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韦君宜先生《“**********”拾零》一文之后，使人想起了那个久远了的、“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让人久思不能平静。韦君宜先生痛心疾首的往事，是哪个血腥之灾的岁月，多少人不愿触及的伤疤，每碰一下都会淌出血的回忆。而我们这些有点童年“****”记忆的人，看后也会不寒而栗，满腔悲愤。人们今天能再次翻开这沉重的一页，为的是能汲取教训，总结历史，以警后人。
然而，人人都知道，十年****留给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是炼狱，是劫难，是心在流血的无奈，是一部耻辱的警世书。可留给当年那些激情万丈、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的又是什么？是没书可读，两眼摸黑的无知；是没学可上，头脑简单的愚昧；是此生此世都难以挽回的心灵空白。虽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也有成名者，但毕竟像梁晓生、阿城、史铁生、叶辛等一样的成功者、成名者是少数。事实上，他们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由于缺乏文化知识的熏陶，到了自己的子女面前，连一般的学习课程都辅导不了。这该是多么悲惨的结局。这种羞愧和耻辱用反思和教训能补得过来吗？心灵的空白、终身的遗憾有生难补。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在为那个年代当中的狂热分子们开脱罪责，但毕竟大多数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参与都出自“激情”。血气方刚、一触即发是青年学生的特点，又有谁能怀疑青年人天性的热忱与率真呢？
那个时候，我只是刚入学不久的小小学生，在停课闹革命的热浪中，学校少不了拉我们为游行和批斗的队伍凑人数、喊口号。但在我朦胧的记忆中，红卫兵的每次“特别”行动，都是在某些成人的“深入揭发”和“鼓动”操持下进行的。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鼓噪下，面对这种无可选择的社会动荡现实，特殊的政治环境就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他们还来不及思考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就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多数红卫兵是想把那一腔“誓死捍卫革命路线”的热血和忠诚，献给“无产阶级司令部”，献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要说思想单纯被人利用，这无可厚非，但被韦先生说成是“反对一切，仇恨文化”，我真不敢苟同，特别是“自愿变作无知的”提法更是有些义气用事。就大我五岁的姐姐，学习非常优秀，生性又温良谦让，是完全有能力和希望考上大学进名牌学校从而改变她作为小女子的前途命运的。我们出身教师家庭，深知文化知识的可贵，可是姐姐初中还没有毕业就遇到“**********”，书不让念了，学也不让上了，姐姐哭着想看书还生怕别人看见，只好每天帮着母亲做家务，直到出嫁也没有遇到高考。像姐姐这样渴望文化知识而不能的人并不在少数。要说“仇恨文化”谁会信呢。当然，像韦先生一样的大多知识分子遭到“红卫兵”的肉体迫害，应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可是红卫兵们遇到“****”的骚动而造成他们心灵空白的命运，难道说不是那一代人的悲哀？值得我们研究的是：是什么原因让一些天真烂漫、十五六岁的孩子，一夜之间天性善良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不唤自至？甚至会六亲不愿相认？再说“****”的悲剧并不是某一些人，抑或某一代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整个民族的“投入”面前，青年们的无知不是自愿的。
韩石山以《真实是可怕的》（载《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的文章，对韦老先生以“****”反思带给世人的许多新视角加以赞赏，同时又批评了那些面对罪恶而不敢吐露真实心声的读书人。他写到：“一个对中国的国情和人性没有基本认识的人，先就不配称为读书人。他也读书，肯定没有读进有珠子的那个眼里……他也写字，肯定写的不是屈灵均、司马迁用过的横平竖直的方块字，而是谁也不会认识，过后连他自己也不认识的鬼画符。”我非常折服韩先生的直率和尖锐。这段感慨是在引用了韦君宜的“这一群‘**********’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之后而发的。但我认为，把人神化、盲目崇拜就是那个时代的国情。
1977年，那是一个生机勃发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春雷，响彻中国大地，驱散了盘旋在头顶上10年的苦难和迷雾，特别是那一缕睿智先觉的信念之光——恢复高考，给渴望求学中的一代青年都带来了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在探寻科学与真理的勇气和振兴中华民族中改变着命运。大多渴望文化知识的年轻人，随着机遇的来临，时代的步伐加快了他们的自我觉醒，能有幸走进大学校园的，当然是时代的幸运儿。随着知识的充盈，使他们从心理、阅历、知识、人生等都得到了迅速成长和成熟而获得社会的承认，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性回归。像梁晓声们能有成功的今天，被文坛所承认，这是社会进步和他们个人艰辛努力的结果。可是像我姐姐一样的“大学弃儿”哪有梁晓声们的幸运，她们的命运改变谁来为她们买单！
中国人最讲究宿命，这也许是一个民族与个人最无奈的安慰，而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中的绝大多数中学生红卫兵们来说，他们的悲惨命运和生命损失要远远大于时代带给他们的“疯狂”，对于此，无论是被蹂躏的知识分子还是社会，都应该站在更高的深层次上去理解，并给予善意的、历史的总结。我想韦君宜先生的“痛定思痛”的真正目的也应在于此。否则，一味地风霜雪雨，冷嘲热讽，只会良莠不分，伤及无辜。这不是文化人应有的境界，也不是今天这个政治稳定、社会清明的时代所期望的。
（199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