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人们的经商热情并没有因朝廷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而有所抑制，反而因经商有利可图，而形成了人人经商，人人求富的形势。当时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售销者，工、农和商多数是合一的。凡经营手工业、经济种植业、畜牧业的一般都经营商业。《史记·货殖列传》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从商致富的思想，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
尤其在民间，弃农从商已非常流行，“背本趋末，浮食者甚众。”《汉书·食货志》。如洛阳“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即使那些书香门第也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弃文经商者大有人在。如鲁地邴氏因冶铁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汉书·食货志》。所以晁错惊呼曰：“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由于商业活跃，当时各地的市场，大到奴隶车船，小到瓜果蔬菜，无论是海中特产，还是地下珍异应有尽有；有坐贾，有行商；有以货易钱的，也有专事高利贷的；有买卖公平的，也有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的，商贸市场极为繁荣。对此，司马迁曾描述曰《史记·货殖列传》。：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瓮，浆千詹瓦，屠牛羊彘千皮，贩谷子千锺，薪槀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牧，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筯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麴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当时人人经商时尚的形成，主要是导源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奢侈的社会风气。汉武帝时，“时天下侈靡趣末，百姓多离农亩”，对此，武帝曾问东方朔曰：“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曰：“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珍怪；撞万石之锺，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汉书·东方朔传》。而求富尚奢，又以经商为最佳途径，故《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民谚曰：“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2.列肆而市
汉代称城市的商业区称为“市”。市肆一般集中在城内特定区域，与宫殿区、住宅区严格区分开来。市场周围筑有墙垣，并有市门以供出入。这种市场的门垣之制，在汉代画像砖上多有反映刘志远：《汉代市井考》，《文物》1973年第3期。（图9）。大城市往往不只设立一个市，如汉代长安即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三辅黄图》卷二，引《庙记》。其市名今可考者有：东市、西市、柳市、直市、交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除大城市之外，一般的郡城和县城也都设市。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宁城图上，专门绘有一个四合大院，中间榜题“宁市中”，此即汉代小城市中的市场形象。居延汉简中有戍卒“市张掖，酒泉”的记载《三国志·魏书·阎温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明该城内的市不止一处。
市的四周均筑有墙垣。市区围墙称作“圜”，开有市门以供出入，市门称“阓”。圜阓连称，作为市区的通称。墙垣所圈的市区，多呈正方形。如长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为一市”《三国志·魏书·阎温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可知市区玉面呈正方形。出土的汉代市井画像砖所反映的市区形状多呈方形。汉代的市有固定的营业时间，如《风俗通义》载曰：“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风俗通》。罢市即须关闭市门。
市内又有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黄图》卷二。可知市楼是管理市场事务的官署治所。张衡《西京赋》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说明市楼系多层建筑，以便官吏登高俯察全市。所谓“旗亭”，即“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史记·三代世系表》裴骃《集解》引薛综语。市楼立旗，当作令市信号之用，郑玄注《周礼·地官》曰：“上旌者，以为众望也，见旌则知当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四川新繁出土的画像砖上，市区中央有重檐市楼一座，楼下正中开门，楼上悬鼓。四川广汉县和彭县出土的画像砖上也有市楼的形象，其上并有隶书题名“市偻（楼）”二字，楼上均悬有大鼓。市楼所悬之鼓，其用途当于市旗同。市场内部，商肆一般依商品种类而陈列，故称为“市列”、“列肆”。《秦律·金布律》中即有“贾市居列者”之说。又班固《西都赋》曰：“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可知商肆按出售商品的种类而集中排列。如长安和洛阳的市场内有“酒市”《后汉书·五行志》注。，当为酒肆集中排列之处。列肆之间的人行道称为“隧”。汉赋中有“百隧毂击”左思：《魏都赋》。、“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班固：《西都赋》。等词句，描写了市隧之中人群与车辆拥挤的情景。新生繁出土的画像砖上，清楚地刻划出商肆分列成行，井然有序。每肆各有三至四列，如长廊式建筑。列肆之间，相隔有颇为宽广的人行道，道上行人熙熙攘攘，是市隧热闹场面的生动写照。除列肆之外，市面上还有纵横交错的房屋市宅。这幅砖石画像，形象地反映了“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三辅黄图》。的市场面貌。市内贮藏货物的仓库称为“廛”。班固《西都赋》云：“阗城溢郭，旁流百廛。”所谓“廛”即“市场邸舍”《礼记·王制》郑玄注。
汉代长安和洛阳均设有“酒市”。《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所谓“酒市”，就是酒舍集中排列之处。汉代四川的酿酒业更为兴旺发达，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砖中，有很多是有关酒舍的，最典型的是四川彭县出土的《酒舍》画像砖形象地再现了当时酒舍的风貌。酒舍门口有酒旗，充分显示了其作为广告而吸引顾客的经济功能。汉代的酒肆已具有卖酒与饮酒的双重功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曾在成都开设酒肆，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与保庸朵作，涤器于市。“涤器就是洗涤尊、杯、碗一类的酒具和餐具。可见，汉代酒舍已是近代酒馆的雏形。
秦汉时期的市一般均设有市令长，及市掾、市门卒、市啬夫等官吏，负责征收市税、管理市籍及按时启闭市门，维护市场秩序等。商贾入市交易必须到官府登记，列入市籍。无市籍而经商，被认为是非法。如汉成帝时，长安城内曾搜捕过大批“无市籍商贩作务”者《汉书·尹赏传》。秦汉朝廷衽抑商政策，商贾列入市籍，往往低人一等，在社会上会受到种种歧视，如“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汉书·景帝纪》。，“贾人不得名田”《汉书·哀帝纪》。等。秦汉时有市籍者的社会地位往往与赘婿、罪犯等，如《汉书·晁错传》曰：秦代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张宴语曰：汉代“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者六、大父母有市籍者七，凡七科。”
3.明码标价
秦汉时期商品种类丰富，“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糹希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盐铁论·本议篇》。“山西饶材、竹、榖、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在当时许多通都大邑的市场上，全国各地的特产“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奢侈品、日用品及农具、工具、生产原料等列肆而售，其中包括瑇瑁、珠玑、旄羽、旃裘、筋角等珍奇物品，“臑鳖、脍鲤、猊卵、鴳鹑、橙枸、鲐鳢”《盐铁论·散不足篇》。等山珍海味，榻布、皮革、糹希纻、漆、楠、梓、铜、铁等生产原料，以及“杨豚、韭卵、狗月習、马睃、煎鱼、切肝、羊淹、鸡寒”等食品和袴、袍、衣、袭、履、裘等服饰乃至各种葬具等等。《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
市场上陈列出售的商品，习俗要求以标签注明其价。此俗先秦时代已形成。如《秦律·金布律》规定：“有买及卖殹，各婴其贾；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这是说，按照法律规定，凡单价在一钱以上的商品，必须“各婴其价”，即在货物上各自系签标明价格。汉时此俗得以沿袭，并称此标签为“题署物”《周礼·天官·典妇功》郑玄注。“比其大小而贾之，物书而木曷之。”语曰：“皆比方其大小，书其贾数而著其物，若今时题署物。”可知汉代市场上的货物也有标明价格的“题署物”。衽明码标价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官府对商品价格进行监察和管理。
秦汉时，汉代管理市场物价的官员，中央设大司农，下有平准令一员，专门“掌知物价”。为了使物价不失“贵贱之正”，朝廷有“月平”制度，即每月评定一次市内物价。这种评定在每月初一进行，故又称“月旦平”。地方政府要按季把物价及其他经济情况上报大司农，这种报表名为“月旦见（现）钱谷簿”。在交易中，高于“平”价出售商品者如被发现要受处罚，汉武帝时梁期侯任当天就因卖马过平被免爵。不过，越往后来，这些报表越是“务不欺谩”，已难反映实际情况。到东汉末年，月平制度已失去约束作用。卫子许、圈文生二人至市，“子许买物，随价雠直，文生訾诃，减价乃取”《三国志·魏志·卫臻传》注引《郭林宗传》。，可见此时买卖中的讨价还价已成风气。
4.商业都会初步形成
秦汉时期的商业都会大多在交通便利之处，起着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成为商人们最重要的活动舞台，正如《盐铁论·力耕》所说：“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比较重要的商业都会有长安、温、轵、洛阳、颍川、宛如、陈、邯郸、临淄、陶、杨、寿春、江陵、吴、番禺等。各个商业都会的辐射区域《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等史籍有零散的记载，现综合于下：长安，“五方杂错”，“郡国辐辏”；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宛，“南通武关，东受江淮”；成都，“南御滇楚”，“西近邛笮”；涿，“南通齐赵”，“东北边胡”；蓟，“北邻乌桓夫余”，“东贾真番之利”；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杨，“西贾秦翟，北贾种代”；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楚夏之交”，“其民多贾”；吴，“亦江东一都会也”；寿春，“亦一都会也”，“南北潮、皮革、匏、木输会也”；番禺，“中国往贾者多取富焉”，“亦其一都会也”。尤其是关中地区，物丰民富，“民去本就末”者多，且西南控巴蜀，西北控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东通三晋，形成“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局势。长安作为这一地区的大都会，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张衡《西京赋》曰：“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封畿千里，统以京尹。”可见其盛况。关东地区杨、平阳、温、轵，西接关中，北连燕赵，是黄河以北的都市。黄河以南的商业活动更盛，主要都会有洛阳、临淄、陶、睢阳等，江淮流域的江陵、陈、寿春、吴、颍川、宛也都是地区性都会，与关东南区存在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岭南的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汉书·地理志》。各商业都会，“居五诸侯之冲，跨街衢之路”《盐铁论·通有篇》。，便利的交通和较强的辐射能力，势必引来“商贾之所辏”。秦汉时期的一些富商大贾，无一不以商业都会为活动舞台，如洛阳的师史、张长叔、薛子冲，临淄的伟氏，宛的孔氏，成都的罗裒等。
从商业都会的分布来看，当时北方的商业远比南方发达。东汉时，国都洛阳人口集中，商业繁荣，取代长安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地处西南的成都随着与外界联系的加强，也逐步发展成全国性商业都会。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宛并称当时的“五都”。《汉书·食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