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屋脊装饰的规格和数量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故宫太和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场所，建筑规模最宏伟，正吻的尺寸也最大。每个正吻由13块琉璃构件拼成，宽、高均为7尺7寸（这里指的是营造尺），重量达73∞多斤，值银180多两。它戗脊土走兽也最多，达10个。乾清官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地位仅次于太和殿，走兽为9个。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小兽为7个。东西六宫是妃嫔的居所，小兽为5个。至于配殿，按等级递减。有的仅1个。除太和殿外，所有建筑上的走兽均为奇数，而且是减后不减前，如此用7件，则减掉行什、斗牛、獬豸。
吻兽，最初是作为迷信之物而出现的，但它并非没有实用价值。正吻是正脊与重脊相结合的关节，有起承转合的作用；走兽下面皆有根长的钉子，有固定脊瓦、防止下滑的作用。我国古代许多建筑屡经地震而巍然不动，不能不说有吻兽的一份功劳。
古建筑中的窗
窗，本作“囱”。古人在建筑物中置窗，主要是为了通风和采光。但上古的“窗”专指开在屋顶上的天窗，开在墙壁上的“窗”叫“牖”。后来“窗”和“牖”才渐渐通用。
从西安半坡村原始社会房屋的复原图来看，那时还没有窗，而从西周青铜器中则可窥见窗的影子了。如“兽足方鬲”中的图案，在建筑物的正面下部设双扇板门，反映建筑物人口的形状，其余三面开窗，窗中仅施简单的棂格。这是可见到的最早反映窗的形制的实物。在汉代的明器中，则可见到斜方格、正方格和直棂的窗格。唐、宋、辽、金、元建筑物的窗格以直棂为多，棂子称为破子棂，截面是三角形的，尖端朝外，里面是平的，以便糊纸或糊纱。明清以后，窗的装饰日趋精巧，形制也更为丰富。特别是用于园林中的透花窗，变得更加艺术化了。
中国建筑的框架结构决定了窗的式样和图案变化十分灵活丰富。它往往和门结合在一起，以美丽的图案构成建筑立面的屋身，即通透的“幕式墙”，门实际上成为落地的窗。这是西方古建筑所不及的。
中国古建筑中的窗有如下几种：
格扇窗一般用于厅堂的前檐，常以四扇或六扇作为一樘。其上下或两侧常加设雕饰或镂空的余塞窗或横风窗。
半窗多用于厅堂的次间以及暖阁、暖廊的檐柱问，与下部的白粉或清水磨砖的半墙配合使用。
漏窗亦称漏明窗或透花窗，用于外院墙和院内隔墙上，主要作用在于打破墙面或廊子的单调感。
洞窗又称框窗或空窗，主要用于园林建筑中，造成墙体空洞的装饰趣味。
花窗是一种开在房屋壁面上，仅供换气用的固定窗式。多用木格，以便夹纱、糊纸或夹砺壳（也称明瓦）、云母片。
此外，还有落地长窗以及拆装灵便、遮挡视线的窗栅和单取装饰效果的假窗。农村民居中，又常设带壁柜的宽窗台窗以及简易粗朴的直棂栅窗。
中国建筑中的窗在图案装饰上又有种种不同：
明清的宫廷建筑中，格扇窗的细棂常有很细巧的图案，如三交六、双交四等菱花，周边并配以精致的雕刻，造成一种淡雅肃穆的气氛，与宫廷建筑的富丽堂皇相谐调。民居中棂条多组成步步紧、灯笼框等图案，以求生动活泼，造成亲切谐美的建筑气氛。
南方建筑中，似乎更注意利用色彩的对比效果。如棂条便使用不同木质的雕刻饰件或在榻条分割的图案中衬以不同颜色的窗纸。另外，还可以利用光影效果变化，如斜棂格纹图案，当日光照射时，受光面可表现出丰富层次，在民居中较为常见。
清代李焕说：“尺幅窗，无心画。”古代文人喜欢借“窗”抒情，写下了不少名句。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半窗图画梅花月，一枕波涛松树风”（赵范）。“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云亭”（李白）。“窗影摇群动，墙阴载一峰”（岑参）；“山月临窗近，天河人户流”（沈期）。“栋里归白云，窗外落余晖”（阴铿）。“窗前远蛐悬生碧，帘外残霞挂熟红”（罗虬），“帆影多从窗隙过，溪光合向镜中看”（叶会仪）。“云影一磐出林抄，窗放群山到榻前”（谭嗣同）。“胎花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贺铸）。
“四雅”漏窗
漏窗为园林建筑中的装饰小品。它是在窗洞中饰以各种花纹或美术图案，但不妨碍向外观看，故又称漏花窗、花窗。漏窗本身有景，窗内窗外景叉隐约可见，打破了封闭的空间，具有含蓄的造园效果。
在传统园林中，建漏窗的材料主要是砖瓦泥灰。题材多为花卉、鸟兽、山水或几何图形，其中最为奇特的当推苏州狮子林的“四雅”漏窗。
所谓“四雅”，即古人所好的琴、棋、书、画四桩雅事，狮子林小方厅北面天井的粉墙上，四个精致的漏窗，依次塑有琴棋书画的图案。“琴”，花窗中塑一古琴，周围加饰梅花图案；“棋”，花窗中塑围棋棋盘模样，四周饰以花卉；“书”，花窗中塑一函线装书模样，周围托一花卉；“画”，花窗中塑画卷模样，周围为几何图形，并有藤蔓维系。
“四雅”漏窗，活跃了平板的粉墙。窗内外双向“泄景”、“引景”；白色的图案在不同光线的照耀下，产生富有变化的灰黑色阴影；窗下，植有四季常青的南天竺、石竹和罗汉松，整个情调幽雅古淡。
古代建筑典籍分类
官方典籍是由官方所颁发的关于建筑的制度、技术、劳动定额和材料定额等的典籍：
《考工记》是这类典籍中最早的一部，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是齐国人编写的，书中记录了有关6大类30个不同工种的生产工艺，其中涉及城市、道路、建筑的论述，对历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营造法式》由宋代将作监李诫编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工程规范。
书中有壕寨、石、大木、小术、彩画、砖、瓦、窑、泥、雕、镟、锯、竹等各种制度，以及施工的工料、定额和各种建筑图样。
清代的《工程做法》一书，由工部会同内务府主编。原编74卷，分为各种房屋建筑工程做法条例与应用料例工限（工料定额）两部分。这部书在当时是作为宫廷（宫殿“内工”）和地方“外工”一切房屋营造工程定式“条例”而颁布的。其应用范围主要是针对官工“营建坛庙、宫殿、仓库、城垣、寺庙、王府一切房屋油画裱糊等工程”而设，但对于民间房舍修建，实际上也起着建筑法规的监督限制作用。
民间著作包括匠师、文人所写的关于建筑、园林等方面的著作。．北宋喻皓的《木经》，是已佚的一部重要民间著作。它的内容，在有的古籍中有所引述。在分析台阶的峻、平、慢三个等级时，指出三者的分界，在于荷辇人（抬轿者）前竿与后竿荷重姿势的不同，这正是建筑设计中以人的活动作为基本尺度的原则。
明代的《鲁班经》，也是一部重要的民间著作。书中内容限于普通房屋、楼阁和特种建筑（钟楼、宝塔、畜厩），后来增加了不少木工制作的内容。
这本书记录了当时民间木工匠师业务范围的发展和民间建筑、家具的技术。
明代末年造园家计成编著的《园冶》一书，是一部论述园林建筑的专著，在造园史上有重要地位。《园冶》分为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10个部分，从园林的整体到局部，从设计原则到具体手法，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全面论述。
此外，还有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记述了园林、住宅设计方面的有关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间接资料在有关其他内容的一些书籍中，也提供了建筑形制、工艺技术、重要建筑活动以及与建筑有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以《三辅黄图》
（年代不详）、晋代左思的《三都赋》、北魏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清代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刘侗与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等为著名。
此外，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揽辔录》，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历代帝王宅京记》
等，均含有大量建筑史料。
中国古建筑、古迹中也常有碑刻题记，保存大量工程技术方面的资料。
最早的建筑工程图据记载，我国的工程制图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左传》有关于夏初（前2140）时代按图形在鼎上铸造百物形象的故事记载。
在西周也有文字记载。《尚书》记载周公领导建造成周城时，已有平面位置图。这些早期的建筑工程图原物早已散失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墨的陵墓（平山l号墓），出土有一件镶错金银的铜图版，宽48厘米、厚约1厘米，是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铜版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陵园包括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以及四座宫室、内宫垣、中宫垣的尺寸、距离。铜版上还记述了中山王颁布修建陵园的诏令：“王命用为逃乏阔狭少大之，又事者官恩之，建退进乏者死若赦，不行王命者央子孙，兀一从，兀一贞。”这段东周文字换成今天的白话，意思是：“中山王命令相邦照进行王、后陵园规划设计，并由有关官员测绘成图，营建时要依图样长宽大小施工，有违背者处死不赦，凡不执行命令者，治罪要殃及子孙，设计图版一式两份，一份随陵入葬、一份府库存档。”图版上有逃乏（兆法）字样，考古学家根据《周礼·春官》中所说“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兆域”一词典籍中意指“陵墓区”，故把这块铜板称为“兆域图”，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一张建筑设计图。该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古建筑学家根据已发掘的1号墓及其东侧2号墓的陵上封土、回廊遗迹。参照兆域图的平面布局，复原出一座东西长392米、南北宽168米、由两道宫墙围绕的封闭式陵园；科学工作者还通过对兆域图上平面的实测与文字记录的尺寸的换算，发现这份设计图采用了1：500的比例尺缩制而成。
以往文献记载，使用比例尺绘制地图，以西晋裴秀为最早，中山国兆域图把缩尺制图的历史提早了6个世纪，这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的战国魏王陵墓群，其平面布局、陵上封土结构与平山陵墓基本相似，因此，学者们认为制作兆域图是当时列国通行的制度，是一种已经程式化、制度化的规划设计图，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中国墙文化
墙文化的诞生是原始初民抵御有害自然的最初尝试。因为人类从树上到穴居的进步没有墙保护不行。墙文化发展到长城的屡废屡兴而为地球之荣耀，并迎来了自身的全新世纪。这是实用美在墙文化领域的印证。
墙文化由实用美到艺术美是又一次飞跃。宫闱里的花墙，国门中的人墙，园林中的风墙围墙、萧墙、苫墙、院墙，甚至农家小院的篱笆都可进入墙文化艺术美行列，可谓琳琅满目。到了这种时候，人不再是自然的俘虏，也就不必用墙来抵挡什么。于是，墙，成了主人炫耀财富的门窗和广告画。琉璃砖镶边。琉璃瓦压顶，大理石砌门，五彩涂料装饰。威风凛凛，显示了墙内的实力。艺术美取代了实用美。
当墙文化的实用性开始复归时，复旧的主题是抵挡有害的自身社会。但仍旧是防君子难防小人。
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子。现在重审传统文化，墙文化这一分支也有不足，即禁锢了墙内人的视野与思维。
现代墙文化的研究对象及任务乃是查清中国墙的所有种类、形式、规格、创造者，认真分析现代墙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趋势预测。但回顾中国大地上的许多墙，我们或许能窥见到一种民族的心态。
到过北京的人，首先会感觉到天安门、故宫、中南海的红墙。细思量，不论是皇帝君王住所、佛门境地，或是后人崇祀先贤之祠，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所有的墙垣都是红色的。民族学家与考古学家联合考察后认为，这与祖先最久远的原始崇拜有关。
在偏远的云南山区，至今有的少数民族常常用血把全身抹得通红，他们相信这可以避免恶魔的侵害，免除灾疾。在湘西苗族的祭祀活动中。巫师身着红袍，手摇铜铃来驱散妖魔，红袍的直接作用是防止邪魔靠身，北京山顶洞人被发掘时，奇特的埋葬习俗令人费解：死者周围撒了一圈赤红色的铁矿粉，考古学家认为，山顶洞人当时已有灵魂观念，他们在下葬时陪葬一些生活用品以供死者继续生活，而火是不能缺少的。火是红色的，便用赤铁矿粉来表示红色，代表火。世代相袭，火、血、太阳便都用红色来表示。皇帝、神灵所居之处，大墙刷上红色，庇佑君王贤灵不受骚扰，这红色便成了心理上的保护屏。
古代的照壁
照壁，又称影壁、照墙、屏、树，是古代房屋庭院的一种附属建筑，设在门外正对大门处，或院内正对大门处，是古代建筑中大门内、外用作屏障的特有装置。入门时，内外照壁形成建筑物的第一道空间，作为屏蔽，使人无法窥见宅院内部；作为标志，既是本处宅院的“徽记”，又给人以空间变换之感。大凡豪门贵族等大户人家宅院及寺庙等，一般均置有照壁，除规模大小有别外，其结构基本由壁面、底座和壁顶三部分组成、多为砖石垒砌。
因为照壁所处位置显要、所以修建者在用料、造型、建构等方面，都非常讲究，尤其重视壁面的装饰，或绘画，或作书，乃至精雕细剡于其上。
据考古发现，早在西周时代陕西歧山凤雏建筑遗址就有了照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七载：“（梁）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张）僧繇画之……金陵安乐寺四自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睛者见在”。这则有名的“画龙点睛”的故事，充分说明古人对照壁等装饰艺术的重视及艺术的精湛程度。又据宋代邓椿《画继》：宋人郭熙见唐代画家杨惠之所塑山水壁，又生出新意，令匠人以手枪泥于壁，或凹或凸，干后以墨彩随其形迹涂染，塑成峰峦林壑、楼阁人物，形象逼真，宛若天成，以此开照壁雕塑之先：
我国现存古代最著名、壁体最大、雕工最精的照壁当属山西大同九龙壁。此壁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代王府前照壁。府邸毁于清崇祯末年兵火，唯九龙壁幸存。壁长45．5米，高8米，厚2．02米。下部为须弥座，顶部为仿木构建筑庑殿顶、中部壁面为翻腾于云海波涛之中的九条巨龙。整个照壁全用特制的黄、绿、紫、蓝、赭等五彩琉璃砖拼砌而成，极其奢华。又如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内的原明襄王朱瞻王府前的照壁，全壁主要用绿色石料修建，故称“绿影壁”。壁高7米，长25米，厚1．6米，仿木结构形式，下有须弥座，上有斗拱柱架，四阿式顶。
壁面分三堵，全部饰以龙的形象图案。中间壁面为“二龙戏珠”，东西两堵是“飞龙出水”，壁面四周镶有姿态各异的99条小龙，整个壁面造型生动，雕工精湛，为我国石刻艺术之精品。此外，北京北海彩色琉璃砖九龙照壁，山西佛教圣地五台山普化寺和龙泉寺照壁，以及北京孔庙和全国各地孔庙（文庙）的琉璃砖照壁等等，都是很有名气的国之瑰宝。
照壁同室内屏风一样，具有使用和观赏的双重价值，因此为人们所喜爱，延传至今。不仅大户人家和大型庭院，就是城镇和农村的小户院落，也常建有照壁（影壁），成为建筑中的一种传统格式。
砖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