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日益严重的外患
1.南京，听到了沈阳的枪声
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届政府迭受列强的欺凌，蒋介石政权当然也不例外，处于列强环视之下，尤其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便以灭亡中国为其国策。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进攻中国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事变的导火线是由日本关东军拉开的，而这一军事行动的整体设计是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最先提出，在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下实现的。石原莞尔1889年生于日本山形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号称日本陆军大学建校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两个人物之一。1931年3月，石原莞尔在其制订的《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中，把日本陆军的计划分为占领并统治满蒙，对华全面战争和对苏作战三大部分。1931年7月，日本陆军省秘密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回到日本东京，亲自面授机宜，把这份作战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使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行动的行动纲领。
为达到吞并满蒙之目的，日军处心积虑：不断加强制造占领中国东北的舆论，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叫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变革人事，1931年8月，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其人曾任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出名的“中国通”；由石原、板垣等人在日本东京军部中央机关组织了发动“事变”的秘密班子，主要由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郎，中国班班长根本博，作战部部长建川次美，中国谋长重滕千作业，军事谋长永田铁山等；筹集发动事变的经费，在河本、桥本两人的支持下，负责爆炸柳条湖铁路的河本末尔中尉等得到了6万元，土肥原贤二获得了2万元，充作发动事变的活动经费。
九一八事变前，驻扎中国东北的日军总兵力约10500余人，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统率。其中，关东军司令部驻守旅顺，由多门二郎中将统率的第二师团驻守辽阳，兵力约5000人，轰连中将统率的独立守备队约4000余人，驻南满铁道各站，此外还有驻旅顺重炮大队，关东军宪兵处约500余人。其实，这些只是日军驻留东北的部队保留的一个骨架子，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二师团留守在日本国内的所有主力部队师团所属各步兵联队的一个大队，骑兵的一个中队，野炮兵一个大队，工兵大队的主力和轻重大队全部调往东北，归第二师团指挥。
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之前，因为张学良为了支持蒋介石，从东北地区调出了37万左右的兵力驻扎京津地区，使得东北的兵力有所减少。当时，驻东北的兵力部署情况是：辽宁省所属部队（包括京津地区和辽宁省）由张学良亲自统率，其中步兵18个旅，骑兵5个旅，炮兵共6个团，总兵力约17万人。驻吉林省有步兵8个旅，骑兵1个旅，炮兵1个团，总兵力4万余人，由张作桐率领。驻黑龙江省有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炮兵1个团，总兵力2.9万人，由方福麟统领。驻热河省有步兵4个旅，骑兵2个旅，炮兵1个团，由汤玉麟率领。合计东北地区有步兵33个旅，骑兵10个旅，炮兵9个团，共计兵力26.8万人，此外还有飞机282架，较之日本驻东北的兵力有绝对的优势。
沈阳地处东北平原南部，辽河平原中部，是一个军事战略重镇，它不仅连接着关内和吉林、黑龙江、内蒙，而且连接朝鲜各铁路干线的枢纽，东边是东北的煤都抚顺，南部为钢都鞍山以及煤铁之都本溪，西边是动力煤基地阜新。除此以外，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东北军政最高行政机构大都设在沈阳，占领沈阳，即可实现其吞并东北全境的阴谋。
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天气异常晴朗，一派祥和平静之势，而对于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而言，则处于事变最后的准备阶段。这天上午，负责爆破柳条湖段铁路的河本末尔、野田耕夫、田村正三等人进行了最后的军装战备检查，炸轨时间定于当天晚上10时30分，打算炸翻由长春南下至10时40分到达沈阳的火车，同时，由川岛本率领的 105名日军部队向文官屯南方出动，至柳条湖爆破点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
当天晚上10时20分左右，河本末尔中尉率领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的七八个人，在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约六七百米的柳条湖引爆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只听得惊天动地的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0多英时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块直冲上天，最后落散在约2米左右的地方。令日军震惊的是，在铁轨被炸坏之后，南下的列车居然跳跃着摇摇晃晃地通过了，这可能是因为那段铁路是笔直的下坡路的缘故，不管怎么说，这还是让隐蔽在铁路附近的河本等人长出了一口气，毕竟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按照原定计划，炸毁柳条湖铁路之后，河本末尔立即率队直奔东北军驻地的北大营，与之协同的是三公里开外的川岛小分队。与此同时，河本还向日军驻沈阳的特务机关及日本铁路守备队岛本大队诬告中国军队突然炸毁铁路，并向日军攻击。心领神会的岛本立即命令驻沈阳的小野中队、驻高桥的第四中队以及驻旅顺的川上第二中队迅速向柳条湖方向集结。也正是这个时候，川岛已率领所属日军部队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开炮射击了，大约10时40分，驻东北的日本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也开始向沈阳城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河本末守率部直奔北大营，不久这群虎狠之师便嗥叫着杀进了大本营，而第二十九步兵联队已经向奉天城内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之后，才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报告，此时已是11时40分，距柳条湖铁轨被炸已是1个多小时，而在这个时候，东北军的北大营的东北角已被日军占领，沈阳城已为日军围困。本庄繁接到来电之后，先是拒绝了石原提出的全面进攻沈阳的主张，只同意驻沈阳的日军部队集结在沈阳。而石原则以关东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资格，一再强求发动全面进攻，并且说服了参谋长三宅以及其他几位参谋及高级幕僚，在这种情况下，本庄繁沉思片刻后说：“由本职负责，干吧！”就这样，全面进攻的命令下达了，迈出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步。接到命令的驻辽阳的日军师团开始进攻沈阳，独立旅进攻凤凰城，第六中队进攻鞍山，第三骑兵旅进攻长春，驻旅顺的炮兵团也随即向沈阳进发。
驻守沈阳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七旅，也是东北军驻守沈阳的唯一的一支正规部队。由于指挥将领作战目标不明确，以至于面对在坦克掩护下迅速逼近的日军时，该旅官兵竟然不知所措，旅参谋长请示时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致时得到的指示居然是不准抵抗，不准动，要大家把枪放回库房，等着死，要七旅的官兵杀身成仁，为国牺牲，并一再声明，这是命令。19日凌晨2点左右，日军突破营地，开始残酷的大屠杀，而在此过程中只有少数官兵违背了“不抵抗”的命令，夺取了一些枪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大队士兵撤退，而其他原地待命的士兵，要么是被日军活活刺死在床上，要么是在奔走中为日军枪杀。凌晨5时30分，日军占领了北大营。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2名，伤22名，而中国军队死320多人，伤20余人，军队营房为日军悉数烧毁。
在河本率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步兵二十九联队也在联队长平田幸弘大佐的指挥下，自沈阳城东大营方向发起攻击。而此时，聚集在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公馆里的官员们还在纷争不休。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曾在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向张学良作了详细汇报，在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后，立即着手对公安警察部队进行了扩编和整顿，在事变爆发后成为抵抗日军的一支主力，这也是当时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队伍。至19日午后，日军完全占领了东大营及沈阳城大部。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亡7名，伤20余人，中国方面仅大东营方向一战，便牺牲巡警75名，阵亡士兵30余名。就这样，日军轻而易举地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占领了沈阳。此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重要路口设岗，任意屠杀居民，而国民党东北当局的军政、文化、财政等机关也悉数被日军占领，日军宪兵更是随意闯入民宅搜查武器和所谓的抗日分子。据战后统计，仅9月18日短短一夜之间，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就损失了18亿元之多。
9月18日夜11时左右，驻守长春的日军第三旅团长在接到沈阳特务机关发出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报之后，立即命令步兵第四联队作好战斗准备，在得知沈阳方面日军进攻十分顺利的时候，便命令该联队的第二大队向中国驻军的炮兵营发动了突然袭击。但是遭到了东北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奋起抵抗，使日军进攻受阻，迫使长谷不得不将第四联队的剩余部队投入战斗，中日双方经过苦战，最终日军在19日中午占领了南岭阵地。午后日军占领长春。整个长春战斗中，由于长春的中国驻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奋起抵抗，使日军遭到重创。日军弃尸将校3名，伤将校3名，死伤士兵共149名。日军占领长春之后，逐渐向吉林省其他地区及西北境方向发起疯狂进攻。日军在辽吉两省得手之后，从10月中旬起，又发动了对黑龙江省的进攻。1937年2月5日，哈尔滨失陷，而东北的门户锦州则在1月2日被日军占领。
九一八事变从柳条湖爆炸声起，日军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攻城20座，略地千余里，直至全部东北三省，使中华民族陷于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中。
2．不抵抗和二次下野
应该说，蒋介石对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早已洞悉，但他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巩固南京中央政权。为此，他要不断地面对地方军阀虎视眈眈的挑战，更要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对日军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既然无力应付日军的入侵，似乎是只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无力收复失地，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斡旋。而此时的日本也正是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和地方军阀的掣肘，又发现了英美等国疲于应付世界经济危机而无力顾及，才敢无所顾忌地发动九一八事变。
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曾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而日本方面则不断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并且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战争借口。所谓“万宝山事件”是指1931年7月2日，吉林长春县的韩人强占华人土地，破坏华人生产而导致了中韩农民的对峙，而日本军队竟以保护韩侨为名，与中国警方人员发生冲突。所谓的“中村事件”是指日军中村大尉四人化装潜入中国兴安屯垦区侦察，为中国屯垦军识破，以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罪，将他们秘密除死，焚尸扬灰于荒野，后为日本领事馆获悉。面对日方的种种无理要求，张学良不予理睬。从8月下旬，日军频繁地在东北进行军事调动和军事演练，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电告南京的蒋介石，请求对策。
8月16日，蒋介石回电张学良，明确指出：“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地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12日，蒋介石唯恐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不明白，又特地邀请张学良到石家庄会晤。在专车上，蒋介石反复叮嘱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该日上午10时许，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大公报》的记者发表了谈话，表示其本人已命令东北军士兵，对于日军的挑衅不得抵抗，并且说，9月18日晚上日军大约300余人偷袭北大营驻地，开枪进攻，东北军没有武装，自然也就没有抵抗。
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在9月19日下午获悉了日军在东北的行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办法。会议开到深夜，通过了三点决议：第一，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提出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声诉，并且通知美国；第二，立即通知在江西督战的蒋介石，迅速返回南京主持大计；第三，电报规劝广州非常会议，请其撤销国民政府共同来南京共赴国难。
9月21日，蒋介石当时正在江西湖口，闻讯后立即从江西“剿匪”前线回到南京，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商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一再主张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实行退让政策，主张“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强调应提交国际联盟和签订非战公约诸国，并且指出这个时候只有诉诸于公理，才能期望获得公平的处理。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四点决定：在外交方面，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付日本的决策机关；在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同时将进攻广东的部队，进剿红军的计划全部停止；政治方面，由南京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专程前往广东，共同协商在当前统一团结御侮的办法；在民众方面，由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下发了《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全体人民镇定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且要相信国际联盟会公正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对部分国民党党员发表了演讲，要求全体国民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忍耐。他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次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飞抵南京，再次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按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张学良听了万福麟、鲍文樾的汇报之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依赖国联裁决。但是由英法等国把持的国联，虽然一再开会，做出了一纸又一纸的空头决议，却只是停留在“遗憾”、“警告”、“要求立即撤兵”、“避免事件扩大”等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上，并没有也不可能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以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