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不提政治价值，我在《有教堂的“开放社会”》一文中曾经用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观点分析了这样一种新型范式的知识意义。美国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代表作之一《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1962）认为不可轻视范式转向（Paradigmshift）对学科发展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冷战时代，思想学术明显增加了好斗性，而不是反思性。伯林片面地以为只有根据价值多元论才能构建出一个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各种一元论的价值体系必然是专制主义体系。
可是，当“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这样一个拗口的复合式概念被引入思维过程，我们便不难发现：这种范式的转变之下，传统的单一词汇概念，有时那么脆弱无力，居然难以更为有效地表达出世界多层多样的特点。对中国学者而言，如果说伯林价值多元论是那样正确，又如何去理解亨廷顿这样一个诚实而理性的学者的痛苦与愁烦，以及他这种痛苦与愁烦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热爱，还有他在这种情感之下既要维护普世价值的声誉，又要让普世价值在美国可持续落实与发展这种矛盾心态下的小心翼翼？换言之，自称“狐狸型思想家”的伯林究竟如何面对“刺猬型思想家”的伯尔曼、托克维尔和伯克？究竟如何评判那么多扞卫新教改革精神的基督徒的法政派思想家？难道就简单地认为他们在理论上是专制主义者？
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的正义秩序是一个既自由又有秩序的社会，一个既民主又能保障高效运转的社会。之所以是“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而不是简单的“一元主导下的多样格局”，在于两个“多样”天然地具有内在差异。第一个“多样”，其价值来源于“一元”；第二个“多样”，相对第一个“多样”，多了些异质的成分，它的存在不是善一元论，而是正义一元论所保障的结果。如果就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而言，基督徒主导的法政国家就具有典型的“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的特征：一个自由民主的联邦政体，奉行政教分立和信仰自由的原则，通过宗教的自由而平等地竞争。传说中的公民社会以广义的基督教为主，基督教伦理为整个国家提供一套制度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基督教会为国家和政府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公民和优秀的国家领导人；其他宗教信徒，如摩门教、佛教、儒教信徒，同样享受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如果这些非主流宗教的信徒有足够的能力和魅力，他们同样可以参选国家领导人。至于能否选上，如果承认美国社会最接近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的话，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
然而，我们可以因此判断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专制社会，这样的制度就是一个专制制度吗？如果更细分下去，从组织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民主而高效的组织必然是这样的：以最高决策层为中心，核心团队具有相对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其他人员则在信仰和伦理上要求低一些，但所有人都必须平等地遵守这个团队的游戏规则。这样的组织结构也是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如果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来说，由于从伦理到法治的转变，一切都在基督信仰所信奉的那位享有绝对主权的神那里，不存在另外一位至高主权者，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下形成的哲学结构更是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初步完成了对当前流行的自由主义话语的霸权地位的一次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作者昆廷·斯金纳，还着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针对伯林消极自由观念带来的一些盲点，斯金纳提出了一个中国公共自由派很少谈起的观点：“自由主义理念的胜利基本上使新罗马自由理论销声匿迹。而与此同时，与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之中的自由观点相一致的内容却从未消失，继续在盎格鲁政治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重新进入我们已经丢失的知识世界，去质疑自由主义理念胜利之后这种自由的霸权。与新罗马自由理论遭遇相似的是，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以及与正义一元论相关的诸多观念，同属斯金纳指出的“我们已经丢失的知识世界”M。有意思的是，新罗马自由理论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如洛克，本身就是正义一元论的某种鼓吹者；另外一些思想家，则与基督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霍布斯。”
“一旦一个政治共同体丧失了按照自己的普遍意志而行动的能力，开始屈从于其自身的野心勃勃的一个‘伟大者’的意志或者一些野心勃勃的邻邦时，它的公民将发现自己成为了他们主人目的的工具，因而将丧失他们追求自己目的的自由。”皿倘若承认“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古希腊命题，我们就不难意识到：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主体的教会，多少就是一个坚守多中心秩序，事实上在促进转型正义的共同体。这样，新罗马自由理论就具有了与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同构的理论要素。更有意思的是，“通过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斯金纳得出，只有在一个共和政体的自治形式下，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这一观点代表了所有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核心内容。斯金纳所提的，不正是共和主义和宪政主义同样尊重的正义一元论价值吗？因此，再次唤起人们对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和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记忆，具有不可低估的文明史价值。”
无论是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还是新罗马自由理论，都是法政史学这个跨专业学科被长期忽视却十分重要的分析范式。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法政史学，它视人权保障为现代文明的第一要务，正义一元论为其核心价值观。宪政民主不应仅是理想，而是必须被落实下去。法政史学固然承认，由于道德和信仰的相对不可确认性、不可操作性和相对制度理性的某种独立性，体现程序正义的法政文明显得格外重要。但是法政体制的良性运行，不能漠视小共同体的价值偏好而得以顺利展开，所以强调法政史学绝不意味着认为制度与文化可以相互否定、相互化约，而是必须在实践层面上，实现文化对制度的成全，伦理对法治的促进。换言之，法政史学看似法律优先于政治，正义优先于文化，其实关注的是一种尊崇法律的政治，一种正义和文化相辅相成、协调促进的政治。因而，相对那种单纯从观念到观念的思想史，重视实践史的法政史学，强调形而上的信仰理念在跨阶层的社会动员和为落实正义一元论价值而进行的全民训育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种种贡献。
当然，无论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就正义一元论提出了多么真实的创见，以及它在促进宪政民主的“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的形成方面有多大的成就，这个理想模型的一些内在特征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说服地球上每个人。如果这个理论足够引人注目，那么它在几个方面似乎永远会被人争论不休：这位神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他真的是公义与恩典集于一身的神吗？难道不可以是另外一位神？人真的是具有罪性和有限性吗？具有这样观念的基督徒真的能让自己的价值观落实为生活方式吗？这些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有赖于传道人、神学家和每个基督徒来回答，有赖于芸芸众生通过自己的生命阅历去感同身受。由此而言，新罗马自由理论弥补了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的一些不足；而在民主转型成功之后，类似价值多元论这样的虽然似是而非、却有寻求重叠共识之美好理想色彩的理论就有了必要。
还有一些问题也会被反复讨论：都说自由的边界就是国家主权的边界，基督教一法政系这么一个理想模型如何联结国家的自由性与民族性采取一个有效而文明的对策？如果它不能关照所有人，譬如更关心本国侨民，更关心海外基督徒而不是其他宗教信徒的基本人权，难道这些被忽视的人不是根据三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吗？这个政府还能说是自由公正的政府吗？难道非基督徒在如此一个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居然连选为联邦总统的机会都只能为零，这样对他们公正吗？如何让这么一些被边缘化的人群发自内心地去热爱这个国家？总而言之，由一大帮基督徒选举产生的政府与国家，如何确保它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国民，能够宽容中立地对待其他国家的异教群体？如此等等，可以诘责不断。我想，理想主义的基督教一法政系理论已经部分地对此作出了回答；而人的罪性和有限性的引入，则使这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多了种种警觉和反思味道，为宪政民主社会从文化上和制度上都添加了反思的要素，增强了其犯错之后自我调解和自我修复的功能。
因此，基督教为主导的多中心秩序国家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具有开放性的政治文化。“因为‘谈判’和妥协是美国宪政的中心内容，推动进步意义的改革十分困难。‘谈判’为改革的力量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给反对改革的势力提供同样机会来阻挠改革。即使是那些进步意义十分明显且对美国整体发展甚为有利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艰苦的‘谈判’才能获得成功，而所获得的成功往往与预定的目标相去甚远”；如奴隶制的废除、普选权的落实，以及各项社会经济权利的宪法确认。道理在于，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看来，没有什么世俗利益高于一切。美国法政，不仅仅是显现化的自由民主，也不是所谓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更不是“无组织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单一的“国家主义”）。我们只要努力考察美国法政史上那些重要的文献，就不难发现类似特点：他们对过去既自豪，又愿意珍惜现在，同样敢于面对未来；他们既具有全球情怀，又具有国家精神，同样具有亲情友情意识；既坚持美国主流的基督信仰，热忱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却表示必须坚守美好的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立制度。
吊诡在于，基于对作为宪政民主制度的运行结果“开放社会”的买椟还珠式热爱，一些持无神论观点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对基督教的功能化理解，对教会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尤其是全民训政功能可能会充满期盼之情，乐于看到他们的成就；同时又很难改变自己去换位地理解基督教教义，对基督教教会对自身教义的强调更会充满怀疑与不满。宗教特性不是人为可以去改变的，在信仰相异者之间，这种隔阂会永远存在。人们必须努力理解各种人群的思维路径及信仰模式。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教会和自己果然被作为政治转型工具，将被迫对其他人群的言行充满警惕和畏惧，必然督促他们加紧一元多样格局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而试图对教会从事政治统战工作的知识分子，将会更加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之外，这些知识分子很容易转而攻击基督教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如果类似争论不断上纲上线，以致演变为专制与反专制的斗争，不能不说是传说中的“开放社会”和传说中的“公共理性”的巨大悲哀。
现实生活比理想模型复杂多变，中庸性审慎与决断精神显得日益重要。而对本文来说，提出这样一个话题，还有一个中国愿望，那就是期待更多的国人都来了解西方国家的转型正义历程，尤其是能够在心灵深处去理解：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制度和社会基础；相反，一些国家有很多自封他封的政治哲学大师，却是何等地多灾多难。由此，对这个星球上另外一个文明体系中那一群幸福人的生活方式，多一些宽和与尊重，少一点民族主义的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