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惧”“怠”和“惑”之三种境界，该文总结道：“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吾又次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表明为了得“道”“惧”“怠”与“惑”都是必须的。因为有了“惧”，故而方才对冥冥中的新感受有所知而求之，及至身心疲惫，始见端倪，然而对于许多自然之道还有所不解，即至“惑”，有所不解便会觉得自己有所不知，因而“惑故愚”，在不断的解惑之中，于是最终就近“道”了。
道家的音乐传播思想，或曰音乐美学思想以“大音稀声”和“至乐无乐”为指导，这一思想要求音乐的欣赏者主动去诠释音乐，或者说参与音乐的再次创作，将音乐的创作与欣赏两个过程联系起来。
4.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
《史记·列传第十四》载：“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可见，孟子与孔子一样是积极入世，希望得到统治者的重用的，他的所有言论都是围绕如何治国强国来展开的。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重新使用礼乐来“正乐”，他认为春秋时期之所以政治局面混乱，主要原因是“礼崩乐坏”，礼乐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唾弃。孔子的音乐思想是希望通过恢复礼制与乐制，达到恢复西周时期安定的社会局面的目的。西周统治者制礼作乐，是在其王权已得到巩固，社会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礼乐是依靠王权，依靠政治力量得以维系的。然而孔子在这里却希望反其道而行之，希望通过礼乐来恢复往昔安定的政治局面，希望通过礼乐来维持王权。对于这样一种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路线，孔子的一厢情愿显然难以实现，并且孔子并没有深入去探求音乐与人、政治的真实关系并寻找出路。
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孟子赞同孔子的“正乐”思想，即主张礼乐能够净化社会风气，能够治世，反对过激过亢及过慢的乱声之乐。但在另一方面，孟子认为使用音乐净化社会风气，并不是通过“礼乐演于朝，四野之民趋而奉之”这样一种渠道。“礼乐演于朝”，认可了贵族社会对音乐的专享权和垄断权。对于“礼乐演于朝，四野之民趋而奉之”的主张，孟子首先不赞同只有贵族社会的人才能使用音乐，而是认为人人都有使用音乐的权利，这是由人的“性”所决定的；其次，孟子也不赞同仅仅听到在朝之乐，四野之民就会“趋而奉之”的观点，而是认为要让四野之民趋而奉之，必须让四野之民亲历音乐。
孟子的“人皆有乐乐之欲”的音乐主张散见于《孟子》。《孟子·尽心下》载：“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意思是说口舌对于各种味道的挑选，眼睛对于各种颜色的好恶，耳朵对于各种声音的喜厌，鼻子对于各种香味的偏爱，以及手脚懒于忙碌和喜欢安闲，都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但能否享受到，则是由命运决定的，对于君子而言，他们不臣服于这种天性。显然，孟子首先承认了享受音乐是人的天性，只不过对于君子来说呢，他们能够战胜自己，不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左右。
孟子的“耳之于声”“性也”的主张还见于《孟子·告子上》。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首先提出人类之所以成为同一类的，是因为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孟子论述到：“今夫麰麦，播种而櫌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孰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饶，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在这一段话中，孟子指出如果播种的是麰麦，那么无论多少大小，收获的一定也是麰麦，圣人尽管聪明，与我等人一样也同是人，鞋子也是一样，不管大的多大，小的有多小，都是鞋子。孟子在这个地方既认识到了种类的相似性，又认识到了同类中个体的差异性。从这个同类具有相似性的观点出发，孟子进一步提出：“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在这里，孟子明确地说明了人的口、耳和眼的好恶有相似性，真正好的味道是人人都爱尝的，真正好的声乐是人人都爱听的，真正美丽的容颜是人人都爱看的。
孟子有“与民同乐”的思想。《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首先从齐王喜爱音乐一事展开，继而提出了“与民同乐”的主张。《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问梁惠王：“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齐王回答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齐王道出了他并非喜欢西周的礼乐，而是喜欢俗乐。孟子对于喜欢何种音乐并不像孔子一样抱有极大的偏见，因此他说：“王之好乐甚，则国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意思是说，既然大王如此喜欢音乐，那你的国家一定安定祥和吧？如果是，那么现在俗乐的作用也就和以前的雅乐是一样的，俗乐和雅乐也就没什么区别了。于是齐王问道：“可得闻与？”要求孟子讲一下这其中的关系。孟子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王答：“不若与人。”孟子又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齐王答：“不若与众。”到了这里，孟子的“与民同乐”的观点跃然而出。
孟子在首先借齐王爱乐为题顺势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思想之后，作了展开的阐述，即：“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从上一段话中可以理解到，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是仅指音乐本身，而是指君王要与民众同甘共苦之意。如果天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君王还在寻欢作乐，不以除百姓之苦为己任，那是“独乐”，只有当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道，君王钟鼓齐鸣，歌舞升平，那才是“与众乐乐”。鉴于此，实际上孟子的上文不是以音乐为讨论主题，而是以政治为讨论主题，音乐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借以展开问题的入门话题。因此，“与民同乐”就不能被认为是孟子的音乐主张，而是政治主张。
孟子主张“与民同乐”，是否就主张君王应当将音乐本身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呢？结合孟子的“耳之于声”“性也”的主张，答案当是肯定的。因为，对于好听的声音，人人都是喜欢听的，真正好听的音乐，君王爱听，想必民众也爱听，如果民众听到了这好听的音乐，自然欢喜和快乐，如果君王将这好听的音乐据为己有，不让民众参与欣赏，那他就是“独乐乐”，不是“与民同乐”。因此，孟子是主张将音乐也与民众一起分享的，反对把音乐当成贵族社会的专享品。从这一点上看，孟子是反对礼乐制度的，也是与孔子所不相同的地方。
孟子的关于音乐也应该“与民同乐”的思想还可以从他反对齐王圈地四十里作为自己独享的田猎之地这一事实得到说明。《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可见，之于周王的田猎之地有七十里而民不以大，齐王之地四十里，民以为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周王并没有将民众排斥在其地之外。推而广之，对于音乐，也应该这样。
对于音乐的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节乐思想，反对在音乐中无节制地表达思想感情，认为音乐所承载的应当是积极的、快乐的内容，而不是消极的让人不快的情绪。孟子的这一主张在《孟子·离娄上》中有所揭示。该文中，孟子对乐正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在该段话中，孟子认为仁义乃是根本，人的所学与礼不过是为了施行仁义服务的，而从施行仁义的活动中才能产生真正的快乐，这种真正的快乐一旦产生，其乐趣是无穷尽的，在不知不觉之中，人们就会为之手舞足蹈。“乐之实”的“乐”究竟该理解为音乐还是快乐，无法断信。西周社会，礼与乐从来都是并举的，以此论之，该理解为音乐。但如果将它理解为快乐，似乎也可以讲得通。但从上下文来看，将“乐之实”之乐理解为音乐应当更为合理。如果指的快乐，“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这几句应直译为：快乐的真正内容是从“仁义”两件事中获得快乐，如此，则快乐就产生了。显然，如此表达，有累赘之嫌。但若理解为音乐，就可以直译为：音乐的恰当内容是在其中表现“仁义”两个字，如此，则快乐就产生了。这样来理解，显得更文理通顺。
综上所述，孟子的音乐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好乐，天性”，主张人人都有欣赏音乐的需求；二是反对将音乐视为少数人的专享，而应当将好的音乐拿出来与民众一起分享；三是音乐的内容应当是积极的，能带给人快乐的，而不应该是消极的、让人萎靡不振的。
5.荀子的音乐传播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音乐论，都是从音乐是否有利于国家社稷这一命题展开的。要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必须回答音乐是不是必须存在，音乐的内容该包括哪些，什么人才有权使用音乐，音乐的功能究竟是什么等问题。墨子看到了统治者为了贪图音乐享受，不惜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给国家和社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认为应当抛弃音乐。道家看到了世俗音乐的浅薄，主张以道取乐，聆听天声。道家的这种个人修行的方式显然不是社会大众所都能接受和做得到的。孔子看到了“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和雅乐与俗乐的巨大区别，主张用雅乐净化社会风气，反对俗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要思想，认为必须对音乐的内容加以选择和引导，同时承认欣赏音乐是人类的天性需求。无论是墨、道和儒家，都缺乏对音乐的系统讨论，对于音乐如何作用于社会缺乏深入的论述。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综合了百家所长，著书数万言，对于音乐有系统的讨论。《史记·列传第十四孟轲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卿》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辨；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说到荀子一生流浪，终不得志。
关于荀子的思想，《史记·列传第十四孟轲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卿》载：“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荀子对于时政是不满意的，认为当世为污浊之世，当道者不过是些亡国乱君，这些人除了相信巫术和小人，不懂任何东西。荀子对于庄周等人的思想非常不满，为了肃乱反正，他于是著书陈述儒、墨和道家各家的是非。在音乐思想上，荀子也综合了各家所长，中庸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荀子著有《乐论》。在《乐论》中，荀子开篇便提出了人天性好乐的思想，这一思想与孟子的“耳之于声”“性也”的观点是一致的。《荀子·乐论》载：“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在这段话中，荀子认为音乐与快乐是必然联系的，并且是人必需的，人不能没有快乐，快乐了必然要发出某种声音，并且以某种运动方式来表达出来，实际上这里的这种方式就指的是舞蹈。
以是否能够给社会带来和气为评判标准，荀子对音乐内容分好坏进行了区分。荀子认为人天性是喜乐的，当将这种快乐用各种声音和动作表达出来之时，很有可能失去约束，即“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为了避免这种“乱”的状态出现，必须对之加以引导，因此荀子肯定了西周的制礼作乐，他认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好的音乐对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即可以达到“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的功效。在这一点上，荀子的观点与孔孟的观点又是一致的，即认为音乐可以达到净化社会风气和引导民众行为的目的。尽管荀子的这个观点与孔孟相同，但在这个观点背后的人性思想则是不相同的。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宣扬的是性善论，而荀子则主张的是性恶论。荀子认为人天性是邪恶的，善良之性被蒙垢于邪恶的天性，需要人为的发掘与导引，才能战胜邪恶的本性，走向良善一端。以这一思想作为基础，显然音乐的作用就更大，更为必要。因此，荀子对于墨子的“非乐”思想是十分气愤和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