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20日11：40/PM。
从实习生手中，借来据说是化了六元钱的盗版小说《围城》。读阅之间，诸多的情节和心理剖析，颇感熟悉，如同在读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作品，像威廉*毛姆的《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和萨特的《理智之年》，甚至还有些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境界韵味。总之，其作品人物的举止言谈，不失一种拘泥“阶级”格调的风范，在矫情或故作的情节之间，尚合乎世俗情理，尤其许多细枝末节上的点拨，颇令人叫绝。其中，面对时事政治、文化艺术和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在貌似随意的评论、素描和感慨中，不乏一针见血、远见卓识。相较而言，现今的小说，于评述和描写之间流于平庸、琐碎和肤浅，标新立异之中欠缺力度、内涵和境界，人物特质里尤看不到优雅的气度和理性的胆识。由此而言，小说《围城》通过电视剧的传播后，于大陆终成一种景象！这不得不说，民众的鉴赏力，虽经扭曲和压抑，终能有时机显现出其应有的威力，进而使优秀的艺术作品赢得其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钱氏之在中国，已临风光之位，但新中国后的其沉寂和作文的转向，虽有明哲通达之处，也使其在文学界的地位甚难确立。这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可悲！文学者的可悲！
1998年11月21日2AM。
“Friday”往往多事。而这些事的内涵经常是多方位的，有的出手可摸，有的不用心也可感，更有的就是心灵和情感的冲创。而今日的，应是最后者。
记得就在前几天，与妻子闲聊起来高中时节读过的西方文学作品，如:福楼拜、莫伯桑、巴尔扎克、雨果等等的著名小说。虽然一说起来仿佛对那里面的故事情节“能”的已经了如指掌似的，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所以能够这样的原因，除了认真地读过少数几篇原作外，更多的是通过读习各种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就是在美学、哲学和心理学的著作中，才获得的认识以及存留下的深刻印记。
许多年来，对于国内文学，读习较多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名人与作家的短篇时文（即散文、随笔等）。对于近代文学，尤其是大陆上近年来的流行和时尚的文学作品，总是不十分重视！自认为其中欠缺现代人文的思想高度，特别是缺乏深邃、更富有哲理式的突出个性风格的东西。
此夜，读闻名已久的钱钟书先生《围城》，一气读罢了大半。作品虽是对于中国三、四十年代时知识分子世界的探讨，但直觉其中欧式文学的味道很重，或许也正是这种“特色”，使其更易于在世界文化层次上进行交流和沟通吧。
揭去解放后对中国新文学的包装，置身于民国时期的大陆文艺作品中，其中的文学价值、人文价值、市民知识境界，不难发现有一种时代的都市风采，较近四、五十年来农村化的文学流气到更能使人感到人性的自然、文明和大气。
的确，八十年代后的改革开放，社会逐步回归倒或讲重新走向繁荣经济、人心向上的人文环境。当然，这种环境出现不单纯是少数人的觉醒和引导，也不仅是某些文化人和集团的天地，而是大众化、普及化和公开化的社会新气象。如此与之相伴的也应该是涌现出一种新的人格、新的品质和新的社会形象和人物典范。目前，影视艺术也极力想塑造出这种新的形象出来。那么，这样的人物形象会从哪里出现？可以肯能地讲，绝不会是少数的“代表”式的暴发户，必定是具有大众化基础，而又有时代特征的独立思想、精神和人格的“成就者”。
今夜，朦胧中预感到自我有了真正的方向和目标，尤其是思想文化上的切入点，在这世纪之末走上了正路。这种途径的觅得决非是少数事件和格言造就的，而是通过痛创、反思和种种体验后的灵性发现和自觉。
进入九八年，每一次随笔和妄言，总爱提及“八九情节”。是啊！也就在这九八之末，才似偶然而非偶然的读书、触景生情中有了这份心智的升华和醒悟。
就人生之境界，孔子曰的“四十不惑”，仿佛也只有进入九八年后，才又有了新发现：自身的困惑原来还是那么的多！曾经在中西文化思想著作，即“文、史、哲”的学习中，自认为茅塞顿开的真知灼见、启蒙之言，其实仍然是鹦鹉学舌、盲人摸象而已，真正弄通、弄懂世间人生的道理，必须还要有更深刻的体验和心智的憔悴。
钱钟书先生半个世纪前的人世感悟和人生话语，在今日看来似乎已遥远而莫及、矫情而稚气。但是，就在这一“猝读”之间，如同《尘埃落定》之中获得的古拙而慷慨的气概，都给我一种出乎意料的欣喜和发现。
总之，《围城》在文学史上是应有其地位的。这种地位的赢得，就在于此书反映了出了其时代、其生活、其民众情感和感觉上的知识性“升华”。仅在这一点上，其书远较革命文学或帮闲文学来得更有艺术性和“史”的价值吧。
1998年11月28日3：20/AM。
两个周五的深夜与凌晨，《围城》就这样被消化掉了，如同吃一道厨师的美餐，每进一口都有一种格外的欣喜和庆幸的满足。但吃过以后，却也记不得究竟是什么滋味，令身心有那么美妙的的体验。此刻，惟能狠狠地说一句“不错”，如是而已！
其实，除了要尽快读罢此书的压力外，这长夜苦读中，还另有因由。那就是消化病房中，尚有几位奄奄一息的病人，姑念着随时而来的医生责任，也不甘心卧榻就眠。然而，将至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啊！仅能是例行公事地下个“临床死亡”的结论。呜呼！如此这般地读书。
文学与现实本来就不遥远，事实上他们贴切的，有时比人们想象的距离，还要亲近一些。生活中，远近行走着的人人、家庭、城乡和国家，一桩桩一件件的琐事和常见不鲜的绯闻、异趣，以及此起彼伏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这一切，无一不是文学作品中类似而且更加形象化的章节故事。其实，如果一定要去弄清他们的差别，无外乎有的跌宕起伏，离奇曲折，而有的平淡恍惚，似有若无罢了。
医生与作家仿佛有着天然的姻缘。或许因工作性质使然，前者于俯仰之间，可看到更多真实的人生场面，尤其是在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无奈，在针对疾病缠绕而诱发的世间百态，在审视****躯体时思想和心志的转化，在冷眼药品、科学技术究竟“能”与“不能”之间，都会获得一份份通常人们少有的猛醒和觉悟。而后者，在艺术化地表现人生和社会时，经常需要逼真得描述或客观得剖析，当其文字所反映的形象、心理或矛盾，愈是确切而接近事实时，也就愈发容易被前者所感受；同样，若后者不真实的“再现”，也易被前者所察觉。所以，也许正是这份仿佛“浑然天成”的敏感脾性上联系，激励着“白衣天使”们抛弃自己的工作，而成为众多“弃医从文”者中的一个、又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