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骆驼雕塑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并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20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九、徽商精神与现代经济
徽商发展的历史，能否为现代经济提供一些值得重视的借鉴？回答是肯定的。
崛起的徽商之都
第一，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州盐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谐精神。“和谐”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第二，徽商形成的商业道德仍是现代商业所应遵循的准则之一。“贾而好儒”是徽商显著的特点。“贾而好儒”的结果不仅使徽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商经验，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而且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徽商具有一种理性，这就是以儒道经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举其大端，有以下几条：
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
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在徽州粮商、典商中比较突出。
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为上”。例如徽商吴鹏翔一次购进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然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所以他宁可自己受些损失。有一年皖省大灾，婺源商詹元甲受当地地方官的委托，携带20余万两银子去外地采购粮食，当地旅馆老板告诉他：“此地买米，便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及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在数千两银子的回扣诱惑面前，詹元甲毫不为动，而是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已，吾不忍为。”这种宁可失利、不可失义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像这类例子还很多。
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这在徽州墨商、徽州布商等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徽商重教兴学的风尚在现代社会也值得大大发扬。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在致富以后，或者兴建书屋，购买书籍，以重金延师课子；或者亲自督促子弟读书；或者兴办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或者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加科考；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质，使他们经商更富于理性。二是培养了徽州莘莘学子，他们搏击科场，跻身仕途，反过来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四是发扬光大了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对后世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徽商衰落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蹶不振。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局。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跟时代前进，及时调整原来的经营行业，开拓新的行业。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就停止了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开办买办业、金融业，并兴办丝绸、绵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记取的。
十、重塑徽商新形象
徽商是安徽的名牌，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帮助作用。
徽商称雄中国3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工商企业集团，也是最具活力的工商企业经营管理者。徽商是中国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它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这一切都源于博大精深的徽文化的影响。在安徽发生、发祥的中国许多主流文化中，徽文化是其中最灿烂的一部分，徽文化的熏陶使徽商的文化底蕴十分厚重，在这次徽商论坛中，许多国内的著名学者都对徽文化的研究发表了非常精辟深刻的见解，这些论述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探讨了徽商的成功之道，一是徽商的创业精神；二是徽商的创新能力。
农民挥毫
对徽商的精神理念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吴昌期介绍道：徽商的创业精神表现在徽商的拼搏精神、勤俭道德、谦逊态度和诚信理念。徽商从小背井离乡，克服艰难险阻，奋力拼搏，重勤重俭，自强自立，行谦让之德以营造融洽的各种关系，为自身发展增强凝聚力，并且以诚信二字作为徽商创基立业的根本。吴昌期说，徽商并不是大学问家，却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注重从实践中创新思路，适应形势，增强竞争力。徽商的创新之路，深受徽文化的影响，注重以人为本，以制度作保证，以文化为基础，这些徽商的优秀经营理念也是一个现代企业家必备的基本素质。
承上才能启下，继往方可开来。探讨徽商成功的奥妙，一起感悟“亦儒亦商”的真谛，齐心搭建“新徽商”交流合作的舞台，真正发挥徽商“荣归故里的亲和力，同根同祖的吸引力，亦儒亦商的感召力，相辅相成的影响力”，在这片曾经孕育出徽商文明的土地上，紧密结合实际，传承徽商精神，加快发展经济，重振徽商雄风，再塑徽商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