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阀忙于勾心斗角之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依照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巧妙地穿插、周旋于敌人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取得了乌江战役、四渡赤水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从而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蒋介石寻机吃掉了王家烈，中央军顺利入黔，这不能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早在1934年底蒋电令龙云出兵防堵红军时，龙云多次召集手下商讨对策。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认为，“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红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红军进入云南，则蒋介石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力量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孙渡的意见深表赞同，遂任命孙渡为第十路军指挥部行营主任，率滇军入黔追剿红军。
1935年2月2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1935年3月底红军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孙渡率第三纵队前来“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大加称赞，称孙是“真正的军人”，此时的龙云却坐立不安了，深恐孙渡部被蒋控制，多次向蒋询问第三纵队位置，几近失态。后蒋要奖赏孙渡2万元，升孙为中将，龙云怀疑孙是否已被蒋收买，几乎撤掉了孙渡。4月中旬，蒋介石准备提拔滇军的3个“作战有功”的旅长为师长，龙云急电蒋，声称各旅年皆少壮，立功有日，不宜骤于高位，由此可见龙云对蒋介石防范甚严。
1935年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巧妙地利用敌军间隙从贵阳、龙里间通过，向西奔去，于4月15日至17日渡过北盘江，直向云南挺进。
红军进入云南，龙云极为恐慌，因为其主力已由孙渡率领远离昆明，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已进入云南。此外，中央红军为掩盖欲渡金沙江向北突围的战略目标，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派一部兵力直逼昆明，做出要攻占昆明的态势。惊惶失措的龙云顾不上蒋介石所布置的“追剿”红军的任务了，4月26日，他急令紧随红军的刘正富、安恩溥、龚顺璧三个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孙渡率部追至曲靖后，也转向昆明集中。这样离红军最近的追敌已撤回昆明，通向金沙江的道路已向红军敞开。
毛泽东利用了龙云欲保地盘而对红军追而不堵的心理，声东击西，在敌军疲于奔命之时，指挥中央红军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渡过金沙江便进入四川地区（包括西康）。早在长征一开始，蒋介石深恐红军到四川建第二革命根据地，乃召四川军阀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事宜。而刘湘却颇多顾虑，对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说：“红军西来的目的，……假如他们的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不久蒋介石即明确提出要调10个师的中央军入川协助作战，刘湘以川人与客军之间易产生矛盾为由予以拒绝。最后双方妥协，蒋介石派军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1935年1月参谋团2000余人进驻重庆，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实际上不仅干预川省军政，而且连贵州、云南和西康的事务也插手过问。
红军进入四川后，1935年6至8月，除杨森、刘文辉两部外刘湘将大部分军队集结在成都周围地区，以拱卫成都，防止被各个击破。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至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杨森的二十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红军作战的方针。当中央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元气大伤，追剿红军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红军抵达沪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
红军跨越大渡河后，杨森表面上奉令派4个混成旅在恭经、天全、芦山布防，暗地里却派其侄杨汉忠与红军朱德联系，建议两军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赞同。因而红军经过杨森防区时，杨部士兵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红军也遵约尽量避免同杨部接触，遂得顺利通过恭经县，争取了时间，使敌人在天、芦、宝来不及筑堡防守，从而较迅速地通过了这些地区。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杨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了下来。刘、杨两部的阳奉阴违和畏葸避战，便利了红军北上。
1935年5月蒋介石飞往重庆，以一纸手令剥夺了刘湘的军事指挥权。6月薛岳部到达成都附近，此前为堵截红四方面军而由甘入川的胡宗南部也已控制了川北地区，川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
3．蒋氏夫妇巡视华北、西北
华北、西北地区地域开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是西北，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之地。1934年10月，蒋介石在派重兵对红军进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开始长征之后，接受了澳大利亚人端纳的建议，携夫人宋美龄视察了华北、西北10个省份，以巩固“成果”。
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在宋美龄、张学良、端纳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汉口。在逗留汉口的几天中，蒋介石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和制订“剿共”的新计划，准备对工农红军再一次发动进攻。10月10日，蒋、宋夫妇离开汉口，前往洛阳。蒋氏夫妇洛阳之行是为参加国民党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学院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仪式，蒋介石对学员发表了演说。
11日下午活动全部结束，经端纳提议，蒋氏夫妇一行10月14日到达西安。
蒋氏夫妇一行于10月14日到达西安。蒋介石下车伊始就发表演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他们还邀请在西安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参加茶话会。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发表演说，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协助推广“新生活运动”。
‘蒋氏夫妇认识到，传教士常年与中国民众生活在一起，是了解他们情况的，因而传教士能够说出一些怎么才能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方法来。传教士还有一种特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讲实话，不必像中国官员那样由于害怕上级而有所顾虑，报喜不报忧，甚至谎话连篇。宋美龄请求传教士诚恳陈言，并代表政府保证与他们合作。传教士们从未有过如此殊遇，能够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话，使他们受宠若惊，有一人带头发言，其他人便纷纷发言，指出他们各自所在地区的弊端，并提出了纠正这些弊端的一些对策。
《华北日报》是这样报道蒋氏夫妇西安之行的：
舆论认为蒋介石西安之行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因为国共的任何行动都会变该省为一主要战场。但蒋委员长暨夫人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今日市区最大的明楼苑（音译）集会，以支持此业。昨日下午，该市所有外国传教士被邀参加茶话会，实为开明之举。蒋将军、宋美龄先后做即席演说，前者用中文，后者用准确、美妙的英文，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对新生活运动应尽力协助之，如同在江西所取得的优异成效一样。
在西安巡视完后，蒋介石夫妇一行来到了甘肃省省会兰州。兰州之行当时被认为是危险的，蒋介石和宋美龄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可能，由于张学良和端纳未阻拦蒋氏夫妇西行，还遭到许多高级官员的严厉斥责。在兰州他们参观了毛纺厂和棉纺厂，登上了兰州古城墙，并视察了兰州黄河大铁桥。
在兰州参观完后，蒋氏夫妇旋即乘飞机来到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宁夏，蒋介石一行参观了一家制币厂和一座煤矿，还看了一座由冯玉祥的军火库改装的大工厂和一条正在修建中的铁路，这条铁路通往西安，是陇海线的分支。
离开宁夏后，张学良去了汉口，蒋介石一行来到古都开封。他们继续采取邀请当地传教士讨论问题的做法。蒋介石再次吹捧了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所谓“贡献”，并向开封各个机构的传教士保证，今后非但反对和压制传教士的日子已经过去，而且容忍的日子业已结束。他说，现任政府的政策是，对传教士的工作给予最大的自由，并与他们合作。蒋介石详尽解释了在全国展开的“新生活运动”的宗旨，并呼吁地方官员利用全体传教士的经验来达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并恳请全体传教士给予真诚的合作。
蒋介石和宋美龄于是年冬天亲临归绥（今呼和浩特）视察。1934年11月6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秘书长杨永泰、侍卫长宣铁吾、顾问端纳、铁道部次长钱宗泽、平绥铁路局长沈昌一行乘专车离开北平，由平绥铁路西行。经张家口、大同、平地泉，于11月6日晚8时抵达归绥市，受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代表的党政军大员及各界代表500余人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蒋介石开始正式视察，上午9时至11时30分在公教医院行辕会客，先后接见了中央蒙藏学校包头分校主任张莅庄、萨拉齐县民生渠水利公会工程所主任王仰曾、云德二王、中央军校学生张启祥、四子王潘德恭察布、省监察委员纪守光、推进盟旗党部贺云章等人。其中与云、德二王晤谈时间最长，云、德二王除向蒋说明内蒙处境之恶劣及提倡自治之真意外，还请蒋设法寻找在北平失踪的蒙政会科长韩凤麟。蒋介石一面称赞云王德高望重，勉励德王加意辅佐，一面允诺设法寻找失踪者和返京后尽快给蒙政会拨发经费。会谈时由萧振瀛作陪，包悦卿翻译，并摄影留念。
11时30分，蒋介石由傅作义陪同赴抗战烈士陵园巡视，并与傅作义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合影。
午间蒋介石回专车用餐，绥远省政府则宴请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与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顾间端纳等。
午后2时，蒋介石率杨永泰、宣铁吾等随员，在傅作义、宋哲元、赵承绶、王靖国、李服膺等人的陪同下由公教医院行辕乘汽车驶抵小校场第三十五军联欢社训话。绥远省党政军首脑及各机关公务人员和连级以上军官500余人到会听训，萧振瀛、云王、德王及四子王潘德恭察布、包悦卿等人亦出席。在军乐声中，蒋介石登上主席台，由傅作义作简略致词后，开始训话，蒋介石训话毕，德王致词。
散会后，蒋介石偕宋美龄开始在市内巡视。在极为严密的戒备下，首先参观新建不久的绥远毛织厂。蒋介石由傅作义陪同，宋美龄由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陪同，分乘两辆汽车。杨永泰、宋哲元等另乘一辆随行。在绥远毛织厂，建设厅厅长冯曦陪同参观并介绍该厂情况。蒋介石对该厂颇为赞赏，不仅频频拍照，还当即允诺回南京后即派员来绥指导，并拨款资助。宋美龄亦兴趣十足地询问厂内组织情况和资本额数等。其后，蒋介石等又到席力图召游览，受到喇嘛们的列队奏乐欢迎。蒋介石夸赞召内建筑精美，并当场捐助该召大洋200元。游览毕，蒋介石等一行又驱车至新城参观绥远农林试验场。在那里，一一验看了为筹备绥远省第五届农产品比赛会而征集的各种农产品，大为赞赏，当即勉励傅作义、冯曦等以后要更加注重农业，要推广并改良种籽，以增加产量。
11月8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专车内传见绥远省建设厅长冯曦、民政厅长袁庆曾、省府秘书长曾厚载等，垂询绥远政况。10时，传见省党部赵允义、陈国英、潘秀仁、乔秉华等，详细了解绥远党务工作的情况，会谈约40分钟。
大约2时许，蒋介石一行乘车前往机场，临行前答应回京后拨款5万元，作为绥远省设立畜牧学校的开办费，以后每月由中央拨发经费2万元。12时20分，蒋介石、宋美龄登上欧亚航空公司飞机，飞离绥远，前往山西太原视察。
因为这时，孔祥熙也从北平到了太原。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太原分手，蒋赶回南昌行营处理紧急事务，宋美龄、端纳等人则取道北平、夭津、青岛、上海返回南京。
华北、西北之行，用了一个月时间，行程数千里，巡视了10个省份。蒋介石也因此接触到了边远地区的实际情况，争取了西北将领对他的好感和支持。许多看不惯南京繁文缛节的地方将领，通过直接见面、畅谈，开始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同时，蒋介石对经济发展的兴趣也起于此行，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还从未对和平时期的工业费过心思，此行也改变了他不关心经济建设的形象。还有一点是，蒋介石、宋美龄在西安、兰州、绥远、开封、太原及其他城市都同外国教会拉关系，同传教士座谈，争取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同他们合作，使各地教会合作委员会相继成立，从而又改变了他们同外国的关系，在争取国外支持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蒋介石的华北、西北之行，绝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也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而是有重大的政治目的的，其目的就是炫耀他的武力，传播个人的所谓领袖魅力，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