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曾对中国法币购买力的下跌和贬值就有过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的100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牛，1938年可以买1头牛，1941年可以买1只猪，1943年还可以买1只鸡，到抗战胜利则只能买1条鱼，到全面内战爆发时只能买1枚鸡蛋，到1947年则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10年间，形成2头牛和小半盒火柴之差，美联社的这一例子，明确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败坏到了何种程度。一个政府把经济治理到这种地步真是可悲可恨也可怜，百姓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已无法生活，如果要寻找新的出路，那首先就必须跟国民党政权决裂。
2.苛捐杂税使民不聊生
与任何政权一样，赋税收入一直是南京政府的各种收入中最大的一宗。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几乎达80%，到了1936年，占41%，全面内战爆发后，还高达32%。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后期，赋税收人每年增长很快，1942年比1941年增长了4.9倍，1943年又比1942年增长了2.52倍，以后一直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极高的税率。抗战结束，当务之急是让全国百姓休养生息，在经济上采取优惠政策，恢复社会生产。蒋介石不是这样，一方面对刚从大后方转到东南沿海各地和各大城市的民族工业实施高税收政策，繁重的捐税成为发展民族工业的障碍，有些地区的企业的税额甚至是企业总资本的数倍，一年赢利所剩无几。甚至连当时的国民政府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像他们那样折磨着商人。”棉布、粮食、五金产品等军需日常生活用品，更是被国民党军队随意摊派，损失无数。解放战争进行了三年，因为国民党党政经军警宪特无一不是征税部门，征粮征税征丁，成为主要工作。征税有多少，连官方都无法统计，只好不统计，在南京政府的很多资料中，甚至用“此一时期通货膨胀，币制变动，无完整资料”的注释来代替。
除了工商业之外，各种农业赋税也是居高不下。蒋介石曾在抗战结束时宣布，在原沦陷区、即现收复区因遭受日寇八年践踏需休养生息，一律豁免一年田赋。此番表白不久，免征的地区是强迫献金献粮，照常征税的地区是大征特征，征额大幅上升，如历来为富饶地区的江浙两省，在被日寇占领以前，每亩约为2斗左右，抗战胜利后，竟然每亩需要付出6斗以上，再加上交给地主的地租3至4斗，如此辛劳，到头来却是饥馑经年，食不果腹。
以甘肃和河南为例，甘肃的农业条件原本就比较恶劣，战前每年的田赋只是12万石，到内战爆发后竟然高达200万石；气候条件较差的河南省则高达创纪录的420万石；在江西峡江地区，当时因战乱只剩下3万余人，可分配到的军粮数竟达10万石，包括老人和婴孩在内的所有人口均为3石，真可谓是“万税无疆”。由于征粮实质就是抢粮，致使江西省的粮食处处长在内战爆发前因无法完成任务而投河自杀。本来就落后的中国农村，在如此重的田赋之下，再加上连年战乱，劳动力流失，生产资料严重缺乏，生存都不能保证，社会凋敝，民生日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人讽刺“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可见当时税收名目之繁多。国民掌的税多是闻名天下的，故蒋介石有“总发财”和“蒋委员长万税”、国民党有“刮民党”之“美称”。旧中国有一绝，可能算是无法计算出民国政府的捐税类型。据1932年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当时有人统计出全国的捐税有1700余种，涉及人们日常所有的经济交往、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结婚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走路有过路捐，上路有交通捐，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在南京政府所收的捐税中，最不合理的有三种：第一是厘金，即“买路钱”，任何一项货物经过任何一个地区都要付出数量惊人的钱物，这种严重阻碍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税收，最早产生于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30年代初期明令取消，只是积习难改，根本上是因为能给当地的实力人物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放弃这一块肥肉？至于破坏经济和阻碍经济的发展他则不管了，受害的自然是商人和生产者。
第二种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自定税收，甚至连乡长和保长，都可以任意增收税捐和钱物，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例如在浙江绍兴，各种非法摊派竟达276种，这还未加上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下达的税种。再以四川重庆附近的农村所负担的各种非正式的捐税为例：有乡公所办公费，乡分所官兵伙食费，保公所办公费，警备班津贴，驻军蔬菜费，驻军营房材料费，修枪械费，特别保卫费，优待壮丁费，壮丁安家费，保护学校设备费，消防队伙食费，积谷征募费，航空费，飞机费，救国捐，建国捐，各种献金等数十种。
第三种是副税的数额要远远大于正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税额口本来就因庞大的赤字无法解决而不断增加，早已超过了民众的承受能力；各级官僚为维持各自的运转，满足享受的需要，又要层层加码；上行下效，各级税务官员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职业，当然也是见机行事，能捞则不会不捞，能多捞则不会少捞。这些副税，远远超过正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每省的征粮所得，一般要比南京中央政府所规定的高出一倍以上，各县市的征粮数又要比省政府下达的交粮数高出一至三倍。
南京国民政府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各种赋税进行超前征收，以解燃眉之急。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通过增加税收品种和数额的形式进行超经济剥削已到非人道的程度，在有的地区，有时候当局也因搜刮过多，实在无脸再增加税种和税额，就使出绝招提前征收，这也堪称税收史上的一绝。国民政府把不少县市的税收提前50年征收，四川新繁县已经预征到1991年。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对社会竭力课以重税，其征税方式更是如狼似虎。既然是超经济的剥削，超过了民众所能承受的程度，民众当然也就无法及时和足额交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因抗交过量租税赋，曾经引发无数的农民起义思想，滥征捐税，民众使用各种方法抗税抗捐，南京政府则采用各种办法收税催捐。所以，每当征税时，国民党军、警、特以及地方的地痞流氓、土霸乡丁一起出动，逼、抢、抓、关实为明目张胆的抢劫。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为维护国家各项功能的正常需要提供财政保证，二是对民众生活状况和各种经济活动实施的具体政策。从抗战结束后的具体情况看，与民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律令基本上很少从民众的角度来考虑，甚至是以损害社会大多数人为利益的。如此的对民经济政策，如此的民生主义，势必加速民众的离心趋向。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剥夺人民、牺牲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其基本经济路线，这就与政治上阻碍变革和进步的基本政治路线相一致，从而失去了民心。
3．外国经济的入侵和农村的凋敝
在解放战争时期，导致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崩溃的经济原因，还有战后美国经济的入侵以及综合作用下农村、农业的日益凋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逐步变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几年间，蒋介石先后与美国订立了许多协定，取得了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的物资和贷款的“援助”。其中最典型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将美国在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这一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是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的权利，其经营的范围包括“商务、制造、加工、科学、宗教及慈善事业”等。为此可以在中国购置、保有、建筑和租赁土地、房屋及产业。这项规定表明，中国的领土完全向美国开放。
二是美国商品在中国“之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中国国民、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以及运往美国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任何禁止或限制”。这使美国的货物在中国享受国民待遇，多少损害了中国的关税自主。
三是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可以沿途卸货载货；不管从何港口出发，也不管到达何港口，都不得课过境税，待遇应与中国船舶一样。美国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之自由”。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下，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中国还得予以“友好之待遇及协助”。
显然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明显的侵害，除此以外，国民党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中美航空协定》、《中美农业协定》、《中美海军协定》等一系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协定。在上述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华投资和商品倾销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美国对中国大规模的直接投资始于1946年，其投资多集中于规模较大的发电厂、垄断性银行和石油公司的分公司等。1947年，美国获得台湾的石油、黄金、铁、锑等矿产的开放权和经营台湾铝业特权。在广东，美国潘宜公司取得了商港建筑、汽车、水电、煤矿、水泥、公路修筑等11项独占权。美国还投资于粤汉铁路，占该资本的2/3。美国资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经济要害部门的占领，使中国民族资本的投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发展很慢。美国的投资还大量表现为“援助”、贷款与所谓“赠与”的方式，这种援助竟占蒋介石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就进一步影响了蒋介石的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还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中国市场完全为美国制的商品充斥。据统计，上海的大公司如永安公司，美国商品竟占全部商品总额的80%。从机器设备、汽车、飞机和钢铁成品，到小的缝衣针、梳子、刮脸刀甚至连吃的橘子、花生米、奶粉等几乎全是美国制造的。在中国的广大城市和农村市场上，形成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畸形状态。正是由于美货在价格上的优势以及销售条件和原料供应上受到特权的保护，使美货横扫冲击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商业在美国资本和商品的冲击，纷纷倒闭。据统计，截止1946年底，全国工商业中倒闭者约3万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陷入绝境。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大量的军事援助，其根本目的在于控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命脉，把中国变为其经济附庸，随着美国对华经济侵略的深入，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变得谨慎了。加之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日益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军费耗资越来越大，欲壑难平，以及美国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情绪越来越大，美国政府在中国只能顾忌自身的利益而无法对蒋介石政府给予更多的援助。
在内战的背景下，国民政府的征兵征粮，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败。在征兵方面，1946年全国征兵50万人，1947年增至150万人。强征民兵更无法统计，大量青壮年农民被抓兵拉夫，未被抓的又相率逃亡，农村劳动力大大减少，造成土地荒芜，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在征粮方面。1946各地农村普遍欠收，粮荒严重，但是，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田赋征实数字较1945年的5900万担仍增加了1倍以上。如此折腾，农民连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更无力发展生产。加上各地又接连发生严重自然灾害，1946年许多省份分别遭到水旱虫雹等灾害，各地饥民共达1亿人以上。很多农民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充饥，甚至易子而食。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大量的耕地荒芜。
国民党政府的抓兵抓夫、横征暴敛，加上连年天灾，耕地荒芜，造成农作物产量锐减。致使国民党统治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粮荒，如1947年，即便是按最低的需求来说，稻米和小麦的缺口竟达6000万担和5600万担。国民党统治区这种严重缺粮现象，不但把广大农民而且把广大城镇贫民推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更谈不上维持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军粮。
三、铁腕也无力挽回的经济
1．变相掠夺的金圆券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恶性通货膨胀，则进一步加深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危机，使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蒋介石也曾寄希望于当时的货制改革，无余积疴已深，回天无力。在其统治全面崩溃之机，蒋介石大肆抢运各种财物到台湾，奠定了其日后在台湾统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空前的反人民内战，其军费开支急剧上升，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1946年，国民党政府全年支出为法币8~10万亿元；1947年，全年支出为法币100万亿元，收入只有13万亿元；到1948年，财政赤字更为惊人，竟高达900万亿元，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的一贯作法是加大现钞发行量。国民党政府在滥发钞票的同时，还大量举募内债，以掠夺财富，1947年3月发行短期库券美金3亿元，发行美金公债亿元。这就导致了法币币值的进一步下跌，物价暴跌形成恶性通货膨胀。
法币的迅速贬值使他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基本功能。大城市的交易很多以美元计算，不少地方使用银元或其他铸币，偏僻地区甚至恢复了物物交换。广大人民对法币完全丧失信心。一拿到钞票，便马上就要去买粮食或其他商品，因为当时的物价经常一日数涨，转眼之间会更加贬值。这样就加速了货币流通的速度，通货膨胀的局面不仅没有任何改观，反而日益恶化了。
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像是一剂毒药，国统区的社会经济更加恶化。工商业的大量倒闭和破产，使国民党统治区百业萧条，社会生产严重萎缩，根本无法支撑国民党反动内战的开支和社会消费。
进入1948年，国民党的经济状况，因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困境，越来越糟，以中国最大的都市和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为例：
7月12日，每担米价格为3800万元，1美元兑换法币达680万元，每两黄金价格上升为天文数字3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再不治理，整个国民经济就要彻底崩溃，蒋介石只好再次寄希望于币制改革。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的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令进行币制改革。为了保证这次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还制定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