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铁之外，冶铜业仍有一定地位。秦汉时期，钱币是当时冶铜业的主要产品。自汉武帝后，钱币铸造多由官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120余年间，平均每年铸钱2.3亿多枚。而私人冶铜作坊主要冶制日用器物。《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说明铜器仍为汉代社会日常普通用具。日用铜器的主要种类包括乐器、饮器、水器、食器、炊器、具体如铎、钲、铃、鼓、壶、钫、钟、卮、杯、盘、匜、盂、盆、洗、鼎、豆、釜、甗、铫、鋗、勺等等。此外，铜质的熏炉、带钩、玺印、虎符、灯、俑等等，也是考古发掘中常见的器物。当时的日用铜器，使用最广泛的是铜镜，官私冶铜业均有大量生产。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很多。例如洛阳烧沟汉墓群中，铜镜为常见之物，大凡较富的墓葬都有一二面铜镜，其中第九十五号墓葬出土铜镜竟达118面《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60页。
秦汉时期的冶金业采矿工具主要有铁锤、铁钯，矿井内铺设木制水槽以排水，矿井巷道由支护木构成井架支撑；提取井下积水和矿石，则使用辘轳、大绳。并已采取了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的开掘方式；开出和矿石则用车辆运输。冶炼工场内，则除拥有冶熔炉之外，还有其它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例如河南巩县铁生沟冶铁遗址中，共发掘出各式冶炼炉、熔炉、锻炉共20座，此外还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造坑、淬为坑等设施《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出铁、铸造、锻打等各道工序，均有相应的生产设备。
冶炼高炉已有圆形竖炉、长方形炼炉和并列成排的排炉等型式。以皮橐为鼓风设备。《淮南子·本经训》曰：“鼓橐吹，以销铜铁”，又《齐俗训》曰：“橐坊设，非巧冶不能以治金。”为了加大鼓风量，当时的炼炉往往使用多个皮橐鼓风。
到了东汉后期，史籍中出现了使用畜力、水力鼓风的记载。如《三国志·魏书·韩暨传》曰：“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韩）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后汉书·杜诗传》曰：杜诗在南阳太守任内，“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水排的利用，取得了“用力少，见功多”的功效。
此外，有“叠铸”之俗。“叠铸”，就是把多层铸范叠起来，一次铸成多件产品。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处汉代遗址中，曾出土500多套叠铸陶范，所铸以车马器为主，犯错误有36种器形。同类型的铸范叠垒起来，共用一个总浇口，一次即可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河南省温县汉代烘范窖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又有“炒钢”新工艺，即把生铁加热并搅入矿石粉，以降低其含碳量，然后以此作原料来锻制钢件。这不仅简化了锻打的工序，而且提高了钢件的质量。
3.漆器艺俗
出土漆器秦汉时期，漆器的使用范围已十分广泛。我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秦汉漆器实物种类繁多。其中以生活用具为最多，包括耳杯、卮、奁、盒、盘、几、案、壶、鼎、钟、盂、钫、匕、勺、匜、匣、筒、屏风、虎子等等。
当时的漆器制作，多是以木为胎，或经旋挖、或经斫削、或以薄板卷合胶粘木质胎骨，而且加以髹漆。并有夹纻胎，以麻布为胎，以及陶胎、铜胎、铁胎和革胎等。
秦汉时期，漆器作坊分工细密。在出土的许多汉代漆器上，往往铭刻有该器物的监造人员及制造工匠姓名的题字。根据这些铭文，可知当时制造漆器的工种包括有素工、髹工、上工、铜扣黄涂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供工等，监造人员有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合计名称达16种之多。“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盐铁论·散不足篇》。的说法即反映了这种情况。
秦汉时期的漆器作坊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官营作坊的漆器，主要供封建皇室消费。私营漆器作坊生产的漆器都有器皿上注明姓氏的风俗，如“桥氏”、“中氏”等作为作坊的标志，当是早期的商标。东汉时期的一件漆盘铭文云：“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文中自所谓“治千二百”，即指同类漆器的生产数目。铭文的内容表明，该批产品是由私营作坊“卢氏”为官营作坊承包生产的。宋治民：《汉代的漆器制造手工业》，《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说明当时已有承包的风俗。《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的通邑大都，有经营“木器髹者千枚”的漆器商。作为商品生产的漆器，主要来自私营作坊。
当时豪富人家所需用的漆器，除通过赏赐、购买等渠道获得外，也有自行制造者。如东汉南阳樊氏“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后汉书·樊宏传》。《四民月令》所反映的地主田庄的各项生产活动中，包括有种植漆树，大约田庄内部亦自行制造漆器。
汉代官营漆器业主要集中于巴蜀地区。蜀郡、成都、广汉、梓潼、武都等地均设有工官，经营着大规模的漆器生产《汉书·地理志》。巴界地区所产的漆器，大部分供皇室使用，有关史籍对此有明确记载《汉书·贡禹传》。考古发现巴蜀工官所制的漆器多注有“乘舆”字样。除此之外，“野王”（今河南沁阳）、“番禺”（今广州）、“布山”（今广西贵县）、“咸市”（今咸阳）、“许市”（今许昌）、“筥市”（今山东莒县）等地也有漆器生产。
4.盐场风情
秦汉时盐的种类有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数种。《史记·货殖列传》载曰：“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因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张守节《正义》曰：“谓西方咸地也。坚且咸，即出石盐及池盐。”从中可知，当时沿海地区主要食用海盐，内地以食用池盐为主。所谓“石盐”，即指岩盐。在巴蜀等地则盛行井盐生产。
食盐的生产方法，首先是煮，其次是晒。煮盐法是吸取海水或盐池、盐井中的咸水，经蒸浓煎制而成盐，这是在秦汉时最普遍的制盐方式。此外，亦有煮咸土、咸石为盐的记载。如“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煮之”《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益州记》。又有晒盐法，借日光的热能将咸水蒸积为盐，《周礼·天官·盐人》郑玄注“出盐直用不湅治”，即指晒盐法。
生产井盐需先凿井取卤，而后设灶煎制。时有“西州盐井，源泉深也”《论衡·别通篇》。的记载，表明这种盐井相当深。为提高取卤的效率，至迟在东汉时已采用机械提卤的方法。在今四川省境内的东汉墓葬中，曾多次出土盐井画像砖。画像内容为：盐井上树有高架，架上安置滑车，用以转动系在绳上的吊桶；架分两层，每层对立二人，以辘轳提取卤水；再将井内提出的盐卤引入煮盐的灶上，先注入长方形盐缸，然后注入盐锅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第4期。这些画像砖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机械提卤的习俗。
煮盐的主要生产工具是铁盆，时称“牢盆”。《隶续》中收有两件汉代铁盆的铭文，一件注明“三百五十斤”，另一件注明“二十五石”。此二铁盆均为东汉时期煮盐所用的牢盆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从牢盆铭文可知其容积是相当可观的。
秦汉时期，已有利用天然气煮盐的习俗，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临邛县有“火井”，“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取井水煮之，一斛（卤）水得五豆寸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四川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的画面上，有支在灶上的五中盐锅，火门口排列着四根管道，这些管道当为接引天然气用。《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74图并闻宥考述，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
秦汉时期的产盐区域分布很广。据《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西汉设置盐官之处达27郡35县。以制盐为业者遍布全国。
5.酿造风俗
秦汉时期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乡镇分布极广。酒坊多是自酿自卖，此类作坊虽然规模一般不大，但数量多，分布广，其酒类生产的总量则无法精确估计。四川彭县曾出土一块汉代画像砖，画面的主要内容是一处酒肆作坊的形象（图8）。画面下部绘有三个并排放置的瓮形器具，似为正在酿制过程中使用的酒具。中部另有一大瓮，似贮待售之成酒。画面共四人：一人在瓮旁取酒装坛，似为售酒状；一人在旁伸臂接物，似为买主；一人推车行走，似为运酒出店；一人衣冠楚楚，悠闲斯文，似为店主。《四川汉代雕塑艺术》，花砖类第9图，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9年版。这幅砖石画像，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小酒肆作坊生产与销售的情景。大坊，一般集中在通邑大都。《史记·货殖列传》曰：“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糱曲盐豉千荅”，便可以“富比千乘之家”。
皇室以及官僚贵族、地主田庄多自设酒坊制曲酿酒。如皇室“太官主饮酒，皆令丞治、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人”王充耳不闻：《汉官仪》。，“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可见后室酒作坊规模之大。官僚贵族自家酿酒的现象也很普遍。如西汉中期权臣霍光的亲属即曾“私屠酤”《汉书·赵广汉传》。地主田庄一般都有专门的“曲室”用于“作曲”和“酿春酒”，或“渍曲酿冬酒”《四民月令》。
汉代酿酒只用曲而不用糵。曲的种类和名称已不少，如《方言》中所列各地的不同名称，有、、、等，郭璞注又增加了、两名。“”是用大麦做原料的曲，“”是用小麦做原料的曲，“”是菌丝显著而成了多毛状的生衣曲。“、”，《说文》都解释为饼曲。这种饼状酒曲现仍通用。汉代作曲方法，据《四民月令》记载，以小麦为原料，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六月底，磨麦、溲面，并“卧寝”（即把调制用的原料放进曲房培养曲菌）六、七日或十日；第二次是在七月上旬正式作曲，大概是以第一次的散曲作为接种剂。东汉末年，流行“九醖春酒法”为南阳郭芝所创。“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清曲，正月解冻，用好曲米，漉去曲滓，便酿法饮。曰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酿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曹操《奏上九醖酒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在酿造中分批追加原料，使糖份保持一定浓度，让酵母菌充分发酵，这样酿成的酒更为醇厚。又有加温发酵之俗，《淮南万毕术》曰：“凡冬月酿酒，中冷不发者，以瓦瓶盛热汤，坚塞口，又以釜汤中煮瓶令极热，引出，着酒瓮中，须臾即发”。此法使酵母菌在冬季气温低时也能正常发酵，保证酿酒进度。汉代酿酒原料多用稻、黍、秫（粘粟）等为主，故有“稻酒”、“黍酒”、“秫酒”、“米酒”等名称。另有“椒酒”、“柏酒”、“桂酒”、“兰英酒”、“菊花酒”等，系酿造时杂以椒、柏、桂、兰、菊等香料或草药而成的酒。东汉末年，则有酿葡萄酒法传入中原，曹丕曾曰：“中国珍果甚多”，葡萄“掩露而食”，“味长汁多”，“又酿以为酒，甘于曲糵”。《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六。又有甘蔗酒，《西京杂记》曰：“梁人做诸蔗酒，名曰金浆”。据《说文》和《南方草木状》记载，诸蔗即甘蔗。还有一种“垌马酒”，系用马奶制成的酸酪。《汉书·礼乐志》、《百官公卿表》。
秦汉时期的名酒大都冠以出产地命名，如“宜城醪”、“苍梧清”、“中山冬酿”、“会稽稻米清”等。
四、商业风俗
秦汉时期统治者推行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政策。秦统一后，李斯即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上农除末”。秦亡汉兴、汉承秦制，仍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高祖颁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的丰富，以及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都需要商业的调剂和流通；再加商业利润的驱动，故尽管统治者如何压抑，商贸活动总要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商业风俗比之前代也势必有较大的发展，风俗事象更趋丰富。
1.人人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