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烧饼考生
个人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1984年他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作为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他首次提出学而优则商的观点，指出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他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他在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论证了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他提出的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引起强烈反响。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近几年，他还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商学院教育体制的改革。
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北农村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父母均不识字，但他似乎从小就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悟性与偏好，学习成绩远远领先于别的孩子一大截。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他从来都是在课间十分钟完成的。每逢考试，他常常是物质精神双丰收，拿一个全班第一没问题。而不少同学为了考试过关，经常以实物作为课前辅导的贿赂。在那样贫寒的年代，一个玉米饼的效用是可想而知的。12岁的时候，他就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30公里（注：1公里=1千米）外的地方打工。贫寒的家境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
高中毕业时，年轻气盛的他回到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他有志于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锻炼一番。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到他家来鼓励他报名参加，可当时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西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你可以考文科嘛！尽管那是他头一回听说文科这个词，但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日后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将从这个黄土坡诞生。既然要考，他还是很认真的：他托县里的同学邮来了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当时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18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
在大学里他的年龄是班里最小的，但学习成绩却是最好的。那时的张维迎还谈不上有多远大的抱负，对一个农村娃来说，能上大学，有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工作就满足了，更多的奢望实在不敢有。他只是凭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对思辨的爱好和擅长在刻苦学习。他在上大学前没有学过英语，在大学里也没有钱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买台录音机，但他的英语成绩却和班里一位已经学了十几年英语的同学不分伯仲，这使他坚信农村娃也是可以学好英语的。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这位严肃而尽职的教授对他要求很严。1982年3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使他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先生，并和田国强、杨小凯等分在一个理论组里。小组发言中，这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发表了一通关于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宏论，令其他与会者刮目相看。这或许得益于他原来良好的数学基础以及对以数学为研究方法的现代经济学的敏感。他的发言逻辑性强、观点鲜明、切中要害，被小组推选到大会上宣读。张维迎语出惊人：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呢？这次会议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从此他不再满足于从劳动二重性开始的推导了。回校后他牵头组织了一个6人读书班，栗树和先生当年也是这个班里的成员。他们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由张维迎讲解一次。为了讲评好，他总是要求自己先将内容弄懂吃透。这种边学边讲的方法至今仍被张维迎推崇为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那种如饥似渴的自觉学习也为他日后成为国内最早和最出色的微观经济学专家打下了基础。难怪当他于1984年到北京工作时，不少圈内人便认为他的微观经济学是最地道的。
第二节 负笈牛津
凭着其热情与天分，以及对当时一系列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张维迎很快在思想剧烈碰撞的20世纪80年代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很有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者。但他并没有陶醉于已有的成绩，他很快意识到由于条件所限，自己所受的经济学训练仍不够全面，学术功底不够坚实，还需继续深造。1987年，他获得了一个赴牛津大学做一年访问学生（不是访问学者）的机会，并于当年10月成行。
在牛津做访问学生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他感到自己先前在国内通过自学接触到的一点西方经济学实在是微不足道，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窗户上的一个小孔所看到的一角街景。按项目要求，作为来自中国政府部门的访问学生，其主要任务是跟着导师学习经济政策分析。但他主动请求只学微观经济学。他非常发奋地学习，但越学越感觉到要学的东西太多。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于1988年底回国。但是他已经决定，一定要到牛津去攻读博士学位。做访问学生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正式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
接下来的四年无疑是让张维迎终生受益的四年。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上课式，一种是研究式。前者要修完全部规定的课程，并通过严格的考试，然后再撰写博士论文；后者则是就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研究成果经评委会认定达到博士学位标准后，即可授予博士学位。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生来说，后者也许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选择。但是张维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上课式，才能全面地掌握经济学的各门核心课程，同时熟悉各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数学方面的工具。当然，这意味着苦！但是这正是张维迎二赴牛津的初衷，所以他知难而进。他知道，越是基础的东西越是重要，越是枯燥的东西越是要在念书的时候就把它钻研透，因为毕业之后，要再来在某些方面补课就很困难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夹生饭一旦做成，要再回炉就难了。他一丝不苟地研读老师所开出的各种文献，出色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不仅要学好自己的，还要帮助基础较差的同学。而他所交的作业，则常常被导师从任课老师处要回，作为范本保存。他还花了很大的工夫去弥补自己在某些基础分析技术方面的不足，例如数学训练方面的不足。数学是国内文科学生的一个弱项，但却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幸而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时候就旁听过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程，并且经常同数学系的栗树和等同学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所以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要真正地理解现代经济学文献中运用到的许多高深的数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要在自己的研究中熟练地运用，则更是难上加难。后来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中能够较为娴熟地运用数学工具阐释其理论，实在是和他自觉努力分不开的。
在国内的时候，张维迎就对企业与企业家的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这当然也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刺激的结果。到牛津之后，他发现企业理论实际上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领域之一，但是现有文献并未对企业内委托权应如何分配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比如说，科斯等人研究了为什么存在企业，但没有回答为什么是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成为企业的老板；7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激励合同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但在这种理论中，委托-代理关系是外生给定的，而在张维迎看来，最基本的问题是，究竟谁应该是委托人，谁应该是代理人。因此他决定就这一问题来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的悉心指导，这两位导师对张维迎也十分器重，认为他是他们遇到的少数可能对经济学作出贡献的学生之一。尽管James Mirrlees教授平时工作繁忙，但仍然坚持两周见他一次，讨论与论文有关的各种问题，从基本思想到分析方法。张维迎无疑是最幸运的学生，因为即使在牛津这个以导师制著称的学府，能分享到导师如此多时间的学生也的确是不多的。导师的厚望使张维迎更加努力，到1991年底，论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工作就已经完成，初稿作为硕士论文获得了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由于论文和各项考试成绩都很优秀，他获得了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该奖学金是英国经济学方面最有声望的奖学金。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同时又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颁发的以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命名的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该奖学金数额颇丰，在全英范围内每年只有一个人获奖。
当然，张维迎在牛津求学的收获远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在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同时，他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洞察力。读过他文章的读者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对经济问题分析之精辟和透彻，往往不是一般的文章所能企及的。
启示：
没有天生的信心，只有不断培养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