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早在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福建最早的党员之一，入党后即被派往南洋从事华侨工人运动与反帝爱国斗争，回国后在周恩来、李克农等主持的中央特科领导下，参加秘密交通和军事情报工作，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富于斗争经验。出发的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关卡处遇到了搜查的敌人，眼看就要检查到那只袋子，项与年急中生智地跟敌军官周旋：“老总，我的牙痛又发作了，让我先找点牙痛水点上。”他一边找牙痛水，一边把学生字典快速地晃了一下，敌军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走开、走开。”
虽然巧妙地闯过了这一关，项与年想起后面的路途将会更险峻，于是，他选择一个僻静处，从字典中取出事先备好的专供密录文件的薄纱纸，以专用细笔飞快地将文件内容过录，然后将它们藏在鞋底里，扔掉字典继续前行。
离瑞金越近敌人的盘查愈严，而且山高谷深，再以教书先生身份出现会有破绽，还是装成一个乞丐更为稳妥，他毅然用砖头敲掉自己的4颗门牙，巨大的疼痛袭来顿时昏倒在路旁，过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他挣扎着又继续赶路。在一个关卡处，哨兵瞪大眼睛盘问：“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他谎称自己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放出恶狗来咬，慌忙奔跑中跌倒时摔的，敌军痛快地让他过去了。
经过无数艰难险阻，这封系着一个国民党员、三个共产党员和八万红军生命的绝密情报，终于经项与年之手，交到红军最高“三人团”领导核心之一的周恩来手中。10月16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的庐山牯岭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殊死拼搏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的途中，毛泽东曾不胜感慨地喟叹：“我们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10月18日中央苏区红军被迫决定向西作战略转移，在此后的两天中，中央红军从信丰至赣县之间，约50公里正面突围西进。26日蒋介石命令薛（岳）、周（浑元）两纵队追击红军。31日发《世》电致广州陈济棠、南宁白崇禧、长沙何键及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希望他们协助中央共同围歼突围的中央红军。国民党军开始对长征红军展开了围追堵截。
三、追剿红军与收拢地方政权
1．陈济棠明打暗和，何键追而不击，桂系礼送出境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蒋介石没有就此罢手，他积极部署军队，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西南六省是红军长征主要经过的地区，六省的军阀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对这些拥有实力而又非自己嫡系的军阀，既要笼络，又要排斥消灭。蒋介石乘追剿红军之机，成功地削弱了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由于追击溃败的共产党，蒋的装备精良的部队开进了湖南、贵州、云南和四川，地方军阀因为惧怕红军的到来，而有所戒备地欢迎国民党军的进入。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准备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蒋介石仔细考虑了红军可能经过的地区的军阀分布情况，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设于江西信丰、安西和安远，防守部队为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防守部队为何键之所辖；第三道封锁线设于湖南南部的宜章，由何键与陈济棠协同防守；第四道封锁线位于湘桂边境，由湘军和桂军协调防守。蒋介石希望通过这四道封锁线将红军彻底消灭，同时控制西南地区。
这样，长征红军碰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1929年两次粤桂战争之后，陈济棠在广东逐渐建立起一支陆、海、空三军齐备的独立完整的军队；1932年两广事变时，陈济棠拥立反蒋的胡汉民为领袖，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但此时蒋介石仍需利用陈济棠的军队来“围剿”红军。在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以每月补给陈济棠60万元为条件，要求粤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
作为独霸一方的军阀，陈济棠在反共的问题上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但是陈济棠深知蒋介石的用心，因此他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对策，表面上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也打上几仗，以向蒋要枪要饷，暗地里却派人同红军做试探性和谈。
1934年9月间，陈济棠派代表到江西苏区，要求与红军举行秘密谈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分析了蒋介石和陈济棠的矛盾，指出必须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
1934年10月下旬，红军向西南突围，从江西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边界。陈济棠执行了与中共的秘密协定，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一面仍装模作样地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机枪，如临大敌。同时，陈济棠又派巫剑虹的第四师运送1200箱步枪子弹给红军。这样，红军在陈济棠的暗中配合下，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薛岳不得不放弃从赣南出击迫使红军入粤的计划。10月2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陈济棠没有堵截。红军在很短的时间里，胜利地通过了陈的管区，接着顺利突破了由湖南军阀何键部防御的第二道封锁线，沿着湘粤边界继续前进。
陈济棠“外打内通”、“明打暗和”，使红军迅速地突破两道封锁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十分恼火，发了一封措词极为严厉的电报指责陈济棠说他平时请饷请械很积极，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导致突围的红军得以再次脱险，命令他立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平、临武之间堵截，否则将对其严惩不贷。为应付蒋介石，陈济棠命令其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诸部，沿着宜章、临武、蓝山一线，追击中央红军，但其先头部队距离红军保持着一二天路程。各部追至蓝山后，即回防广东、赣南。
1934年11月3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全部进入湖南境内。
湖南军阀何键拥兵八万，以宁粤之争的调停人自居，蒋介石时时防范着何键与粤桂的联合。红军进入湖南后，蒋介石认为收拾何键的时机到了。1934年11月12日，蒋任命何为“剿匪军”追剿总司令，将薛岳和周浑元所部共9个师的中央军划归何键统一指挥，并与何辖下的刘建绪、李云杰、李韫珩三部组成五路军追剿红军，蒋意在将何键部调出湖南，同时加以严密控制。
面对入境的大股红军和蒋介石的追剿命令，一贯积极反共的何键，对红军却采取了送客式的防堵形式，红军走到哪里，湘军就跟到哪里，不过始终同红军保持近一天的行程。这样既防止红军势力深入湖南腹地，又避免中央军以此为借口而盘踞在湖南。
11月中旬，何键不顾蒋介石南昌行营10月30日下达的命令，进一步调整兵力，将在赣的嫡系部队全部撤回湖南境内，将属于西路军序列的13个师中的6个师布置在赣江两岸及赣东北，这与红军的突围路线南辕北辙。因而红军通过湘南地区时，除保安团外，几未遇正规湘军，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开始向湘江地区挺进，蒋介石决定在湘江东岸“围歼”红军。他动用了3个省（粤、湘、桂）、10个军近40万兵力（其中粤军2个军、湘军3个军、桂军2个军、蒋介石嫡系薛岳部的3个军），沿湘江150公里长的地段，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这是一道天罗地网，红军如果强渡湘江将会遇上敌人重兵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的局面。
蒋介石的这个军事部署，是很费了他的一番心机的：既可打击红军，又可使其宿敌桂系在同红军交战中受到严重损失，因为此次湘江战役虽涉及粤、湘、桂三省，但这第四道封锁线地处广西境内，因而广西将不得不竭尽其力。
蒋介石企图利用湘江战役来削弱桂系兵力的阴谋被李宗仁、白崇禧一眼识破，白崇禧明确表示：“硬打，没那么蠢”，桂系的高级将领为此也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白崇禧认为红军从湘南西进是去湘黔辖界，仅是路过广西，而且广西民团组织严密，可以有效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因此桂系决定对红军只侧击、追击，不堵击。为了不让蒋军以追击红军为名而开进广西，李、白二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和力量在境内外堵击红军，言外之意是望蒋军不要进入广西境。蒋介石为利用桂系追剿红军，遂回电说，除非万不得已，中央军都不进入广西境。
11月中旬中央红军逼近广西境内的湘江边时，白崇禧频繁来往于桂林、全州、灌阳、恭城等地，加紧调动军队布置防线，并与尾追而来的湘军达成协议，由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双方衔接。如此严密的封锁线，红军要突破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料，11月21日白崇禧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原来21日红军攻占了江华，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白崇禧深恐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建立根据地，遂决定放弃湘江防线，“开放”桂东北通道，催促红军过境。
桂系为了自保，使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百里湘江两岸，没有正规军防守。而何键为了防备中央红军从道县北上直趋湘西，将湘军主力集结于零陵到湘桂边境的黄沙河附近，拒绝了蒋介石要他移军南进以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反而要求已到零陵的薛岳中央军接替湘军的零、黄防线，以便湘军深入兴、全地区。但薛岳却以“远道驰来，辛劳特甚，请俟敬日（24日）全部集中零陵后再行派遣”为理由没有执行。
当桂系、湘系、中央军为了各自的目的而互相扯皮时，桂北的湘江线上从11月21日至28日的七天之内，无人防守。如果中央红军此时能够抓住时机越过湘江，那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却使红军错过了这一有利时机，为渡湘江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桂系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一面“让道”给红军，一面则密切注视中央军的动静，坚决拒绝蒋军入桂。当蒋系第三十六军周浑元部先头部队两个连进入湘桂边境的文市（属广西）附近时，就被桂军缴了枪，给中央军一个下马威。
2．吃掉王家烈，收买龙云，制服刘湘
湘江战役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红军放弃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进军。
在西南六省中，贵州的军阀力量最为薄弱，在蒋介石多年的分化瓦解之下，黔军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当时黔军共有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四个派系。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名为二十五军军长，但能指挥得动的部队仅两个师，因此收到蒋介石发来的阻截红军的电令时，王家烈是“防而不打、堵而不追”，尽量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实在不能避免时，则主动退让，以求保住仅有的一点实力。而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为保住与王家烈抗衡的力量，以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在组织对红军的堵截作战时也是能拖则拖，能逃则逃。
各派军阀在勾心斗角时，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其后在1935年1月1日又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以求“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在中央的正确决策下，中央红军利用蒋黔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贵州境内打了几个漂亮仗。1月2日至3日，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天险乌江。7日，二师六团智取遵义，此时薛岳正奉蒋介石之命率领着中央军陆续进驻贵阳，与王家烈展开地盘争夺战，对红军占领遵义却毫不理会。王家烈为使红军尽快由黔北入川，根本不敢对红军展开攻击作战。薛岳一进贵阳，便开始夺取王家烈部队和贵州省的军政大权。
首先派郭思演接管贵阳城防，任命郭为贵阳警备司令，王家烈进出城均受到他们盘查，“处境异常艰堪”；其次，派人收集王家烈与粤、桂、湘等省军阀反蒋活动，以及各种贪赃枉法的材料，向蒋告密；第三，断绝王家烈的财政供给，不发军饷给王部；第四，对王的部属分化收买，尤其对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更是以礼相待，加以拉拢，后来何、柏在迫王下台中起了极大的作用；第五，大力补充兵源，薛岳部因长途行军，士兵掉队者甚多，因而一入贵阳就大补缺额，以较黔军优厚的粮饷条件将王部士兵拉拢过来。
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时，长征的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12天，同时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党的领导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而王家烈此时处境极为不妙，在前线屡遭红军痛击，其后方老巢又被蒋军占领。迨四月中旬，红军主力西征入滇，在黔境内的战争已近尾声，此时在蒋介石眼里王家烈已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于是，蒋迫王辞去了省主席与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王被迫离开贵州老巢到武汉赋闲职。至此，蒋介石利用追剿长征红军之机夺取了贵州的军政大权，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黔系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