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一篇文章，其摘选《王蒙文存》论点和论据后，得出这样一种观点“文学不再高姿态”。该文的大致情形如下：
1、“跟过去相比，中国文坛现在是非常多样，但形成不了一个趋势、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共同推崇的一个作家。社会上对文学的关注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高……”(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针对上述现象，作者在指出那种愤懑文学“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现实。”并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中“文学必须被排挤到边缘去”等观点是悲观的后，即刻亮出了自己观点，即：“中国曾经重视文学，那是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有关。”、“现在，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状况下，文学不再具备那种特别敏感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甚至于不再具备那种煽情的作用……”(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如果，上面所述现象及其描绘的社会现实，对文学“悲观”性的专业化认识，的确都是基本事实的话。那么，依王蒙先生的分析思路，尤其得出了“文学不再高姿态”的结论，也的确够得上“新奇”了。
新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毋庸置疑。然而，即使在那个时期，在文学形式及其内容上，是否就只有作者分析的那样一种事实呢？而在“革命”成功之后，“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及其与而今人文环境中的社会文化、民族精神上的“不景气”问题，是否也正是源于那会儿在文学理论上的某种狭隘和偏颇认识造成呢？对于如此并非复杂的事实和问题，“文存”作者不知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是故意避讳，也就不再去展开探究了。
另外，单就某一种事物的性质而言，譬如：存在的“神经”情况。其客观事实是这样的：“神经”在动植物机体上最为发达，仅就人类的感觉神经，“用进废退”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那么，其“废退”化了的神经，究竟是完全被吸收转化成了其他的组织细胞呢？抑或基本组织依在，或许不过是异化和突变了吧？其实，如此追问和疑惑的答案，并不难得出。只是，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即所谓“异化”和“突变”的东西，是否都必是进步的、成功的？是否一定会较前的“神经”机能更为优秀？在这样一些疑问的解答方面，大概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及其客观性事实，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文艺性话题和社会化课题了。
所以，发展经济是否也是/也有革命（因素）？是否唯有政治革命才能有文学“神经”上的敏感？文学是否只崇尚“革命”二字？在诸如此类一些问题上的探讨和思考，不但有可能会达到个性与共性方面的文学思想性统一；进而，还可以讲：唯有如此广泛性思考和探究上的局面形成，而非某一格调压力下的众口一词或溜须吹捧，才有可能发现和探明艺术文学与社会文明之间的种属关系，以及他们在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上的作用与意义。
2、“那种精神导师式的作家也没有了”(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如若把这句话作为“文学不再高姿态”的一种说法或阶段性依据。的确，也能够令当代人和未来学者们哑口无言了。但是，在这样一种说法和依据里面，若还能生发出来某些“神经”性压力的话，其本该把这些归纳分析和结论性的话语，放置在针对有“作家”、“大家”、“艺术家”等头衔的人物当中，作为一种探讨、棒喝或评价均可，而不应作为现今大众文化生活中“文学不再高姿态”的口实和判断。
王蒙先生视鲁迅先生为“精神导师式的作家”。而且，此话里面针对这一事实成因，归功于“前革命时代”的特殊氛围，并热情地指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之下，文学就是那个风，起码是风之一……”由此，王蒙先生进一步直言道：“现在，文学不再有过去的那种高姿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呜呼！“这是正常的”。不知道要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优秀的作家们才刮得起“这是不正常”的文学之风？
3、“开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甚至民主也好，并不能保证文学的质量。恰恰相反，开放和自由，首先是使低质量的东西大量涌现。”(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这段话，尤其使人不容易理解，但却是让人们特别容易做出选择的一种显而易见性的观点。不容易理解的是：“既然开放、言论自由和民主，都不能保证文学质量。那么，究竟什么能保证“文学”质量哪？”如果结论和答案尚没有明确的话，仅仅这样一种观点，因言论者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于是，我自己就首先要在这里高呼：“不要开放、言论自由和民主吧。”因为，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质量文学”的崇尚者，并把那种能够保证“文学质量”的人类社会，当作毕生努力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生活。
经过上面“断章取义”式的学习和思考后，尚且还能有点“自由意志”的我，已决定马上就去买一本“不再高姿态”的文学代表新作……《青狐》了。
（2004年元月20日草。2014年5月修。）
附注：上述引用文字见于2004年1月19日《山东商报》20版，文章标题《我为何书写“性”（王蒙回应〈青狐〉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