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孔子一样，荀子对西周的雅乐赞颂有加。他说：“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荀子认为听雅颂之乐，不但心灵得到鼓舞而意志昂扬，而且能够让人的行为符合规范。他对于雅乐的颂扬，实不差于孔子的“尽善尽美”的夸饰境界。在《乐论》中，荀子还说道：“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齐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乱畏之。”将音乐的作用提高到了与军队一样的高度，通过音乐让天下知道王者之谦和喜悦，通过军队则让天下知道王者之威严不容侵犯。荀子激于辩词，说了这一番理论之后，他批评道：“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荀子还对音乐如何引导人的思想进行了细述。他认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即声乐打动人的程度，决定了对人教化的快慢。中正平和的音乐才能让民众安民乐道，并愿意接受君主的召唤，即“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相反，对于激越愤慨的乱声，民众则易于暴动，“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不同的音乐既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别，那么统治者必须慎重地选择他们的音乐，即应该“谨为之文”。荀子对激越愤慨的音乐不满足于“淫声”之批，进一步斥之为邪声、奸声，足见其对于此类音乐的排斥之深。
中正平和的音乐能够“化人”，而邪声、奸声则会使“国危”。荀子认为此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如果对中正平和的音乐提倡得不够，则邪声、奸声就会滋生漫延，即“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贵礼乐”的同时必须“贱邪音”，这是荀子对于音乐内容的明确主张。
《乐论》中，荀子还对当世之乐做了个简短的评说。他说：“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可见，当世之乐，唯有雅乐值得称道。
荀子认为利用音乐来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是正义的，他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以此为基础，荀子明确地提出了音乐所传播的是快乐的观点，这是孟子的“乐仁义”之说的发展和具体化。荀子说：“乐者、乐也。”从音乐之中，各人各取所需，即“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可见，尽管同是从音乐之中获得快乐，但快乐的内容是迥然不同，君子是从音乐所宣讲的道义中获得快乐的，而小人则是从音乐所鼓舞起来的欲望之中获得快乐的。快乐的内容不相同，那么对于音乐的要求也就不一样。所以有必要“贵礼乐”，而“贱邪音”，通过在音乐中宣讲道义来弱化小人的“欲”，即“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相反，如果礼乐不行，则“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6.法家的音乐传播思想
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商鞅与韩非。《史记·列传第八商君鞅》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商鞅有奇才，魏相公叔座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被魏惠王所拒绝。后来商鞅听说秦孝公求贤，入秦，以帝道与王道说秦孝公，秦孝公不悦，又以“霸道”说之，秦孝公十分高兴。商鞅因此为秦相十年，后被秦惠王所杀。
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各种法度皆以利益为基础，有功奖赏，有过惩罚，无论是否世家贵族，能者为用。在位十年，商鞅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并着力推行。商鞅认为人都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他在《赏刑》中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鞅所主张的是利用人这种趋利心理，通过以利益为诱饵，达到众人为君王所利用的目的。这是一种功利主义主张。在这种功利主义思想的驱动下，商鞅的法治思想完全忽视了人性的除开利益之外的其他需求，他认为民众知道的东西越少，越容易治理，这种思想后来在李斯那里得到了明确的阐释。
对于音乐，商鞅同样坚持功利主义立场。商鞅在《赏刑》中说：“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民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意思是说要想得到富贵，必然要通过战争这种方式才行，所以民众听说有战争便相互道贺，在日常起居饮食之余，他们所歌唱的是什么呢？无非也是战争。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到，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商鞅不但认为民众是喜欢战争的，而且他们闲来哼哼的歌曲也并无其他内容，还是在表达喜欢战争的思想。这种一叶障目式的论述，说明了商鞅所要表达的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实用的治国之术。民众在利益的驱动下，非但忘乎所以，连被儒、墨、道等各家不同程度认可的悦于乐的天性也丧失了。
除了民众大致不喜欢音乐，而只喜欢利益的阐述外，商鞅还认为民众使用音乐也有碍于生产劳作。在这一观点上，除了背后的原因不一样，与墨家的思想倒有暗合之处。商鞅在《垦令》中说：“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这里的“声服”难为确解。有的学者认为“服”为错印之字，有的又认为“声服”盖指声乐与华服。《荀子·乐论》有言：“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有声服并举之例。无论其意为何，都表达了商鞅不主张民众欣赏和使用音乐的观点，他认为音乐为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使得干事情不专心，废弃农事。
对于君王和音乐的关系，商鞅仍然坚持功利主义立场，他在《说民》中说道：“礼、乐，淫佚之征也。”即认为礼乐会让人贪于享乐。连礼乐也一起否定，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废乐思想了。但是，商鞅是在功利主义思想下批判音乐的，而他的观点又是在战国时期的战乱期间形成的，他所主张的只是在当世的战时要停止对于赢得战争并没有帮助的一切音乐，实际上并不是坚持废乐思想。商鞅在《赏刑》中说：“……行文教，倒载干戈，搢笏，作为乐，以申其德。”认为在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以乐颂其事，也是合理之事，足见其并不是主张废弃一切音乐，只是认为在战时不宜沉湎于音乐。
韩非为韩国人，曾数次上书韩王而不得用，《史记·列传第三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载：“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遗非使秦，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秦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韩非不善言谈，善著述，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和《说难》。
韩非曾学于荀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除了自己，当不相信其他的任何人，在政治主张上，他崇尚法治。韩非务于实务，认为一切与实务不相关的事情都是在浪费精力和财力，他反对孔子的“文质彬彬”的主张，认为只需取其质就足够了。韩非认为音乐乃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人纵情于音乐，不过是徒然在其上耗费掉自己的精力、时间以及财力，得不到任何好处。在《十过》中，韩非杜撰了一则故事，说道：“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新声，即郑卫之音）。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帏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这则故事极端地显示了新声的坏处，奏之而起风暴，不但上天将降祸于国家，而且君王也大病不起。韩非于是借此道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与商鞅一样，韩非反对用乐并非真正觉得音乐本身不好，而是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君王好乐必然荒废政事，庶人好乐必然疏于劳作，所以当远离声乐，各各专其心，行其事。如果某个君王既好乐，又不荒废政事，那当然是可以玩赏音乐的。在《说疑》中，韩非说道：“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罼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可以看到，韩非认为如果君王不废政务，即使沉淫于声色之中，也并无大碍。韩非进一步举了个极端例子：“赵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罼弋，夏日浮淫，为长夜饮，数日不废御觞，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然敬侯享国数十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明于所以任臣。”在韩非看来，只要君王能够听取贤臣的善言，哪怕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滥杀无辜，那也是没什么的。这样的一种以君王的地位为本位的功利主义观点，实则完全与商鞅是一致的。
7.其他的音乐传播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极其开放，诸子百家的观点各有所长，其中儒、墨、法及荀子等的思想由于关心政治，被当世或者后世的统治者所重视或崇尚，产生的影响较大。而道家由于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并且其“大音稀声”、“至乐无乐”和主张聆听自然天籁之乐的主张有着深厚的哲学内涵，并容易把人引导向忘记世俗功名利禄的虚空的审美境界，因此容易被许多在现实中遭受了挫折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因此道家的音乐思想也对后世的音乐及其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儒、墨、道、法及荀子等的音乐思想外，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思想还包括另外一些重要思想，包括将礼乐与阴阳五行相结合阐释的音乐观，将礼乐与天道相结合的音乐思想等。
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反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否认帝王的权利是天授的，认为民众才是帝王权利的施予者。在解释自然规律方面，出现了将自然元素归类为五行的观点。《尚书·洪范》载：“……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是有关自然的五行观。《左传·文公七年》记载了郤缺的九功观：“晋郤缺曰：‘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除开五行和九功之观，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阴阳二气的自然观。阴阳二缺大概开始于对于天气阴阳的观察，以及人的性别的概念，后来被引申到了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老子》和《易经》之中，阴阳被抽象地概念化。
与阴阳学说、五行与九功观点相适应，出现了许多与这种原始的唯物论相适应的音乐观念。秦国的医生医和就提出了六气的观点：“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这六气必须相互协调，即“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阴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因为有六气，医和认为：“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常以慆心也。”即音乐是用以调节自己的心性，使六气顺畅。郤缺认为音乐为九功服务的，他说：“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无礼不乐，所由叛也。”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乐官也对音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国语·周语下》载乐官伶州鸠言：“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故和声入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可见，他所谈的音乐乃是当时的雅乐，认为这是属于天子的，并且制乐是天子的责任，音乐的内容固然应该中正平和，并且以律来正声。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的统治者的正统思想。
晋国的乐师师旷同样坚持音乐的移风易俗的作用，《国
语·晋语八》载：“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即认为音乐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风气，并且能够将帝王的所谓德传播到远方，这也是西周以来，关于音乐的正统思想。齐国宰相晏婴同样认同音乐能够带给人以中正和平之感，认为利用音乐的这一作用对于政事是有很大帮助的。
《管子》一书也对音乐有所论及，其内博杂了多家的思想。《吕氏春秋》记载了有关音乐的大量传说，并将音乐与时令节气相联系起来，即五音配五时、五行，并且提出了音乐有度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淫乐”“邪乐”与“奸声”实际就是音乐的度失去了平衡，因而提出“适音”的概念，主张“适音”是区分好与坏的音乐的度。《吕氏春秋》强调音乐的审美元素。在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吕氏春秋》坚持了当时传统的看法，即“淫声”“奸声”等失去度量的音乐会乱政亡国。
《周礼》一书是西周正统音乐思想的集中代表。在《周礼》中，详细地介绍了音乐的使用方法、使用场合，以及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音乐。
四、音乐传播方式及音乐传播活动
1.新的耳口传播方式及相关音乐传播活动
作为古代音乐传播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耳口传播在春秋战国时期从传播者、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观。突出的特点是，传播者不再限于音乐的使用者和少数能够欣赏和影响音乐的特权阶级，许许多多的社会下层人士和一些不懂音乐的人也参与到了音乐的传播过程之中。
（1）士的游说及音乐传播
除了专门从事音乐的艺人通过耳口传播的方式传播音乐之外，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具有特色的阶层——士这个阶层的四方游说活动也对音乐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游方之士对音乐传播的贡献是通过影响诸侯国的帝王来达到的。他们通过舌辩取得君王的信任，继而通过影响君王对于音乐的认识来影响音乐的传播。君王往往在采纳了某种音乐政策之后，会以各种方式来实施其新政，这种以权力为保障，通过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的参与方式在古代社会往往在传播领域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物，他曾经周游列国，四处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治国之策。在从三十五岁至六十八岁的三十三年时间里，孔子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各个国家之间来回游走。孔子三十五岁离开鲁国去往齐国，受到晏婴等人的排挤不得用，回到鲁国，后又离开鲁国去卫国，再去曹国，继而去宋国，经过郑国，还去过陈国、蔡国，最终老于鲁国。《史记·世家第十七孔子》在记载孔子的游历经历时说道：“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