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械、化工的制造和发展，使农业耕作演进为工业化生产时，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的人们……农民，逐步走出祖辈劳作的田地，借助信息与交通的便利，渐向四面八方散布。虽然，他们从事的工种似乎总能归类到“工、农、商、学、兵”之中。但是，其角色却已成为社会化商品流通某环节上的一名员工。
伴随人们从贴近天然的主要为生存和繁衍的农民行为，蜕变为社会性追求繁华和舒适的市民生活，一定时期内个人或群体的思想，必将会在农民式狭隘（封闭、自给、固执偏见）和市民化庸俗（张扬、利己、精于算计）之间徘徊。
当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即国家机器和人文素养，足以保障每个人，不再因其分工不同或财富多少，遭受歧视、迫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人们必将远离农民或市民的缺陷，开始成为自觉地把个人利害与公众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公民。
区别农民、市民和公民的不同，虽有咬文嚼字之嫌，但无嬉戏矫情之意。之所以区分它们，源于经常耳闻的某些议论和近来的一些经历。
通常，在国内城市居民的闲谈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针对农村人不良习惯、卑微心态或拙劣行为的贬低和嘲讽；同样，在现代城市的一些特定文化群落里，也不难听到许许多多针对城里人某些谈吐举止、脾性作派的反感和抨击。
当国门逐渐敞开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在一波波有国外见识的人们当中，经常流传着对某某较发达国家人文环境、社会意识和明快生活的啧啧称道声。与此同时，人们也最容易从他们中间听到把中国一概农民化的腔调和视当代精英等同市侩的嘲弄。那么，这些腔调和嘲弄是否都可归入无中生有、别有用心的栽赃丑化？究竟是哪些缺陷、把柄或特色引发了如此的感慨和想象？
2006年春夏之交，在从马来西亚入关新加坡时，当地导游对游客们一再强调这样的事情：口袋里的口香糖必须吃光，随身只能携带20支香烟入境。追问原因，说是新加坡法令，否则给予一千新元以上罚款。关于这一规定的由来，导游虽给出新加坡环境保护法及新马烟草差价的解释，但对已习惯国内自由生活的人们，面对如此苛刻要求，自然颇多微词，而烟瘾特别大者更显得郁闷！不过，临近入关时，一行人还是清理了口香糖，并把多余的香烟人均分开了携带。事后，有人特意询问当地导游：新加坡是否处处如此严厉苛求？
其实，无须导游解答，人们游历新加坡公共场所后，既能体会到何谓环境氛围、公众效应、社会公德。仅以公众场所禁止吸烟为例，在新加坡一旦有人在禁烟区吸烟，前来制止的通常不是警察、保安或协管之流的带明显标志的执法人员，而是附近的普通工作者，但更多的恰是与你同行的朋友或周边路过的行人。那么，是什么高招造成了如此的效果呢？经过询问，我得到的直接答案不过是靠罚款而已！
因为，没有目睹新加坡执行罚款的过程。所以，仅以个人生活经验揣摩：其罚款数额如果不是十分巨大的话，也必是违法必究的，甚者可能与个人信誉度挂钩，而且这种惩罚，如果不是例例必达“公平、公开、公正”的标准，那么，凭借“拉关系”、“走后门”、“强权压制”、“恶势力恐吓”必定也是不能得逞的。否则，如同国内某些禁烟场所一样，一旦抓到违纪人员，即刻有人会出来说情、硬磨软缠；有的既是交了罚款，所表现的不是对错误行为的愧疚，而是显示对金钱无所谓；有的不但公开抗拒，甚至借机滋事、招摇过市；甚至有的，因此类事端，导致人员间的相互残杀或恶性报复等后患。在上述情况下，再经过“自由”媒体一番痉挛式的谁也弄不清是褒是贬的喧嚣鼓噪，尤其经常虎头蛇尾或不了了之的报道后，任凭你是执法人员、附近工作者，还是同行或过路的，不但会对类似“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之警示标志熟视无睹，而且还会对“政策、法规、制度、规范”等任何管理信念一概冷漠麻木！
今天，我们已不常听到，跨入二十一世纪门槛时，那种“将世界变成地球村”的欢声笑语。然而，当中国人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更加频繁地出现时，我们应该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至数百上千年前，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一幕幕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由比较而来的长短得失。
[德]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译）《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书，间断读习约一年了。每次打开，总有一气读罢的冲动。但有时，也禁不住扪心自问，已读过的章节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我茫然，不知言何！
前段时间，因故心神恍惚，翻开案头此书，“公民”一词耀然纸上，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恰巧此时，好友某某训斥我的话，还在耳旁回旋着：“你在XXX面前不要再说农村人如何如何了……！”
是啊！眼下一个在城里工作，且功成名就的人，尚且对自己曾经十几年的农村生活或农民出身，羞怯难堪，甚至耿耿于怀。那么，面对“平等、自由、民主、博爱、法治”等现代理念，其头脑和心胸，又能理解和承受多少呢？
由上，吾不禁窃思：那些生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人们啊！如果，饭后茶余，还有闲谈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兴致，不妨先摈弃无论你是“农民”或是“市民”的出身，投入“公民”角色中，去思考、理解和想象吧。
（2007年8月初草，2014年春整，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