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击四大家族势力
1．四大家族引发天怒人怨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统治的22年里，给中国人民带来最明显的感受莫过于经济上的压力，这一方面是有历史的包袱，但更多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经济决策和具体政策上的失误，如巨额的军费开支，四大家族的巧取豪夺，最终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
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为代表的四大家族，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的垄断者，也是中国国民经济主要命脉的垄断者。土地革命时期，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聚敛了巨额财产，他们的主要手段有三个：
一是从控制政权入手控制财政。四大家族控制政权后，主要靠购买军火、借债、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收入和聚敛财富。十年内战期间，他们垄断每年约2000万元的军火买办攫取暴利，并向美、英、法、日等国大举借债283.8万英镑、3329.9万美元、4.5万法郎、233.1万海关金等，此外，承销巨额的公债也是其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些内外债，除绝大多数用于军费外，其余全部成为四大家族的个人财产。
二是通过财政手段，控制和接办北洋军阀政府两大金融支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宋子文还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来国民政府又先后设立了中央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自然他们也是四大家族的摇钱树。此外，他们还插手新华信托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一批商业银行。同时，法币政策也为四大家族滥发钞票，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
三是把原有的大批官营资本变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如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机器局，就是四大家族依靠军事力量接收的，此外，他们还逐步独占了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的活动，垄断了工商业等部门。除此之外，四大家族还直接拥有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还通过各种苛捐杂税，榨取农民的血汗，使广大农民事实上成为四大家族的佃农。从抗战后期起，四大家族内部继30年代中期宋子文和蒋介石闹翻之后，出现了重大裂痕，面对党内的派系斗争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痛下杀手，先是迫使孔祥熙在抗战结束前离开政界远走美国，把宋子文下放到广州。蒋介石对两人的主要不满，就是他们利用政治特权，侵吞国有资产，带头非法致富，大发国难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实施财政垄断，金融垄断以至于全面经济垄断的基础上，大肆吞占日寇在中国的产业，使得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发展到了顶峰。战后的1946年与抗战期间的1941年相比，属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系统的各类型的工业企业都有了巨大的扩展。日寇在华北和东北掠夺中国人民的农业机构及其掠夺到手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也全为四大家族所有在台湾兼并的土地及其所谓“官有地”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官有”，被四大家族控制。四大家族又在这些地区及其各地拚命地掠夺农产品，尤其是掠夺和垄断粮食。四大家族的商业机构也有所扩展。而宋子文、孔祥熙更是开设了一系列的公司，为其招财进宝。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美国在中国大肆倾销以及由战争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也成了四大家族发展致富的有利条件。到解放前夕，四大家族官僚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2/3，已占全部近代产业资本的80%，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把国民政府的经济机构变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工具，根本不顾及生产的协调和产业的平衡发展，加之他们的剥削欲壑难平，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民族工业日益萎缩，引发了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
2.逐孔祥熙去美国
孔祥熙在进入国民党决策圈后，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实职。1938年1月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农业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长、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1939年11月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孔以副院长的身份总管行政院。从中可以看出，孔祥熙作为四大家族的重要人物，手中一直掌握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财政大权。孔祥熙的发家高潮是在抗战时期，他利用抗战开始后经济重心向西迁移、经济重新布局、经济结构重新调整的机会，利用手中的特权，开办了一系列的公司，开办时资本仅为1200万元，到1943年时资产已达12亿元，在几年间，财产便增长了100倍。
孔祥熙发家的另外一个秘诀就是：选准投资方向和垄断性经营，其实质是以权谋私。身为全国财经主管的孔祥熙，充分利用统筹全国经济的便利条件，掌握市场供求需要，预知国家财经政策的转变和购统销物资、市场物价的起落，选择投资方向，选择公司倒卖紧缺物资和美国援华物资及军火，进行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投机。近水楼台先得月，孔家在商场上如鱼得水，财产迅速膨胀。
垄断性经营也是孔祥熙的一手绝活。孔祥熙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孔字号企业、公司带来种种特权和优惠，无视政府的专卖规定，自行组织专卖，偷税漏税，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孔记公司常利用掌握的经济情报，带头套购。在上海、南京、重庆等经济中心，呼风唤雨，掀起黄金风潮，扰乱金融市场，破坏国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和国家的正常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晚上谋划本家公司的财路，白天公务之余忙于如何把国家财政事务和私家商务挂钩，这在20世纪也可谓是中国独一家。
四大家族中，孔家的能人除了家主孔祥熙之外，还有3人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分别是宋蔼龄、孔令侃、孔令伟。宋家三姐妹中，宋蔼龄是一个十足的钱迷，没有小妹宋美龄“爱权”的负担，也没有二妹宋庆龄“爱国”的高尚，浑身充满其父发家致富、精于理财的遗传因素。宋蔼龄受过西方教育，不为传统礼数所束，活跃于社会，争钱夺利，精明强干，倒也不失现代女性之风貌和竞争意识。如果手段、方式得当，发家致富也应鼓励。遗憾的是宋蔼龄的发家却是别人无法做到的，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非道。钱赚无数却为不义之财，富甲天下却为人所不齿。孔家商务活动中，其二子二女中有儿子孔令侃和女儿孔令伟成为助手、代表和代言人，他们在宋美龄的庇荫之下，也进行了许多不合法的政商勾结活动，以致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也无法伤及其毫毛。
可以说，孔家的敛财在国民党内部几乎成为万人所指。1944年11月至1945年10月，重庆方面4次宣布：孔祥熙已分次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行总处副主席、农业银行董事长等职务，孔祥熙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坚信若要复兴国民党维持其统治，只有当机立断，撤换孔祥熙等腐败之徒。当然，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也是导致孔祥熙下台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孔祥熙退出政界，交出权力，而没有要孔祥熙交出不义之财，当然也无法清算，更没有要把孔祥熙往绝路上逼的意思。1949年1月，孔祥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再次以其老练和成熟，预测到南京政府的末日不远，便在蒋经国上海打虎后即开始把亿万家财向美国转移。由于孔祥熙走得早，所以在国民党失败过程中，在外逃的资本家、大商人中，只有孔家在转移财产上最完整，几乎毫分未损。这和他有充分的时间回笼资金、有充分的条件准备运输工具有关。可以说，孔祥熙是四大家族中在国民党统治时获利最厚的一支。
3．放宋子文到广州
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大舅子，与孔祥熙政治上齐名、财富上旗鼓相当，从30年代起便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39年10月兼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起任行政院长，1946年兼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事实上宋子文也长期控制着国民党政权的财经命脉。
同孔祥熙一样，宋子文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敛财的机会，宋子文的经商活动，除他自己主导外，还有就是让其弟子良、子安出面，与孔祥熙不同的是，宋子文的家人不上第一线。
兴办各类公司是宋子文主要的生财之道。宋子文有过三次办公司的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南京政府开始进行一些经济建设时，他利用出任财经主管的有利地位，抢先得到很多便利，有针对性地开办公司；第二次是抗战西迁时，利用这一经济大调整的机会，在西北、西南对热点项目进行投资；第三次是在抗战结束后，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经济情报，又创办出一批容易投机、操纵市场的公司。宋子文的公司多出现于国家的非常时期，投机性相当强。全国性的经济大调整为他选择投资方向、确定投资数额、获取巨额利润提供了合适的机会和条件。
宋子文的公司几乎遍布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其中主要有金融、军工、汽车、轻工，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地区，甚至在美洲均有复杂的关系网。总而言之，宋子文开设公司经营项目之多，经营点分布之广，在工商业界实属罕见。
宋子文的致富手段还有侵吞援华物资，利用掌握的经济情报进行投机活动。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大笔款项，用于购买中国方面提出的货物和军事物资。宋子文及其公司是这项活动的主要经办者，宋子文的公司负责采购、运输，甚至最后一道程序：物资的发放都是由宋子文控制的机构进行的。在整个连环套中，宋子文可谓赚的钵满盆盈。
宋子文另一拿手好戏就是利用强大的资本操纵黄金、外汇市场，集中活动是在两次黄金风潮。一次是在1943年美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制止市场上疯狂的通货膨胀。因为是用黄金还贷，所以重庆政府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决定从3月30日起大幅提高官方黄金交易价格。宋子文获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安排所属公司在提价前3天开始大量套购黄金。他们的套购，等于泄露经济情报，引起市场上出现黄金套购风潮。等正式涨价后，宋子文又以高价抛出黄金，一进一出赚钱无数。一次是在1946年8月间。由于经济状况恶化，法币对美元的汇率起伏不定，每到月初必定提高汇率，此事已成惯例。到8月中旬，宋子文为给自己找到发财的机会，决定大幅度提高法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至于达到3350：1的比率，其目的是要给各类型的投机商以措手不及。可是宋子文的公司和他的亲朋好友，立即到各银行、钱庄套购黄金、美钞等硬通货。眼睛一直紧盯着宋记公司的投机商们，见此情形，当然被视为金融市场的信号，马上出现了黄金套购风潮。8月19日汇率公布后，宋记财团马上开始抛出黄金、外汇，并且是在价格更高的黑市上操作，一进一出，宋子文又狂赚了一笔。
1947年2月，金融市场已经失控，南京城内的黄金每两高达93万法币，1美元高达1.6万法币，而且价格日益看涨。蒋介石在愤怒之中，命令特务机关严查，顺藤摸瓜，自然扯出了宋子文这颗大瓜，最终，蒋介石不得不把他下放广州，以平息众怒。
蒋介石先后惩治孔祥熙，宋子文，既不对他进行政治清算，也不对他们进行经济清算。他们的触角依然在某些地方控制着社会经济生活各个角落，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着恶劣的影响。总之，四大家族代表的官僚资本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进一步削弱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二、经济的总崩溃
1．巨额的军费拖垮了国民经济
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一开始，蒋介石的军事活动就未停息过。巨额的军费开支就成为国家财政的无底洞，最高的1933年，军费开支竟然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要认真分析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费支出，还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首先实际军费远大于计划军费，这是因为当局对占其军队中的大部分的杂牌军从来不给足军费，即便是黄埔系将领统率的中央军也是领不到十足的军费，中央所发的军费根本无法满足各部队武器补给、军饷开支、后勤供养、装备更新等需要。其次国民党的许多地方军阀、地方部队、自卫武装、准军事机构的经费都由地方政府供给，庞杂的地方杂牌军的开支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央的财政支出不包括这一部分。最终各部队所缺的军费则自行解决，各部队只是把此转嫁到民众头上，加紧对所驻地区的盘剥，不少就靠抢劫性质的强买强拿筹集，这无疑给社会带来了双重祸害。
要想确切地弄清南京国民政府每年开支的军费究竟是多少，几乎是不可能的。据统计，仅在全面内战爆发之际的1946年，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一个师的每月开支是12亿元，如果南京政府的军队以200个正规师计算，1946年的军费开支就是28，800亿元，然而，这只是和平时期的正常开支，如果打仗的话，这个开支则更大。事实上，在全国内战爆发的1946年的军费开支实际上是6万亿元，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巨额赤字中度日如年，至1947年，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达40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造成南京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任何财政改革都成了一句空话，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强对人民的剥削。
总的说来，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形势应该是较好的。当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出现盈余，总共积存外汇达9亿美元、黄金储备达600万两（折合4亿美元）。当然这不是经济和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向外请救援助的剩余，以及没受敌伪资产的结果。这显然是一个财政优势，只要运用得好，完全可以平抑因长年战乱和物资匮乏带来的物价飞扬，制止经济滑坡。
恰恰相反，蒋介石把主要的财力放在准备全面内战上，巨额的战争费用引起巨大的中央财政赤字，只好用滥发货币来解决。滥发货币的必然结果是币值下跌，物价飞扬。抗战期间，物价已经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由此而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可以算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如果把1937年的物价指数定为98.8的话，那么1945年的物价指数则为212690；如果把1937年的法币购买力定为101.21的话，1945年12月的法币购买力的指数则为0.04。显然，战争不仅使人民经受炮火死亡的威胁，更使人民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