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秦汉时期（前221年～220年），始自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皇朝，终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共441年。秦汉时期，从总体上说，统一是时代发展的主流，但其间也出现过短暂的混乱和分裂。秦王朝，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到公元前207年冬子婴“奉天子玺符”降刘邦，共享国14年。秦帝国灭亡后，反秦势力分裂成楚、汉两大军事集团，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了楚霸王项羽，在“氾水之阳”称帝，建立了汉朝，是为西汉。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代，建立新朝。在推翻新莽政权的斗争中汉宗室刘秀脱颖而出，陆续剪除诸雄，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是为东汉。公元190年，董卓进京，废少立献，各地割据势力趁势而起，东汉帝国土崩瓦解，名存实亡，整个社会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淖之中。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东汉帝国正式灭亡，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从秦始皇统一，再经西汉、东汉两代共四百多年的发展，在民族、疆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为我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对汉族的形成及此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齐国，完成统一七国的大业，称始皇帝。七国统一后，秦积极开拓疆土，北伐匈奴，东击辽东，南降百越，西南制服巴蜀、笮、夜郎、滇等族，把“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至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广袤疆土基本置于一个政权的统属之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政治统一局面。为了确保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巩固，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构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从朝廷到地方的一整套专制主义官僚体系，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并在广修驰道加强域内联系的同时，又修筑长城以防御匈奴的侵扰。但由于劳役繁苛、刑法严酷和文化思想方面的专制，又导致了秦祚短暂，传之二世，即被秦末农民起义的大潮所推翻。
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一方面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以减轻农民负担的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则通过削夺王国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经过汉初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国势强盛，在政治上，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君主专制得以加强；在军事上连续击败匈奴，收复秦故地，并控制了河西走廊，基本解除了匈奴人对中原农业区的威胁；在外交上打通了内地与西域的联系，开辟了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在文化思想上，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大一统”的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2.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确立
秦王朝是以武力平定六国的，“战胜而有其地，非其民倒戈也”；因此，统治基础并不牢靠，离心因素处处存在，“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欲复其宗庙，情也。”章太炎：《秦政论》。同时，又因为“秦取天下多暴”，也造成民众一定程度的敌视，“从人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朱彝尊：《秦汉方士与儒生》。这些对立的情绪再加上秦王朝私学很活跃，“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切，对统一了全国的秦王朝来说，无疑是一种离心的因素。这就决定着秦王朝必定要实行专制政治。
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政治方面主要是议定帝号、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等。在经济方面，实行令黔首自实田以及与此相应的徭赋制度，并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修驰道、挖河渠。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制，如萧何次律令就本于秦律，张苍定历律亦然，叔孙通制朝仪也是以秦仪为蓝本的。唯韩信申军法不得其详，不过兵役徭役制度没有多少改动，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他如行政建制、中央和地方官制，就更不必说了。汉初分封诸侯王，不过是由一批新的军事封君地主的统治代替秦朝的官僚勋贵和军功地主而已，并没有改变自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建制，和古代的分封制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从统一的封建社会制度来说，秦汉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秦汉之间也有一些实质性的差别。秦法令繁苛，汉初逐步予以剔除；秦赋役繁重，汉初有所减轻；秦朝的征伐戍和兴作在汉初就更少见。加以不复授田、土地私有，使农民成为真正的自耕农，处境也大有改善。由于上层阶级统治的纽带比较松驰，就出现了“汉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的景象。
此后虽然王朝兴废无常，集中统一与分裂割据交错出现，多民族斗争融合变动频繁，但是，秦制定的“皇帝—公卿—郡县”的官僚政治结构及其制度，和基本统治模式并无更改。故谭嗣同叹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卷上。恽敬也感慨讲：“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大高山房文稿》卷一《三代因革论》。
3.思想文化的统一
以汉族为主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始于秦汉时期。秦以前的中国文化，原始文化之外，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三代的文化，基本是一个体系，其依次承继，而又有所发展。不过，当时王畿的范围是有限的，其周围分封的诸侯和“蛮、夷”则因地理或民族的障碍被分割为一块块相对独立的地区。在这种状态下的文明，自然是各地区相差悬殊。
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诸侯割据，原来的礼乐制度破坏，居住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诸民族，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愈来愈大。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境内存在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圈，如长江中游的楚文化，长江下游和淮水流域的吴文化、越文化，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华北平原的燕赵文化，晋汾地区的三晋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陕甘的秦文化等等。就风俗习惯而言，南方的“断发文身”、“披发左衽”，明显与中原的“宽袍博带”、“束发冠巾”迥异；当时多数地区均实行俯身或仰身直肢葬，而秦国等西方民族则实行屈肢葬。秦国的民间艺术与中原各国也有很大不同，“击瓮叩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史记·李斯列传》。之秦声，与“其细已甚”《汉书·地理志》。的郑、卫之声显然属两种格调。特别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殷人崇拜“帝”的一元神宗教观念和周人关于“天”的观念，在殷、周遗民中仍居统治地位，而秦国则信奉着原始的、多元的拜物教。秦统一前的文字更是如此。同样一个字，各国有不同写法，甚至一国之内也有不同的样式。这些思想和文化形态方面的地域差别，只有在秦王朝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才得以相应缩小。
在思想文化方面，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等措施。“书同文”即是规定的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又令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用小篆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在全国推行。与此同时，广大民众又创造出更加简便的“隶书”，也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化的字体。“行同伦”则反映了思想和心理素质的统一。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规定全国只能“以吏为师”，推进了统一的步伐，而这些，又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互相汇聚和融合，各地区的人民在心理素质、道德风尚，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逐渐趋于一致，终于形成了以原来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统一的汉文化。
不过，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并没有给秦文化的发展带来福音，反而使阶级矛盾激烈到极端尖锐的地步，终于秦王朝崩溃于陈胜、吴广的大起义。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西汉王朝。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代具有多元统一的特点。如果说秦朝的统一侧重于政治制度方面的话，汉代的统一则深入到文化意识的领域；如果说在秦朝多元的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而“好巫信鬼”的荆楚文化，只是侧系旁支，那么汉文化主要是继承了楚文化与齐鲁文化。
4.对外交流的频繁
与域外民族的大规模交往，在秦汉时代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在此以前，中国文明的外向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如“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影响所及也只限于周边。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不仅与周边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越等的交往十分频繁，而且与中亚、西亚各民族也建立了联系。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西域文明便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汉文化的影响也远及亚洲西部，并伸延到欧洲。多方面的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成为秦汉文明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
5.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为当时全国人数最多，居住区域最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华夏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因汉王朝的强大影响而逐渐形成汉族。
汉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代，以诸夏部族为主的中原民族，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长期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文化认同，逐步在黄河流域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民族：华夏族。秦汉的统一，以及后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融会合流，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提供了基础。在统一的国度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不仅使原先分裂成七国的华夏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由分散到统一，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而且使原先属于“诸夷”的楚、巴蜀、吴越的大部，以及东瓯、闽越、南越、骆越、南蛮、西羌等的一部，也先后于汉时逐渐融入其中，从而发展成一个整体民族。
秦灭六国，完成北方诸夏的统一，秦的声威飞扬四域；四域各国则称秦境内统一的华夏民族为“秦人”。秦朝断祚，又迅速被更为强大的汉朝所代。汉王朝在通西域、伐匈奴、征朝鲜、降南越、收闽越、服西南夷的过程中，与周边民族和邻国的进行了频繁而广泛的交往。于是，四域各国则改称汉境之内的人为“汉人”。经过西汉、东汉四百余年的发展，“汉人”便成了当时汉朝境内主导民族的族称；从此，“汉族”也就成了以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历二千余年，直至现在而不改。
二、秦汉汉族风俗的演变轨迹
有秦一代，伴随统一大业的完成，使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看到了太平盛世、安居乐业的一点光明，也给传统风俗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但是，秦王朝的统治者们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蔑视精神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把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当成粪土抛到一边，把人看成是只知求利避害，根本不讲道德伦理，以为严刑峻法是保持其一统的永远灵验的法宝，结果，使这种光明和生机一闪即逝，接踵而至的却是巨大的灾难与无边的黑暗。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风俗文化不可能闪烁出耀眼的光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整齐划一，是秦代文明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其时风俗演进的趋势。而人为的对风俗文化的整合、规范，必然导致风俗文化的死板、呆滞，缺乏生气。
鉴于秦王朝实行“法治”而未能维持自己的长久统治并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汉王朝转而采取了“持以道德，辅以仁义”《淮南鸿烈》。的治国方针，其指导思想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贾谊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四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可能为也”，只有“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贾谊集·论定制度兵礼乐疏》。这里所谓“兴礼乐”，实际上是主张用儒家相对宽容的统治思想，来作为巩固封建制度的精神工具，其中也包括试图把民间风俗纳入儒家礼仪的范畴。定儒家于一尊的做法，无疑严重地限制了社会风俗自由演化的空间，但这并没有把汉代风俗引入一个死胡同。汉风俗的发育、生长比较健全。
汉初，君臣多以楚人为主干，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庭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楚汉文化（至少在风俗方面）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还有齐鲁风俗在汉风俗中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汉代所崇敬的神，大部分是齐神。齐风俗除了富于综合的特色，又具有浪漫色彩，与楚风颇为相似，所以易为汉人吸收。楚风是浪漫的，富于玄想，加之又有齐俗孱入，自然为两汉风俗涂抹了一层浓重、斑澜的浪漫色彩，从而使先秦北国传统风俗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幻想结合在一起的生气勃勃、恢宏伟美的汉风俗。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何谓楚风……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邓以蛰：《辛巳病余录》。
通观秦汉风俗，大体上可以梳理出以下三条发展演变的脉络。
1.多样化的统一
秦汉之前，除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风俗外，我国境内还存在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风俗，其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上文提及的先秦元七大文化圈，同样也是七个风格迥异的风俗圈，它们各自都有本身的特色。
秦王朝建立后，疆域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辽阔土地上风尚习俗千差万别，“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其俗”《淮南子·览冥》。，秦始皇依韩非所言，靠法令和刑罚来纠肃风气，清除恶俗。如针对会稽一带的淫乱风气，专门立石宣布：“夫为寄豕叚，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会稽刻石》，见《史记·秦皇本纪》。尤其当一些传统风俗与统治者的利益相抵触时，统治者便以相当严厉的措施“移风易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