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制礼作乐，并且将礼乐作为音乐的唯一合法形式，排斥其他种类的音乐，以期通过礼乐这一种形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为这一目的，西周统治者必然不会经常对礼乐的形式加以改变。一种礼乐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规矩和制度。但音乐的本质是属于情感美学的，长期不发展变化的音乐，无论它有多么的完美，最终都会被受众所厌烦。西周的礼乐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最终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音乐的内容也早已不被多数人所接受。随着西周政治力量的衰弱，各个诸侯国不再对周王室敬畏有加，礼乐必然要随同周王室的政治一道被冷落和鄙视，“礼崩乐坏”是政治及政治音乐二者相互纠结的必然结果。
“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之后，长期受到政治力量压抑的其他形式音乐勃发出来，俗乐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长期不稳定，许许多多的贵族阶层开始没落，这些贵族阶层尽管在经济和地位上已经今非昔比，但是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地位的衰落促使他们将其眼光放到更下层人的生活之中，将他们的教育与知识和下层文化相结合起来，促进了大众文化，也包括大众音乐文化的发展。由于贵族统治的削弱，更多的人获得了人身自由，百姓的言论不再受到严密控制，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史记·列传第十九·范睢蔡泽》载：“……伍子胥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鼓腹吹箎，乞食于吴市。”足见当时市井音乐是随处可闻的。
一、媒介环境
自周幽王失政，周平王东迁之后，周朝一度衰微，诸侯并起，相互攻伐，历史进入到春秋时期。为了应付战争，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往往穷兵黩武。他们认为有了武力就可以掠夺他人的财富以弥补自己的战争消耗，从而缓解强征暴敛给本国带来的尖锐矛盾。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各诸侯国的战争便无法平息，直至有一个诸侯国能够打败所有其他诸侯国，统一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种社会活动，包括音乐传播，正是在烽火不断的环境之中展开的。
1.交通工具的发展
由于文字的发展和被广泛使用，使得技术经验可以更好地得到积累。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不但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冶金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青铜器的冶炼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冶铁技术也十分成熟，除此之外，木工和建筑等技术水平也很高。这些技术的发达，再加上连绵不断的战争，促使各诸侯国不遗余力地发展各种交通工具。《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说到以木材为原料的工匠有七种，分别是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和梓人，以金属为原料的工匠有六种，以皮革为原料的工匠有五种，从事漆染的工匠有五种，从事刮察磨蹭的工匠有五种，可见当时的手工业分工已经非常细微了。
《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又载：“车有六等之数：车轸四尺，谓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即建而迤，崇于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于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车戟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谓之六等。”言明根据车的高低容量和车内布置分为六等，等级不同，车的用处也不一样。该文详细地对如何制车和评价车做了说明，包括什么时候伐木材合适，怎样避免不将木材折断等，例如对如何检查车该文说到：“凡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车自轮始”，告知察车应先从车轮开始，看看它的结构是否足够牢固，轮子的大小是否适当。并且进一步说若是轮子太大，除了上下不方便之外，驱动也很吃力，若是轮子太小，则转动太慢。
能够承载较重东西的车的出现，便于将乐人和笨重的乐器运送到远的地方，方便了大型乐舞，特别是礼乐，包括祭祀音乐、燕礼音乐和战争音乐等的传播。交通工具的发展也扩大了人的社会活动半径，便于将一方的音乐传播到更远之处。
2.游方之士的活动
诸侯群雄并起，各国为了强政尖兵，往往突破官职世袭制的界线，从下层人士中选择有能力者来治理国家，这使得许许多多处于社会下层的饱学之士四方游走，以期得到重用。这些士中许许多多是懂得音律的，他们的活动客观上促进了音乐的传播和交流。
诸侯国任贤用能始于太公望。《吕氏春秋·长见》载：“吕太公望封於齐，周公旦封於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於觐存，三十四世而亡。”太公望采用“尊贤上功”的治国方针，而周公旦则采取“亲亲上恩”的治国方针，以致齐霸鲁亡。
诸侯国的“尊贤尚功”的用人思想使得许多饱学之士趋之若鹜。《史记·列传第九苏秦》载：“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乃西至秦……乃东西赵……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史记·列传第十张仪陈轸犀首》又载：“张仪者，魏人也……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乃遂入秦。”如此这般，春秋战国时期的游方人士人数众多，一部分还懂得音乐，如百里奚曾于闹市吹箎求食。《史记·列传第二十六刺客》写荆轲：“荆轲者，卫人也……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荆轲）。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瞠目，发尽上指冠。”此则是最早的，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关于变徵之声的记载，荆轲不但懂得音乐，而且善于使用恰当的音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3.征战的特殊年代
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长期的征战必然会促使战争音乐得到发展。在战争前夜，作书或作歌以鼓舞士气出现的时间很早。《史记·本纪第二夏》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又载：“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尚书·周书·牧誓》记载：“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战争音乐不同于歌颂武功的颂乐。如《云门》和《大武》等歌颂武功的乐舞是在战争之后所作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炫耀武力和颂扬战争取得胜利，战争音乐则是作于战争之前或者战争期间，以鼓舞士气。沈约《宋书·乐志》载：“《鼓吹》盖《短箫铙歌》。蔡邕对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黄门鼓吹》与《短箫铙歌》是宋代著名的军乐，在这里托言为黄帝与岐伯所作。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乐不见记载，然而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冯梦龙《东周列国》第二十一回“管夷吾智辨俞儿，齐桓公兵定孤竹”谈到管仲与齐桓公率军攻打山戎，军至孤竹国界，遇大山顽石塞路，于是制作上山下山歌以鼓舞士气，使其努力向前，忘记疲劳。《上山歌》为：“山嵬嵬兮路盘盘，木濯濯兮顽石如栏。云薄薄兮日生寒，我驱车兮上巉岏。风伯为驭兮俞儿操竿，如飞鸟兮生羽翰，陟彼山巅兮不为难。”《下山歌》为：“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不兮蹄如坠。声辚辚兮人吐气，历几盘兮顷刻而平地。捣彼戎庐兮消烽燧，勒勋孤竹兮亿万世。”
很多时候，战争还直接携带乐工出征。《国语·晋语五》记载晋灵公率师伐宋时就携有乐工：“（晋灵公）乃发令于太庙，召军吏而式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必备。赵同曰：‘国有大役，不镇抚民，而备钟鼓，何也？’宣子曰：‘……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乃使帝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
战争催生战争音乐，也催生战争后方的闺怨音乐。《诗经·小戎》就是描写思念外出征战的闺怨诗：“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铸。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俴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縢。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其中“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言念君子，载寝载兴”，道出了思念之盛，成为千古名句。
二、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的内容
1.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
“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之后，许多诸侯国相继称王，于是越权使用天子之乐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一行为使得演奏礼乐的乐器数量在春秋战国时期急剧增多，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时期。与此同时，各种俗乐相继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种类之多，样式之繁盛，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镈是礼乐中的常用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镈有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杨家沟太公庙窖藏的秦公镈，出土于新郑李家楼村的新郑李家楼镈，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金胜村的山西太原赵卿墓编镈，出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的茂县牟托编镈，出土于江苏省邳州九女墩2号墩1号墓的编镈。镈始出于殷商末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镈在形状上更趋于合理，发音更好，在外饰上更为繁盛，显得十分奢华。如河南新李家楼特镈呈椭圆形，由5条龙组成复杂的纽，发音腔的外表面上有36个螺旋状的枚，并刻有蟠螭纹，模样十分巨大。而山西太原赵卿墓编镈除了造型精美，纹饰细腻之外，发音特别悦耳动听，能够在3个8度中重复七声音阶。
编钟和编磬是春秋战国时期乐器的代表，除了出土数量很多之外，编钟和编磬还以音乐性能优良、做工精细和饰纹美观具有文化感著称。最为著名的编钟是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的编钟，由钟架一副，钟六十五件，挂钟构件六十五副和八件演奏工具组成，其钟可分为纽钟、甬钟和镈钟三类。纽钟是春秋中晚期中原各国的流行乐器，包括出土于河南省陕县上村岭东第1052号墓的9件虢太子元墓编钟，出土于山西省闻喜上郭村211号墓的9件纽钟，出土于河南省新郑市金城路中段西侧第2号窖藏的20件编钟，出土于河南省淅江县下寺9件一组的编钟，出土于河南省固始县城关镇的鄱子成周钟。
春秋战国时期的编磬工艺水平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其发音悦耳，模样美观。出土的编磬包括曾侯乙墓编磬，山东省长清市五峰乡北黄崖村的14件编磬，河南省淅川下寺2号墓的13件编磬，湖北江陵县彩绘编磬25件，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的22件编磬。
《诗经·鹿鸣》言：“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其中的瑟与笙乃同种类的乐器，是春秋战国时期宴饮宾客的常用乐器。传说中有“滥竽充数”的故事，一个不会吹竽的人混在乐队当中多年而没有被发现，可见当时的乐队用人之多，场面之宏大。考古学所发现笙的最早年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文献记载使用笙的年代当更早。所出土的笙包括湖北当阳曹家家岗5号墓的2件笙，其形状与云南少数民族的葫芦笙相类似，还有曾侯乙墓的6件笙，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的6件笙。
瑟是一种拨弦乐器，所出土的瑟包括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墓的两件瑟，湖北江陵雨台山354号墓的两件瑟，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的5件瑟，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的1件瑟，湖北江陵鸡公山488号墓的1件高音小瑟，曾侯乙墓的12件瑟。
琴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常用乐器，《诗经·关雎》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可见，琴瑟与钟鼓都是使用得比较普遍的。《诗经》中出现琴的地方甚多，如《诗经·女日鸡鸣》有：“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鹿鸣》也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诗经·常棣》亦有：“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尽管从史料中读来琴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乐器，但出于其使用木材制成，难于保存，因此所发掘的琴仅包括曾侯乙墓的十弦琴和五弦琴，以及湖北荆门郭店的七弦琴。
筝的记载最早见于李斯的《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鸣鸣，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可见筝当源于秦国，继而传向中原及其他地区。然而考古学却没有在秦地发掘到筝的遗迹，所发现的筝有江西省贵溪仙水岩2号崖墓的古筝和江办吴县长桥古筝。
普遍认为，箜篌是由西方东传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箜篌仅有出土于新疆且末扎滚鲁克的箜篌。铜鼓是南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为出土于云南楚雄万家坝23号墓的158号铜鼓。扁钟是一种少数民族所使用的青铜乐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钟在形体大小和纹饰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钟包括出土于四川涪陵市小田溪的扁钟，出土于湖北秭归县天灯堡的虎头甬扁钟，发现于湖北省武汉市的藏凤纹扁种，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物虎纹扁钟。
錞于为一种与鼓类似的擂响乐器，常与鼓一道被用作军乐。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錞于包括湖北通山太平庄的錞于，江苏丹徒王家山的3件錞于，江苏丹徒北山顶的3件錞于，湖北秭归天灯堡的錞于，以及四川涪陵小田溪的虎纽錞于。除了錞于，军乐器还包括钲、句鑃和铎。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乐器包括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的钲，湖北秭归天灯堡的钲，出土于河南南阳市铜柏县月河1号春秋大墓的2件铜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铭有方框形图样的铎，湖北江陵雨台山448号墓的铎，江苏高淳松溪的编句鑃，以及江苏武进淹城的编句鑃。
大体因为战事频繁的缘故，鼓是春秋时期常用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鼓包括曾侯乙墓建鼓、柄鼓扁鼓和悬鼓，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天星观1号楚墓的虎座鸟架鼓和出土于湖北省江陵雨台山363号墓的小鹿鼓。
除了以上乐器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还有排箫，出土的排箫包括河南淅川下寺1号墓的石排箫，河南光山黄君墓的竹排箫，以及曾侯乙墓排箫。篪是一种类似于横笛的乐器，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篪仅包括曾侯乙墓篪。
除了以上乐器之外，还有用于校准乐器声音的律管出土。
2.春秋战国时期的声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