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吉祥：封司礼监太监，总督三大营。“嗣子钦，从子铉、铎、睿等皆官都督，钦进封昭武伯，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进者，权势与石亨埒，时并称曹、石。”
其他人也各有封赏。
有人得势，就必然有人失势。英宗大赏功臣的同时，于谦和大学士王文被逮入锦衣卫大狱，内阁大学士陈循、江渊被贬戍边，商辂、萧镃被除名，等等。
在徐有贞的指使下，那些言官见风使舵，纷纷上奏弹劾于谦。明英宗颇为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于是下定决心，杀于谦，“籍其家，家戍边”。二十三日，于谦被杀于崇文门。
于谦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英雄人物。这里多用一些篇幅来谈一下对他的看法。
于谦的家被抄时，“家无余资”，只有一间正室锁得严严实实的。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皇帝赐给他的蟒衣和剑器。于谦有功被杀，天下百姓都为其鸣冤。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收尸，第二年送回杭州安葬。一代名臣，竟落得这个下场。数百年来，于谦的精神仍长留人间，他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现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激奋不已。
人们往往认为英宗本来不想杀于谦，只是在徐有贞的撺掇下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是错误的。
英宗心里怎么会不恨于谦呢？北京保卫战后，也先多次想与明朝议和，送英宗回国，于谦都坚决反对，他用一句名言很简洁地概括了自己的意思：“社稷为重，君为轻。”在于谦眼里，英宗不具有至高无上的神秘色彩，更多的是为国家服务的政治工具，相当于一个符号。现在已经有了替代工具，而且这个替代工具做得比英宗还要好，就不再需要英宗这个工具了。在是否接纳英宗归来这点上，于谦和景帝的想法是有点像的，都不希望英宗回来扰乱已经恢复平静的政局。不仅如此，景帝和于谦还下令各边镇守将不得遵奉太上皇的命令，不得与也先议和。这让英宗欲投无门，欲哭无泪，于谦确实是做得够绝。若不是杨善以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也先，说不定直到夺门之变时，英宗还在塞外喝羊奶，吃牛肉呢。英宗如何能不恨于谦？于谦确实是个忠臣，而且是个清官。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官员了（他们尤其看重后面一点，至于有没有能力往往尚在其次）。于谦有社稷再造之功，在人品上清正廉明，刚严不阿。
他的死不仅是因为与徐有贞、石亨和英宗的恩怨，也是死于朝中大多数官员之手。
中庸之道原本是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体现，但是国人偏偏将它加以改造，使它变得庸俗不堪。
什么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万事莫出头，出头必倒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一大堆。时间长了，每个人都喜欢做事随大流，万事求稳当，甘于平庸，乐于沉默。不仅如此，对那些敢于打破现状、锐意进取的人往往谣言诽谤，恶语中伤，非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于谦之死，更是死于他人的嫉妒。这些人不仅嫉妒于谦的才与功，也嫉妒于谦的廉与德。这种嫉妒，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北京保卫战刚刚结束，就有人上书诋毁他，五花八门，“诸御史以深文弹劾者屡矣，赖景帝破众议用之，得以尽所设施。”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就在奏章中说：“德胜门之战，或有胜负，各有死伤。结果石亨就进封为侯爵，于谦就从二品迁升为一品。天下人没看见他们的功劳，却只看见他们受到赏赐，这实在是寒了天下人的心。”他建议，剥夺于谦等人的赏赐，等以后真正立功的时候再赏赐不迟。对于这种弹劾，没什么可说的，除了嫉妒不会再有别的原因。
锐意进取从来就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格，君子固穷、安分守己才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其间偶有革新振奋大志之人，因为行高于人，众必毁之，必然遭至大多数人的嫉妒和仇恨，这些立有雄心壮志的人往往独木难支，最后身败名裂，下场凄惨。
我们同时还要了解这样一点：刚则易折。要想做大事，光有志气和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通晓人情世故，了解人生百态，政治手腕圆滑纯熟，刚柔相济，善于因势利导，巧妙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尽力消解这些人的固有敌意，与这些人结成良好关系，最好尽可能地将这些人的力量为己所用，而后大业方可成，功成而名亦遂。
于谦就是那类有志向、有才干、有能力、有气魄，惟独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性格的缺陷导致了他人生的悲剧，遭人嫉妒的结局难道不是于谦自己有意无意间造成的吗？北京保卫战后，景帝论功行赏，偏偏于谦来了句：“京城遭困，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啊，怎么敢邀功请赏呢！”这话说得何其高尚。以于谦的品格来讲，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说的是假话，或者只是谦逊之词。但是于谦忘了，这样的话用于自己可以，用于那些淡泊名利的人也可以，用于所有人则是绝对的错误。那些十年寒窗熬出来的人，那些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那些在官场百般钻营的人，他们的道德水平可没有于谦这么高，他们出来做事，带兵打仗，是为了荣华富贵，是为了封妻荫子，而不是为了天下人洒热血，献青春，为他人做嫁衣裳。
指望所有人都变成雷锋、都变成圣人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无知、最愚蠢的人。
于谦或许没有这样的奢望，但是他已经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变成了这样的人。“京城遭困，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啊，怎么敢邀功请赏呢！”这叫什么话？！
你于谦愿意家徒四壁，愿意顿顿喝稀粥，没有稀粥就喝凉水，没有凉水就喝西北风，这我们管不着，而且我们表示钦佩。我们不愿意过你这样的生活，也不想有你那样的道德境界，我们喜欢名利，喜欢享受。于谦你和我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两不干涉。你千万不要指望我们变得和你一样，你也不要拿你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可是于谦偏偏不干。他一句话就将自己推到了这些人的对立面。于谦遭人嫉恨，能说这不是他自找的？一次两次犹可，关键是于谦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谦性格刚烈，以天下为己任，遇有不如意事，往往捶胸顿足叹息道：“我这一腔热血，竟不知道要洒往何处？！”王阳明曾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于谦犯的就是“傲”这个毛病，他自负清高，往往看不起那些勋旧贵戚和文武大臣，没来由地招致这些人的愤恨。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石亨。石亨出于报恩（或者贿赂）目的，为于谦的儿子于冕请赏，结果反倒被于谦在皇帝面前狠狠损了一把。石亨从此恨于谦入骨，其他对于谦有意见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这样一个“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于既倒”、有大功于国家的人，等到他被囚、被杀的时候，竟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这是整个国家的悲剧，也是于谦自己的悲剧。“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这也是于谦这一类人的悲剧。这类人公而忘私，往往将自己树立为榜样和典型，以超高的标准来要求和约束他人。在这些人的眼里，自己是正义和廉洁的化身，其他人都应该拥护自己，赞赏自己。更极端的是，凡是反对自己的人都是坏人，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人，甚至应该加以肉身毁灭的人。于谦是这样的人，生于几百年前的北宋的寇准，也是这样的人。这位悲剧政治人物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同样的才华横溢、居功至伟，同样性格果敢刚毅，雄心万丈，同样自以为是，不能容人，同样的遭人嫉恨，下场悲惨。后来的海瑞更是这类人的极端，当今社会仍然存在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于谦这类人还是做个道德模范好了，治国就免了吧。
二月，复辟的英宗朱祁镇把曾经的景帝朱祁钰打回原形，废为郕王，囚禁到西宫。二月十七日，朱祁钰去世，年仅三十岁，以亲王的礼仪被葬于西山，谥号戾。除了被废的汪皇后外，景帝其他妃嫔都被赐死殉葬。成化十一年，宪宗朱见深为景帝平反。
整个夺门之变中，朱祁镇等人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这比明代第一次政变要容易得多。那些准备上朝的文武大臣也乖乖听从徐有贞的指挥，默认了英宗的复辟。其实,这正反映了大臣们的共同想法。景帝朱祁钰重病在身，好转的机会渺茫，他驾崩之后，皇位该如何处理，这是所有大臣的共同疑虑。这些大臣所能做的就是在朱祁钰殡天之前诱导、迫使他立朱见深为太子，等朱祁钰龙殡归天，就可以通过朱见深放出朱祁镇，如此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没想到太上皇已经等不及了，干脆利落地绕过了朱见深这一环节，直接就坐上了皇帝宝座。反正都给工钱，给谁打工都一样，这些大臣便正好顺水推舟，默认了英宗的复辟，顺从地接受了英宗。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朱祁镇如果不行夺门之举，那么他是否会顺利地成为继任者呢？这时的朱祁镇正值盛年，被废掉的太子朱见深还是个小孩，是不会和他抢宝座的。朱祁镇被他的弟弟朱祁钰临死前秘密解决掉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朱祁钰想那样做的话，根本就不会让朱祁镇活着回来。如果朱祁钰惟一的儿子朱见济还活着的话，朱祁钰很可能在死时让朱祁镇做伴，替自己的儿子除掉隐患。可是朱见济死在朱祁钰之前，所以朱祁镇继任皇位不仅是文武大臣的共同意见，其实也是朱祁钰的内心隐秘愿望。之所以他到病重也没有将朱祁镇放出来，首先是怕朱祁镇报复，再是心存康复的希望，另外还有面子问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朱祁钰听到朱祁镇复辟后说“兄为之甚善”的原因。
而那些夺门功臣，其实都是些政治投机分子。有人将英宗看作政治工具，徐有贞、石亨等人则把英宗看作富贵荣华的敲门砖。
这些人的人品和政治作为都很差。他们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屡兴大狱，朝政被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搞得乌烟瘴气。
这些人从来不为百姓国家着想，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权位和富贵，在其位而不谋其事。类似那些不务正业的无赖青年，徐有贞等人也是不务正业的无赖大臣。这些人夺门成功之后，一个个志得意满，开始互相攻讦，俗称狗咬狗。
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徐有贞首先失势，这时距离夺门之变不过几个月。徐有贞两次被下于狱中，还到云南务了一阵子农，最后被释归原籍，“十余年乃卒”。
天顺三年（1459年），英宗开始穷治石亨党羽，石亨所举荐的官员全部被罢黜，朝廷官署为之一空。天顺四年，锦衣卫指挥逯杲奏称石亨播散谣言，蓄养无赖，有谋反的迹象。“廷臣皆言不可轻宥”，于是石亨被下于锦衣卫狱中，家产被没收。一个月后，石亨死于狱中。
兔死狐悲。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曹吉祥与养子曹钦密谋造反。事泄，曹钦投井自杀，曹吉祥被凌迟处死。
算起来，徐有贞以自己整个家族的性命一搏，获取的荣华富贵只有几个月，石亨要久一些，却也不过四年，曹吉祥则是五年。
夺门之变没过多久，这些“功臣”的“功劳”就被英宗否定了。天顺三年，内阁大臣李贤借英宗询问的机会，点明了徐有贞、石亨等人的投机心态，“幸亏当时夺门成功，如果万一事情泄漏，石亨这些人死不足惜，陛下您又将置于何地呢？如果郕王（景帝）崩驾，群臣自然会去请陛下您复位，哪里用得着夺什么门？这些人的真正意图是要借此为自己邀功请赏，而不是出于对陛下您的忠诚啊。”英宗这才醒悟过来，下旨今后在奏章中不得使用“夺门”二字，接着又革除了冒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总体来说，那些夺门的投机分子基本上是白忙活一顿，空欢喜一场，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英宗实在称不上贤君，只能算是个平庸之人。在他的领导下，大明帝国损失了五十万精锐，若不是于谦等一批忠臣义士誓死捍卫，大明帝国早就变成第二个南宋了，甚至亡国。从这一点上看，英宗是大明帝国的罪人。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明史》特别强调王振对英宗的蛊惑，将责任推到王振身上。再次继位的英宗政绩平平，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只好说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后世能颂扬一下的也就只有释放建庶人和废除宫妃殉葬了。
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朱棣靖难成功，建文帝下落不明，他的次子朱文圭当时刚刚两岁，就被成祖幽禁起来，这时朱文圭已经五十七岁了。五十多年的囚禁让朱文圭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不折不扣的白痴。
后妃殉葬的制度是朱元璋定下来的。无耻卑劣的朱元璋的占有欲望特别强烈，他即便死了，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猎物”，还要让他的那些妃嫔到阴曹地府继续供他奴役支配。他的“好”儿子朱棣、“好”孙子朱高炽、“好”重孙朱瞻基都以他为榜样，到英宗这里，总算是废除了。
“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而止，后世勿复为。”英宗一句话救了当时和后世不知多少女性的性命，算是功德无量。
《明史·英宗后纪》给他的盖棺定论因此好得不行：“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明代史学家也即盛赞此举，大学士王世贞在《奔州山人别集》中也这样称道：“此诚千古帝王之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