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商的崛起
江南茶馆
徽商崛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共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掌柜的称谓“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于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清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清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明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二、徽商缘何称雄
明清西朝的晋、陕、鲁、粤、浙、闽、湘等诸多商帮，他们虽都艰苦创业，擅长经营，但就所处具体环境进行必要变通的能力，对于教育文化的重视，在礼俗方面的投入等，却均不如徽商。这便是徽商何以转衰为胜，称雄百年的关键。
（一）“一文钱”的故事
说是有甲乙两名徽商，挟巨资来苏州贸易。两人各迷恋上一妓女，不久，便挥霍一空。最后，他们沦落到白天行乞，夜晚寄宿古刹的地步。一天晚上，两人相对唏嘘：甲摸出仅存的1文钱要扔掉，乙急忙拦住说：“我有办法了。”不一会儿，乙怀抱着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等物回来，他让甲用1文钱买来面粉，和水调成浆，两人一起将草缠在竹片上，蒙上纸，再粘上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栩栩如生的禽鸟纸玩具。
待天亮，甲乙二人携这些禽鸟纸玩具至苏州玄妙观叫卖。他们制作的禽鸟大受欢迎，每件以十数钱出售，甲乙二人当天便收入5 000多文钱。这时，乙才告诉甲，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皆拾于市上，那买面粉的1文钱，就是全部“本钱”。
此后，甲乙徽商用赚来的钱添购各色纸张，并拾来鸡鸭毛，制做人物花草等纸玩具。两人夜间制作，白天出售，不到两年，便积资数万。于是，他们在苏州阊门开设一爿布店，以“一文钱”三字当店名。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生意兴隆。
（二）徽商凭什么赚钱
流行在徽州地区的一句俗谚最能反映成为徽商的复杂心情：“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这至少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生在徽州这个地方算是倒霉，因为徽州地域偏狭，不适宜粮食耕种，人们常有饥馑之忧。特别是12世纪以后，人口激增，给徽州人的生存带来很大压力。于是徽州人被迫离开故乡，走四方经商谋生。第二层意思是说做徽商从小就要离家，为的是让他遍尝艰苦，以塑造其独立性。
南宋建都杭州以后，南北人员大流通，对皖南地区丰富的木材、茶叶、药材，文房四宝需求增大；再加上新安江、长江、京杭大运河相互贯通，利于货物流动，于是，大部分徽商在长途贩运中发家致富。他们把江南地区的丝绸、棉布，景德镇的瓷器及徽州本地土产运销全国各地，后来徽商在扬州把持两淮盐业，开设当铺，从事货币经营，事业便彻底做大了。
中国的传统是把“商”视为下九流的事情。徽商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如果这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也总觉“矮人一头”。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有钱的徽商重视子女教育，读好了书去做官，纵然没考上，对做生意也有很大帮助。
所以，在徽州可以见到中国最强盛的宗族观念，直接表现就是大肆修建祠堂和牌坊。其中最有名的是许国牌坊，俗称“八脚牌楼”。许国是明万历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做过太子的老师。这座牌坊建造得巍峨壮观，雕饰华美异常。明嘉靖年间由举人入仕的胶州刺史胡文光被恩许建造的牌坊上面雕饰着32面圆形花盘。另外，丞相状元坊，父子大夫坊，三元坊，汪氏世科坊等一座座家族功名坊，都象征着读书入仕“衣锦还乡”给家族带来的荣耀。
歙县雄村曹家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曹文植、曹振镛父子都做到一品尚书，曹氏父子发达后，他们的父祖都受到朝廷的封赠，被称为“四世一品”。因为曹振镛做过清道光皇帝的老师，他的家族便控制了两淮盐务，牟取暴利。这是一个腐败官僚的形象，可在他的家乡，依然备受推崇。
（三）与皇家关系密切
大盐商江春是歙县江村人，担任两淮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乾隆每次下江南江春都在场伺候，跑前跑后，花钱如流水，江春担任两淮总商前后达40多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很得乾隆赏识。
有一个形容江春神通广大灵活应变的传说。一次游览扬州的晚宴上，乾隆随便问：“瘦西湖有没有白塔？”在场众人无言以对，只有江春马上说有。乾隆随即降旨第二天要去瘦西湖观塔。其实湖边并没有塔，见皇帝真要前往观塔，江春心急如焚，情急之间，他灵机一动，连夜派人搬运食盐，用盐堆起一座假塔。第二天，瘦西湖上大雾弥漫，乾隆在画舫上透过朦胧的雾气，隐约间看见了巍然矗立的白塔，非常高兴。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怕事情败露，就在盐塔的基础上赶建了一座白塔。事实上，朝廷也待他不薄，不仅屡赐宴赏，还加授布政之衔，有一次还特拨银30万两，供他周转。江春与官府关系之深，可见—斑。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是由徽州盐商接待的。为了将皇帝伺候得舒服，他们花钱极为慷慨，从而博得龙颜大悦，出尽风头。正因为花钱结交官府，徽商不遗余力，才会有徽商控制两淮盐业，垄断茶叶经营的局面出现。
三、徽商的历史作用
徽商以长途贩销的形式互通有无，使全国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渠道畅开，扩大和加强了全国各商品市场之间的联系。由于徽商的纽带作用，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农民们从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摆脱出来，愈来愈依赖于市场经济。徽商在江南市场频繁地进行棉布、丝织品和粮食交易，就是当时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
徽商还对各地区城市市场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徽商足迹遍天下，不仅从事贩卖贸易，而且还开店铺，侨居、投资公益事业，并对当地的市镇建设做出了贡献。
徽商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社会进步。徽商云集的吴江县盛泽、黄溪镇丝织业，明弘治以后就出现了雇工经营，这正是小生产者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生产形态。徽商汪氏益美棉布号让加工者在布上缝上“益美”字号，以此充当商标和广告媒介的作用，这种采取自由竞争的手段，已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徽商身兼商、儒、仕，很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和收藏家。经商致富以后，更加热衷于文化建设，在家乡修造精美住宅，建祠，立坊，修桥，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另外，徽商与封建官僚合为一体，本身就具有封建特征。又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捐输，建祠堂，牌坊、庙宇，造会馆，修族谱，办学堂，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对维护封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徽商的兴盛与衰落
历史上称雄中国商界的徽商，是怎样兴起，又是因何衰落的呢？
由于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因此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年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自行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两淮、两浙，但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据商界。
明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此，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城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就无业不就。徽商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大体有这样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囤积奇居（囤积奇居，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开展竞争）；四是质剂（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生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生产，一面贩卖，集工商业于一身。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官僚家属不禁止。他们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以便分得余润。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成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400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不仅使过去商人亏欠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收纳，而且还使商人增加了数以千万计的收入，使盐商利益受到了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以盐业起家的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但是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盐法”，使徽商遭受损失而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第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票盐法行得通，办得好，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优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奕许采用，反以王茂荫受苟人指使，使其遭受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第三，清康熙乾隆时，对典商查禁重判，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清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使其一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