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治世”，封建立法和执法作为“治世”的重要举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贞观之治”的“文治”中，“法治”有其特殊的功能，而在健全法制的过程中，房玄龄的特殊贡献，功不可没。
贞观元年（627）正月，唐太宗继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诏责令房玄龄和长孙无忌，按照“示之以威信”的法治思想，认真详察了前代诸朝的法律条文，并立即着手对唐高祖李渊制订的《武德律》，进行修正和完善。
在唐太宗的直接过问下，在房玄龄、长孙无忌的直接主持下，经过与学士、法官议定律令，此后又多次组织精通古令法典的人才，进行研讨和编纂，终于至贞观十一年（637），由房玄龄主持完成了《贞观律》，即《唐律》的制订工作。
《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制订的时间最长、内容也最完备的成文法典，曾对我国唐后的封建社会，甚至对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的古代法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唐律》的内容，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律、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十二篇，计五百零二条。其中刑名有笞刑五等，杖刑五等，流刑三等，死刑二等，凡二十等。
《唐律》有所谓五刑、十恶、八议之分。五刑是笞、杖、徒、流、死；八议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十恶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遵、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唐律》的体式有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律，令、格、式规定的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
具体地讲，令是各项制度所做的具体规定，格是对律令所做的补充和修改，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律、令、格、式互为补充，以律为主，凡是违反了令、格、式的就“一断以律”。
《唐律》规定，必须援律量刑，依法办事。法官必须依法定罪判刑，违者鞭笞三十。
诉讼与审判有定制，对“犯罪行为”，人人有“告发”、“起诉”的权利，地方里正官员则有“公诉”或“举劾”的责任。
同时，明确按照身份进行诉讼，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受理案件的最高司法机关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者各自独立，相互制约，以防止官员徇私舞弊。
一般审诉程序采取三级三审制：县为基层司法机关；府州长官兼理司法，设有专职司法官员，刺史每年巡视县衙一次，“采囚徒，察狱讼”；中央大理寺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掌握有关司法诉讼。
另外，刑部“按覆奏狱”，掌握全国司法司政庶务及监狱。御史台负责纠察狱讼或提出公诉，平反冤狱。
凡属死刑，须“三奏五覆”，统之于大理寺，由“三司推事”，即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或由“三司使受事”，即给事中、中书舍人、侍御史审理。案情重大，无处申冤者，可直接申诉皇帝。
《唐律》中有关于“职制”的律文，共五十九条。对各级政府机构、官员设置、行为职守，都有明确的规定。
诸如：控制机构人员编制，规定“各官署人员配置不得超过限额和不应配置而配置，超置一人，杖刑百下，超三人加一等，超十人徒刑二年”。严明职守，刺史、县令、折：中都尉、果毅都尉，都必须在所辖地界内值守，不因公事，私自出境界者，杖责百下。各级官员要值班或轮流值宿，应值班而未值，应值宿而未值，各鞭笞二十，若昼夜值宿而未值，鞭笞三十；祭祀、朝会、侍卫等场合，须严守规矩，有言辞喧嚣、坐立怠慢等违失礼仪程式的行为，鞭笞四十。
各级官员办事，要严格遵守时间规定，皇帝的制诏一旦定案，要当日行下。下级机关接到制书，要立即抄录、转发，不得延误。抄转制书，以制书的长短，限定时间，最多不超过五天。拖延制书者，一日鞭笞五十，三日加一等，十日一年徒刑。
经办官方文书，也有严格时限。拖延一日，鞭笞十下，三日加一等，罪止杖责一百；需要会签的官方文书，经三人以下的，给一天的会签的时间；经三人以上的，给两天时间；事情重大，各加一天。如果会签超过了时限，按拖延官方文书治罪。事情紧急，超计程速办。
朝廷制书有误，要及时奏闻，然后改正，施行。官府常行文书有误，也要及时报告当司长官。“制书有误不奏闻而擅自改定，杖责四十，常行文书有误不请而自改定，鞭笞四十。知有误也不奏请，而依错施行，罪同。修文字者，各加二等”。
受制、敕出使，事毕须返命奏闻。“若不返制命即干预他事，徒刑一年半；以故有所废缺者，徒刑三年。非制使妄自干预他事者，杖责九十，以故有所废缺者，徒刑一年。”
设官分职，各有司存，“超越本职范围，侵人职责者，杖责七十”。
此外，还对官吏受贿问题规定有明确的惩罚条件和标准。
由上可见，《唐律》对官员职守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处罚也是十分具体的。这无疑会增强各级官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促使行政执法效率的提高，整饬了唐初的吏治，对于完善和强化国家机器职能有重大的保障作用。
由房玄龄主持修订的《唐律》，从法律的封建性来讲，本身总体上是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政治意志，维护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但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枉断滥刑、草菅人命的现象，所以唐初法制思想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立法的宽简和执法的审慎。
首先，是立法的宽简。这当然是与力革隋朝的弊政和苛律有关。秦王李世民在率兵攻占隋朝东都洛阳之后，他就曾令萧瑀、窦轨等“封守府库，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于是诛其同恶段达等五十余人。枉被囚禁者悉释之；非罪诛谬者，祭而诛之”。唐太宗继位后，继续执行《武德律》“务在宽简”和“务使易知”的法制理念，并且有所发展。
唐太宗和房玄龄君臣十分重视、并且认真总结了历代统治者，特别是隋炀帝贪得无厌、严刑峻法、终至灭亡的历史教训，深知只有缓和阶级矛盾、给人民以一定的安定局面，才能巩固封建统治的道理。
他们从维护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的目标着眼和出发，强调“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反对单用重法镇压的“任法御人”，知其虽能“救弊于一时”，然而“败亡亦促”。因此，按照“用法务在宽简”的原则，使《唐律》比隋时“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同时，唐太宗和房玄龄在执法上，鉴于人命关天，“纵有追悔，又无所及”的道理，吸取“枉杀大理寺丞张蕴古”的教训，强调执法审慎。
下诏说：“凡是被判死罪的，虽然下令立刻处决，也须再上奏五次。”这项五次复奏的法令，就是从张蕴古案之后开始的。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对左右大臣说：“国家的法令，必须要简约，不可一罪即作多种的条文，法律若是繁多，则官吏不能全部记下来，更容易发生奸邪狡诈的情形；若想替人开脱罪名，就引用刑罚较轻的条文；若要加罪于人，就引用刑罚较重的条文。屡次改变法则，实在不合道理。应该详细审察条文，使条文没有重复之处。”
贞观十一年（637）正月，房玄龄等人认为，“依照旧法，兄弟分别，门荫互不相关，而谋反连坐时均处死；祖孙有荫亲，只应发配流放。依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当之处。现今复定律令，祖孙与兄弟株连犯罪的均发配劳役”。唐太宗表示同意。自此比照古代死刑，已除掉了一大半，全国称道。
删减武德以来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明确制定枷、扭、钳锁、杖、笞等刑具，均有长短宽窄的规制。
正是由于唐太宗与房玄龄君臣对于立法、执法的高度重视和亲身实践，加之魏徵、戴胄、李乾祜、李道裕等坚持“布大信十大下”、“与天下人共之”的执法理念，正确地处置和纠正了一些诸如“冒资荫者斩”、“县令偷盗官粮”、“县令私役门夫”、“张亮坐谋反”等有影响的大案，加上其他一系列政治措施的落实，使得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