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事例即是，秦王朝为了防止六国贵族的东山再起和劳动人民的结集反抗，用强制命令甚或暴力的手段，对春秋战国以来传统的民间执兵习武的社会风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强行罢除了民间传统的“讲武之礼”，严禁聚众结社，练武习艺。在这种极端粗暴的专制政策干涉之下，春秋战国以来尚武习兵的社会风俗被迫暂时中断。为了达到整肃民风、清除恶俗的目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出台地方法规，试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匡正、统一地方风俗，如其时还有一些旨在严禁恶俗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如中南郡守腾颁布了一篇法律文告《语书》，明确指出“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所以要“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云梦秦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年第6期；《睡虎地秦墓竹简》线装大字本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6页。但是，秦代这种依靠强制手段规范风俗可涉及的范围很小，对其时风俗产生的影响并不深刻，亦即是说，风俗的“多样化”依然如故，而“统一”则刚刚起步。
两汉风俗的整饬、划一亦采取了政权干涉的方式。譬如，“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应劭：《风俗通义》卷九《怪神》。北方的儒者对越人这种习俗十分看不惯，他们曾经尽力劝说越人改变这种习俗，不要把钱财浪费在无用的“淫祀”上。汉代名臣第五伦任会稽太守时，下令禁绝“淫祀”，然而，“椽吏皆谏，伦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断，为政当信经义言，淫祀无福，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律不得屠杀少齿。令鬼神有知，不妄饮食民间；使其无知，又何能祸人。’遂移书属县，晓谕百姓，民不得有出门之祀。督课部吏，张设罪罚。犯尉以下，巫祝依托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论之，有屠生辄行罚。民初恐怖。”在第五伦铁腕政策之下，会稽人好淫祀的习俗虽未禁施，却也有所改变。
两汉“统一”风俗的行为似乎不知秦之严酷、强硬，却是内在的，循序渐进的。西汉开始强调“整齐风俗”，特别注重以经治国，以经易风，力图将一切风俗习惯纳入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中，以形成具有共同文化性的生活方式。
在汉代的社会生活中，婚姻、家庭是深受经学影响的一个方面。汉人的结婚主要有“议婚”、“婚仪”两项仪式。而这两项内容的具体规定都完全采用了经学的模式。汉人的议婚一般是经“媒约之言”，由父母议定。婚仪也被要求与传统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完全相同，将之纳入儒家模式。汉代经学还对家庭中的各种关系都一一从理论上作了规定，其鲜明特点就是“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汉人离婚的具体原则有“七去”、“三不去”。“七去”就是七种丈夫对妻子可以解除婚姻的条件，“三不去”则是三种丈夫对妻子不能离婚的条件，这些离婚原则实际上也完全是经学的模式。
直观性更强的物质民俗更是摆脱不了经学之窠臼。就“衣”而言，汉儒都根据经学强调衣着尊卑等级，如董仲舒和班固都提出，“王者必复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表德劝善，别尊卑也。”《白虎通·衣裳》。在行的方面，史称王莽曾“奏为男女异路之制”《汉书·王莽传》。，就显然是由《礼记·曲礼》“男女不杂坐，不同揓枷，不同中栉，不亲授”发展而来的。又据《白虎通》记载，汉人乘车尚须遵“车教之道”，而这种“车教之道”实际也是根据经学所规定的。
汉代统治者之所以要借助经学来“移风易俗”，其目的就是要用经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之懂得“君臣父子之纲”、“违邪归正之路”《后汉书·儒林传》范晔语。，从而自觉维护和遵守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正如董仲舒所言：“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
客观上，汉代以“经”一统风俗的做法，使得汉代的异地异俗开始出现趋同的态势。人们在生活中把经学已完全奉为臬圭。尽管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经学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统一各地的生活习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愈来愈明显地出现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格局。我国汉族各地区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以及其他的礼仪习俗，都呈现大同小异的形态。主要的步骤、程式基本一致。这种现象的肇始，正是在秦汉时期，尤其应归因于汉代以经移风、以经统俗的努力。
然而，这种统一又是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此基础整合而成的秦汉时期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在保持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各地区的风俗、习惯在具体的细节方面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如代（代州）、石（石邑）之地“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偏诸侯”，“野王好气任侠”；“上谷至辽东”，“民雕捍少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邹、鲁……俗好儒，备于礼，备故其民龊龊”，“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史记·货殖列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秦汉时代的风俗文化，正是在各地不同风习的基础上融合统一起来的，而在统一的前提下，又保持着各地间不同程度的差异。
2.风俗事象趋于定型
风俗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滋生一些新的习俗事象；同时，一些旧时的风俗事象也可能消亡。我国汉族风俗文化中，有些风俗事象已历经数千年，其中有相当部分系形成或定型于秦汉时代。可以说，秦汉以后风俗的演化和变迁，都是在秦汉风俗的基础上损益和增减。
夏商周三代，以农业文化为特征的华夏民族风俗圈已基本形成。我国农业时代的各种风俗活动已具雏形。但由于那时人们的风俗活动还往往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风俗的形式及内容都被宗教的外衣所包裹。另一方面，三代又把一些原始社会风俗神圣化、规范化并演变上升为礼俗，自然也受到“礼”的枷锁束缚。因此，风俗文化要得到自由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进入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数百年间，战乱不息。社会大变动，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被打破了，“周末崩离，宾射宴飨食之则，罕复能行，冠婚饮食之法，又多变迁。”《晋书·礼志》。这种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也不利于风俗文化的充分展开和显现。因此，风俗文化的融合和定型尚有待于国家统一，只能留给秦汉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当局出于统一大业的考虑，倡导封建思想和礼教，努力使封建道德规范社会化，使风俗文化尽可能框定于儒家的伦理道德系统之中，而那些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风俗事象则遭到扬弃。譬如，传承古久的又散发着淫溢原始意味的高禖祭神会男女“奔者不禁”的婚俗，便受到严厉的冲击。保存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的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会稽刻石里明确要求“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可见秦朝政府对风俗文化的改造并使之与封建礼教相言的决心。
与此同时，秦汉统治者为了治理社会的需要，也整理了先秦流传下来的包括婚礼在内的各种礼制，然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具体规范。平帝元始之年，诏“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併马”。《汉书·平帝纪》。这是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制定的婚礼制度。
中国婚礼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婚姻的价值取向主要以金钱来衡量，二是婚礼始终充满了喜庆的色彩，而这些，皆起始于秦汉时代。前者，由于秦汉经济的发展及伦理观念的变化，使婚礼已从周代以雁、束帛、玄纁等象征性仪物转变为金钱、实物等厚利性礼物了。故《三辅黄图》载曰：当时风习是“闾里嫁娶，尤尚财货”。后者，秦汉时人认识到结婚终究是“大吉也，非常吉也”《公羊传》文公三年。的喜事。先秦的“婚礼不贺”，禁止设宴已变得不合时宜。因此，到汉宣帝“五凤二年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可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汉书·宣帝纪》。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令的形式对传统婚礼不贺的否定。从此，婚姻相贺，洋溢看喜乐融融的气氛。可见，秦汉是汉民族婚俗文化的定型时期。
汉代还是中国节日风俗的定型时期。除夕、元旦、人日、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主要节日的风俗内容都基本上定型于这个时期。
中国岁时礼俗的诸多元素在先秦时代就已滋生，但并没有孕育成严格意义上的节日形态。首先，当时的节俗并不像后世演化的那么欢天喜地，称“佳节良辰”，而都是些极不吉利的日子，各有所禁忌，非“凶”即“恶”。其次，当时民间宗教信仰仍多停留于自然崇拜阶段，所奉的神明实际上都是“灵物”，而不是人格化的神，且又多又杂。诸如牵牛织女、文昌紫微都是星宿，门灶等也只被视为有“灵”而非有“神”。也就是说，当时的许多信仰崇拜现象还停留在“万物有灵”论阶段，还未进入“多神”论阶段。还有，人的因素也很少渗入其间，节俗的人情味很淡，历史的积淀还未在节日风俗中显现出来。这些皆阻碍了当时节俗的固定化和模式化。
如果说先秦节俗中原始文化的乳汁还未干的话，那么，秦汉节俗则迅速跃入了封建文化的门槛，其时间顺序，套路程式已和现代的节俗相差无几。以年俗为例，最能显现年俗文化内涵的事项，主要是贴门神、挂桃符、逐傩和放爆竹。汉初即有了用桃作厌胜之具的风习。“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鱼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风俗通·祀典》。此外，除之夜还要举行一种击鼓驱鬼除瘟疫的舞蹈仪式——逐傩。汉代傩舞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传入宫廷，成为一种规模盛大、仪式隆重的驱鬼逐疫的仪式。张衡在《东京赋》中就写到“卒岁大傩”，堪见当时盛行于京城。至于放爆竹，汉代人虽无福聆听火药制成的鞭炮，却在堂阶前用火烧烤竹节，使其噼噼叭叭发出巨大的声响。据汉代《神异经》曰：“西方山中有人焉，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热，名曰山魈。以竹着火中，朴哔有声，而山魈惊惮。”年俗的主要元素均已具备，足以说明汉代的年节已经成型。
中国传统风俗大多定型于秦汉，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多方面的社会条件。首先，秦汉时期为我国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份——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形成为民族”《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页。这种观点有历史依据。而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声威远扬域外，最早也是秦汉时期。清人薛道成曰：“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细那，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之音译……揆其由来，当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洲北上……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相沿而不改也。”薛道成：《出使日记》。汉族称谓的来源是由于汉王朝的出现，也为学术界所公认。据《萍州可谈》载曰：“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整个中华文明在秦汉已发育成熟，风俗文化岂能例外？
其次，秦汉大一统前提下的政治相对开明，汉代统治集团不断地探讨“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成败之国”的因由，采取了清静、无为、宽简、放任的治世方法。这就为培养民力和发展生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而导致了当时物质资源的相对丰富。在思想文化界，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天神、讖纬、道教，还有黄老之学也纷纷登台亮相，并风行于世。秦汉大一统的形势以及高度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皆为其间风俗文化的定型打下了坚厚的基础。
再次，秦汉的科学思想较之先秦有长足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关于宇宙天体的“盖天说”、“浑天说”及“宣夜说”的问世，东汉张衡更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科学的昌明，在一家程度上抑止了先秦沿袭下来的盲目的自然崇拜。原始宗教的相对消淡给风俗的移易提供了契机。对原有信仰崇拜的解释一旦失去其真实性、权威性，人们的信仰心理便会出现一个真空状态。于是人们的精神世界便转向世俗和现实。原始的自然崇拜与巫术式的风俗便会向宗教神学人文文化过渡。于是风俗文化与民间生活有了更多的叠合。仍以节日风俗而言，就由祭奠一些历史人物的代替了某些原始崇拜的内容，成为节日的主体，如后稷、屈原、介子推、伍子胥等等。
最后，秦汉是一个神话和传说相当活跃的时代。如关于开天辟地、造人治水等等神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流行开来的。神话传说的风行不仅为风俗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有些风俗活动本身就来源于神话。而且，神话的注入又使一些风俗的内涵得以固定，为风俗趋于定型奠定了内在的基础。譬如，嫦娥、玉兔、金蟾的传说使中秋节拜月之俗向赏月之俗转化；织女星传说给“七夕”风俗灌输了恒常的意蕴，等等。
秦汉社会生活的相对平稳、安定，礼制发达，皇室风俗实践的频繁示范，神话传说的广泛传播，带有明显功利性的宗教崇拜，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秦汉风俗文化的逐渐统一、定型。
3.风俗与礼制逐渐合一
“礼是成文，经过国家制定，期于能使上下共同奉行的，而俗则是一般的习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大致说来，礼，是范围人心，引导大众为善的；而俗则是有善的，也有不善的。”“礼被公认为合情合理，有范围人心和维持、安定国家社会的效用，而且易于施行，于是由政府采用，或者更加以斟酌损益，著之文书藏之官府。”陈槃：《春秋列国风俗考论》，载《史语所集刊》47本4分册，第538页，1976年12月。前面说过，先秦的风俗大多裹上了一层重重的“礼”的外衣，这是统治阶级的礼俗制度垄断民间文化的结果。所以，我们追寻先秦风俗的踪迹时，大量材料是从“三礼”中所得。这个阶段，民间生活风俗失去了自由发展的条件和土壤。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礼崩乐坏”，风俗与礼制的距离拉大了，民间风俗也自然“相染成风，相沿成俗”，得到了长足发展。
然而，在封建时代，民众文化要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范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必需与上层社会的礼仪文化结合在一起。民间习俗一旦被统治者引入宫廷生活中，为统治阶段所认同，才能上行下效，更加风靡普及。秦汉风俗较之前代之所以更加程式化、规范化、定型化，就是因为风俗逐步与礼制嫁接的结果。风俗事象一经写入经典，逐步上升为礼俗，便可获得充分的生存活动的空间。这种风俗与礼制的混合体，是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不断互相交流、熔汇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