰您或麻烦他自己了。”他说。这话显然是他事先想好的。
奥伯朗斯基明白马修想开个玩笑，吸引别人注意。他打开电报读了起来，揣摩其中拼错的字词，这在电报中时有发生，脸色不觉明朗起来。
“马修，我妹妹安娜·阿卡德耶夫娜明天要来。”他说着，示意理发师将手移开。理发师正用那双丰满亮泽的手修剪他拳曲的长连鬓胡子，从中间剃出一道红润的印子。
“感谢上帝！”马修说。他的回答证明，他同主人一样清楚这次拜访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奥伯朗斯基最喜欢的妹妹安娜·阿卡德耶夫娜，或许能帮助他们夫妻复合。
“她一个人来，还是同卡列宁先生一起来？”
理发师忙着剃他上唇的胡子，因此奥伯朗斯基无法答话。他竖起一只手指，马修在镜中对他点了点头。
“一个人来。要收拾好一个楼上的房间吗？”
“问问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
“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马修重复了一遍，似乎很疑惑。
“对，告诉她。把电报给她，看她怎么说。”
“您想试探她？”马修本想这么问，但只说了声，“好的，先生。”
奥伯朗斯基洗好脸，梳好头发，正准备穿衣服，这时马修手里拿着电报，又慢吞吞走进房间，脚下的靴子吱嘎作响。理发师巳经走了。
“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让我对您说她准备离开。‘随他便’也就是说，随您的便。”他说，只有眼睛在笑；接着，他把手插进口袋里，脑袋歪向一边，注视着主人。奥伯朗斯基一言不发，然后，俊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和善却非常忧伤的笑容。
“啊，马修！”他摇摇头说。
“别介意，先生，船到桥头自然直。”
“自然直，哦？”
“就是这样，先生。”
“你这样认为？谁·”听到房间外面一阵的女人的裙裾声，奥伯朗斯基问道。
“先生，是我。”一个愉快而有力的女声应道。孩子们的保姆玛特琳娜窑菲莉莫诺夫娃，从门外探进她那张严厉的麻脸。
“什么事，玛特琳娜？”奥伯朗斯基朝她走去，问道。
虽然事情错全在他，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几乎屋子里每一个人，甚至连保姆达娅·亚历克山德罗夫娜最好的朋友都站在他这一边。
“什么事？”奥伯朗斯基沮丧地问。
“先生，您能不能再去试试？看在老天的分上，您也许可以补救的！她受的苦太可怕了，看到她的样子叫人同情，屋子里全都乱七八糟。您该想想孩子们！索性认了吧，先生，没法子了！要取乐总得……”
“可她不肯让我进去！”
“尽力而为，上帝是仁慈的。向他祈祷，先生，祈祷吧！”
“好吧，现在就去。”奥伯朗斯基说，突然涨红了脸。
“我得穿好衣服。”他转过身对马修说，随即利落地脱掉了晨衣。
马修托起衬衣，像举着马轭一样，吹了吹上边的灰尘，虽然什么灰也看不见，然后很愉快地把它披在主人精心保养的身体上。
衣服全部穿好以后，奥伯朗斯基往身上喷了些香水，放下袖口，和平时一样，往不同的口袋里分装他的烟盒、火柴、钱包以及配有两条表链和一串小挂饰的手表。尽管事不如意，他还是觉得清爽惬意，健康舒适。他抖开手帕，脚步轻捷地朝餐厅走去。咖啡巳经煮好放在那儿了，咖啡旁边摆着信件和部里的文件。
他读着信件，其中一封来信使他心绪不佳。是关于出售他妻子产业中一片林地的事，信是一位想购买林地的商人寄来的。林子必须出售，但在他同妻子和解之前，绝不可能进行交易。最令人不快的是，经济上的麻烦同与妻子迫在眉睫的和解这两件事搅在了一块儿。他也许会因此而判断失误，也许会为了卖掉林子而寻求和解，想到这一点，他心里很恼火。信全部看完之后，奥伯朗斯基把部里的文件拉到面前，翻阅了其中两份卷宗，用一支大铅笔在上面做了几个批注，然后把它们推开，开始喝咖啡。
他打开油墨未干的早报读了起来。奥伯朗斯基订阅了一份自由报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一份表达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科学、艺术和政治都没有特别的兴趣，但他坚决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以及报纸在这类问题上的看法。当大多数人看法改变时，他的观点也随之改变，或者说，不是改变，而是他的观点本身难以察觉地自动发生变化。
奥伯朗斯基的倾向和观点并非经过他深思熟虑、精挑细选，而是自动生成的，就像他从未选择过他帽子或外套的式样，而只是穿着那些流行的款式一样。生活在一定的社交圈里，想要参与某种智力活动这种愿望一般会随着人的成熟而逐渐产生，奥伯朗斯基对事物必须持有见解，这就好比他必须拥有礼帽一样。如果他有理由更热爱自由主义而不是他那个圈子里许多人赞成的保守主义，那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因为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认为俄国一切都是坏的；奥伯朗斯基负债累累、手头拮据就是一个事实。自由党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应当加以改革；的确，家庭生活没给奥伯朗斯基带来过什么乐趣，还迫使他彻底违背天性去撒谎和伪装。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只在控制那些更野蛮的人时才会有用；奥伯朗斯基确实是哪怕参加短短的教堂仪式也没有一次不觉得脚疼，而且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里活得兴高采烈，却要用那些可怕的浮夸的语言去描绘另一个世界。此外，奥伯朗斯基还喜欢开开玩笑，有时候会去捉弄一个头脑简单的人，问他如果你对自己的祖先感到骄傲，为什么一谈到汝里克王公就戛然而止，却拒绝承认你最早的祖先猿猴呢？
因此，奥伯朗斯基对自由主义习以为常，他喜爱他的报纸，就像喜爱能让他大脑笼罩一层薄雾的餐后雪茄一样。他读了读报纸上的社论。社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没必要叫嚣什么激进主义威胁将要消灭所有的保守势力，也没必要主张政府采取措施镇压革命祸水；因为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危险并不在于想象革命带来的祸患，而在于顽固坚持那些阻碍进步的传统”。等等诸如此类的社论。他还读了一篇财经报道，里面提到了本森姆和米尔，并对内阁大加讽剌。他天生感受敏锐，能领会每一个讽剌意蕴何在，从何而来，对谁而发，因何而发，这种领悟往往能带给他某种满足感。可今天，一想到玛特琳娜窑菲莉莫诺夫娃的建议，这种满足感便荡然无存。他继续读下去，有一篇布斯特伯爵访问威斯伯登的报道，还有根治白发、出售轻型布鲁厄姆车、某青年求职的广告；但这些消息都无法让他像往常一样感到安宁，体会到嘲讽所带来的特有的愉悦。
他读完报纸，喝完第二杯咖啡，吃完一片加黄油的面包卷，站起身，弹了弹背心上粘着的碎屑，挺了挺胸，快活地笑起来倒不是因为脑子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不是的，他笑只是出于消化良好。然而快活的笑容立刻让他回想起了一切，他又陷人沉思之中。
这时，他听到门外两个小孩的声音，是他大女儿坦娅和小儿子格里沙。他们在拖什么东西，把它弄翻了。
“我告诉你不要把乘客放在车顶上的，”女孩子用英语喊道，“现在捡起来。”
“一切都乱了套，”奥伯朗斯基心想，“连孩子们都疯了。”他朝门口走去，叫他们进来。他们丢下充当火车的盒子，走到父亲身边。
女孩是父亲的宠儿，她大胆地跑进去，拥抱他，笑着缠住他的脖子，一如既往高兴地闻了闻他连鬓胡子的熟悉气味。女孩吻过他的脸他那由于弯腰变得红润、由于温柔而焕发光彩的脸，便松开手准备跑开，但他拦住了她。
“妈妈怎么样？”他问，来回抚摩着女儿光滑柔嫩的小脖子，对小男孩却只笑着回答了一声，“早上好。”
他明白自己对男孩不如对女孩关心，但竭力对他们一视同仁。男孩感觉到了，对父亲冷淡的笑容没有任何反应。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奥伯朗斯基叹了口气。
“她又是彻夜不眠。”他心想。
“是吗，她情绪好吗？”他又问。
女孩知道父母吵架了，也知道母亲不可能心情好，还知道父亲一定了解这一点，他若无其事的提问不过是装出来的，因此为他感到脸红。他注意到了，也脸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说我们不再上课了，但必须和哈尔小姐一起散步去奶奶家。”
“嗯，你走吧，我的小坦娅……哦，等等！”他拉着她不放，抚弄她娇嫩的小手说。
他从头一天他放在壁炉台的一个糖果盒里，挑出两个他知道她最爱吃的糖，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彩色奶油的。
“给格里沙？”她伸出巧克力糖问道。
“是的，是的。”他抚摸着她的肩膀，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子，让她走了。
“马车备好了，”马修说，“还有一位女士求见。”
“来很久了？”
“大约半小时。”
“有人来的时候要立刻禀报我，我得跟你说多少次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