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崩溃边缘到世界冠军
过去，每当我朝着梦想迈出一大步，
就会被一股莫名的无力感绊住，
现在，我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改变，
我终于可以痛快赢一场。
就在我要登上顶峰的时候，却跌到了谷底。那时我19岁，还是一个来自战乱频仍的国家的无名小子，一夕之间跃上职业网球舞台。我那时九连胜，即将在2006年克罗地亚公开赛（Croatia Open）的冠军战取得绝对领先。全场观众都挺我，我的团队也在为我加油。
然而，他们的声音我都听不到。我只听到自己脑海里嗡嗡作响，只能感觉到疼痛。好像有东西捏住了我的鼻子、钳住了我的胸口，双腿被灌了水泥。
我看着球网那端的对手瓦林卡（Stanislas Wawrinka），看着坐在看台上的母亲。然后突然之间，重力把我吸倒在球场的红土上，我仰望着克罗地亚开阔的天空，胸口上下起伏。魔咒——毫无预警地削弱我精力的神秘力量，再一次逼近。
不论我再怎么用力，都呼吸不到空气。
我父亲斯尔詹（Srdjan Djokovic）冲上球场，和医生一起搭着我的肩膀把我撑起来，拉我到场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抬头看着母亲，她在看台上哭泣，我心知肚明，这次比赛到此结束了，也许我一生的梦想也跟着结束了。
大多数人在6岁的时候，都还没决定自己人生的目标，不过我已经决定了。早在13年前，在塞尔维亚（Serbia）乡间的偏远山城科帕奥尼克（Kopaonik），坐在我父母比萨店的小小客厅里，看着桑普拉斯（Pete Sampras）拿下温布尔登（Wimbledon）冠军，我就知道：有一天冠军会是我。
我从来没打过网球，我认识的人也不打网球，网球在塞尔维亚是冷门运动，冷门程度大概和击剑差不多。在我家居住的荒凉的度假小镇，伦敦可谓遥不可及。然而就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我想把温布尔登的冠军杯高举过头，听着满场球迷欢呼，并且要成为世界第一。
父母亲在我4岁的时候，买了一只彩虹色的球拍和几颗威浮球（Wiffle），我可以自己玩上好几个小时，把球击向餐厅的墙壁。不过自从看见桑普拉斯封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接下来的13年，我人生中的每一天都用来达成目标。为我做出无数牺牲的家人，从一开始就挺我到底的朋友，我的防护员、教练和球迷——大家都同心协力，让我尽可能朝毕生的梦想接近。
但是我身体有些问题，不健康，不强壮。有人称之为过敏，有人称之为气喘，有人就说是体能不佳。但无论那问题叫作什么，都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解决。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大赛上昏倒。1年前，我的世界排名只有153位，在法国网球公开赛（French Open）首度出赛就拿下第一盘，让对手八号种子科里亚（Guillermo Coria）吓出一身冷汗。但到了第三盘，我的腿僵硬得像石头无法动弹，我也无法呼吸，最终只好弃赛。科里亚在赛后说：“显然他已经疲劳了好一段时间，人的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应该能够在炎热天气下打长时间的比赛。”
3个月后，我首度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US Open），首轮对上孟菲尔斯（Gael Monfils），结果直接晕倒在球场上。在近30摄氏度的高温潮湿天气中，我像一条搁浅的鲸鱼，腹部朝上躺在地上，拼命喘着气，等防护员来。在4次尴尬的暂停过后，我勉强赢了比赛，但下场时还是被观众嘘，而我体能不佳也成了赛后的焦点话题，孟菲尔斯建议：“也许他该做些改变。”
我做了种种努力。在当今职业网坛，不论球技水平、体能训练或是心态，一丝丝的改变足以造成很大差异。我勤练举重，每天早上和下午练球，每天骑自行车或是连续跑步好几小时，我的体能没道理不好。我换了防护员，找寻新的训练方案；我也换了教练，希望球技上的进步能帮我摆脱魔咒；我动了鼻腔手术，希望可以让呼吸更顺畅。每一个改变都有一点点帮助，一季一季慢慢改善，我更强壮了一点，体能也更好了些。2007年，我成为费德勒（Roger Federer）和纳达尔（Rafael Nadal）登上球王宝座之后，第二位都击败过他们的球员。
然而，每当我朝着梦想迈出一大步，就会觉得好像有根绳子缠住了我的身体，把我往回拉。职业网球是连续11个月的漫长赛季，保持平稳表现的关键是，能够在比赛与比赛之间的间歇期迅速恢复。我在赢得一次赛会之后，却在接下来的赛会意外崩盘；在赢得一场史诗般的漫长比赛之后，却在下一轮中途退场。
或许我的问题不是在生理，而是在心理：我做了冥想、瑜伽，努力让内心保持平静。我像是上瘾一样训练：每天14个小时，一心一意只想着提升心理和身体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成为世界排名前十名的选手。
但我有一个梦想，不只是要成为顶尖的球员之一。世界上最顶尖的有两位——费德勒和纳达尔，对他们来说，我不过是个偶尔冒出来的程咬金，在战况艰难时随时可能退赛。他们是最上层的精英，我则卡在低他们一层的地方。
我在2008年1月赢得了我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Australian Open），这对我是一大突破。但1年后对阵罗迪克（Andy Roddick），我再次被迫退赛。在争取卫冕冠军的路上，竟然半途而废！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罗迪克拿我经常病倒来开玩笑：“抽筋、禽流感、炭疽病、SARS、一般的伤风感冒。”即使是费德勒这个话不多、这么有风度的人，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我：“他这样伤病缠身，我认为他是个笑话。”
我甚至在2009年年底，把训练营搬到阿布扎比（Abu Dhabi），希望借着波斯湾的酷热，让自己更好地备战在墨尔本（Melbourne）举办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也许让自己适应了这种气候，最终我可以克服我的伤病。
一开始，看起来我好像终于把一切问题搞定了。2010年1月27日，我打进澳网的1/4决赛，一路上轻松过关。1/4决赛的对手是特松加（Jo-Wilfried Tsonga），他世界排名第十，我排名第三。两年之前，21岁的我在迈向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的路上，就是在这同一个球场打败了他。这一天，我只需要有和当时一样好的表现。不，要更好。
特松加身上有90千克的纯肌肉，是网坛体型最高大、最强壮的球员之一，发球球速高达时速140英里（225千米）。当他把体重加到回球的力道上，球质非常“重”，球速快，还会上旋，感觉好像可以把球拍直接从你手上敲掉。但同时他的动作又非常敏捷，可以满场飞。那一天，他穿着荧光黄的T恤，看上去就像太阳一样大、一样无情。经过折磨人的抢七拉锯，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让现场球迷的心一直悬着，最后他以7比6拿下第一盘。
不过到了第二盘，我那上瘾般的疯狂训练终于开始发功，我以7比6拿下这盘，然后控制住他，让他在底线两端疲于奔命。单打比赛球场宽度是27英尺（8.23米），我可以跟任何人一样，完全守好这个距离。
我轻松拿下第三盘，6比1，我吃定他了。
结果，又来了。特松加在第四盘先以1比0领先，那股无形的力量又一次袭来，使我无法呼吸。他接着又拿下一局，我感觉有东西跑到喉咙，于是向主审裁判请求一个上厕暂停（toilet break）。我不想让对手看到我快要吐的样子。
我冲进更衣室的厕所，马上跪了下来。我抱住马桶的一侧，胃在痉挛，觉得好像把所有力量都给吐了出来。
等我走回到场上，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了。
特松加很清楚我的身体出了状况，不断用强势发球主导局面，把我在场上调过来、调过去，就像是他的玩具。我感觉到，球迷开始转而支持他，他的发球也似乎比之前更快、更重——也许是我速度变慢、力气变弱了，感觉就像是在跟一个巨人对战。他不止一次瞄准我的左脚，我的脚像被钉在硬地球场的蓝色地板上，一动也不能动。他以6比3抢下第四盘。
第五盘才一开始，球场中所有人显然都已经知道比赛结果会是如何。特松加3比1领先，我的发球局，0比40。我打出职业生涯的最低点，这是个破发点，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
我必须打出一记完美的发球，让他失去平衡，拿回局面的主控权。我如果要有一丝反击的机会，就必须发出我这辈子几十万次发球之中最好的一次。拍、拍，把球抛向空中。我努力让肢体伸展到极致，但整个胸部感到压迫。我感觉我挥的是雷神索尔的锤子，不是网球拍。
我的身体垮了。
一发失误。
我的心理垮了。拍、拍，发球……
双发失误。
这局，特松加赢。
老天保佑，球赛干净利落地结束了，就像行刑。在中场握手致意后，他绕着球场手舞足蹈，要观众一起欢呼，全身充满电和能量。我，油尽灯枯。17年来每天不间断地练习，但我并不觉得自己的身心强度足以和最顶尖的球员同场竞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