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具是秦汉时期业渔者最主要的渔具。《淮南子·原道训》曰：“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不能与亡罟争得也”，说明网具的捕鱼效率要远远高于钓具。《尔雅》中记录的当时网具名称中有“九罭”和“罛”。据郭璞注，“九罭”是“百囊罟”，“罛”是“最大罟”，可见是比较复杂和比较大型的网具。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曾“丹书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史记·陈涉世家》。“罾”，据《初学记》引《风俗通义》曰：“罾者，树四木而张网于水，车輓之上下。”是一种使用机械拖曳的网具。除了网具和钓具之外，当时还使用着一些以竹木编制的小型渔具，如筌、罩、笱、罪、篧等等。这些渔具简单易制，使用较为普及。秦汉时期的捕鱼方法则有“林”法，林，《说文解字》释曰：“积柴水中以聚鱼也”，是一种将鱼类集中然后加以捕捞的方法。
荷塘渔猎画像砖秦汉时期，社会上已有为保护鱼类自然资源而禁渔的习俗，如《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毒鱼鳖。”《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盐铁论》曰：“鸟兽鱼鳖不中杀不食”，等等，反对滥捕。
汉代，陂塘养鱼风俗相当普遍，并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工养鱼池（图4）。《史记·货殖列传》曰：时有“水居千石鱼陂”，“陂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汉代1斤为今258.24克，1石为120斤，千石折合今61977市斤。其收入“可与千户侯等”；《水经·沔水注》曰：襄阳侯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其陂池中“常出名鱼”；《三辅故事》载曰，“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后昭帝少，不能复征战，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付长安市，鱼乃贱”。说明汉代人工养鱼的巨大发展。汉代陂池养鱼不但普遍，而且大多实行综合利用，即陂塘除用于养鱼、灌溉外，还往往种植菱、芡、藕莲等水生植物，饲养鸭等水禽，有的还在堤岸上种植树木。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和贵州兴义县东汉晚期墓葬出土的陶水塘，或陶水田池塘模型都形象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四川宜宾出土的陶水田鱼塘模型，大略地提供了灌溉和养鱼两方面的需要。《陶朱公养鱼经》是西汉时人们对长期以来养鱼经验的总结，原书已佚，仅《齐民要术》所引的部分文字就包括了鱼池建设，鱼种选择，自然孵化，密养轮捕等方面内容，可见当时人工养鱼风俗之盛。
4.蚕俗发达
秦汉时期，社会重视蚕桑生产，当时人们认为“天下以农桑为本”《汉书·昭帝纪》。，把蚕桑生产摆在与粮食生产同等的地位。因此，秦汉时期蚕桑业十分发达。当时不仅有“环庐树桑”的烛规模经营，而且也有“千亩桑麻”的大规模经营，业蚕桑者遍布全国。传统的蚕桑产区齐鲁一带，“颇有桑麻之业”《史记·货殖列传》。，长江流域的蚕桑业发展迅速，今四川省境内曾多次出土具有桑园内容的汉代画像砖；东汉陈华在巫县任县令时，“有惠政，桑生二万余株，民以为给”《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谢承《后汉书》。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史称“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皆（茨）充之化也”《后汉书·卫飒传》李贤注引《东观记》。与此同时，蚕桑生产还扩展到西北边鄙之地。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画有采桑图，表明当地田庄有蚕桑之业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甘肃嘉峪关汉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中，也有不少画面反映出有关蚕桑的内容《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每年“均帛五百万匹”《史记·平准书》。，反映了当时蚕桑之盛。秦汉时期的桑农中已开始流行地桑法，《氾胜之书》曰：“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出。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至春生，一亩食三箔蚕”。叶形较大，叶质鲜嫩，采摘省工省时，种后次年即可采叶饲蚕。又有蚕室人工加温法，仲长统《昌言》曰：蚕“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温而饱之，则引日少”。“引日多”，即拖延老熟时日，会导致上簇不齐，采茧先后不一，诱发蚕病。为给蚕创造温饱条件，西汉已始用人工加温法，“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汉书·张汤传》颜师古注。另据《淮南子·泰族训》曰：“原蚕一岁再登”，说明已有二化蚕出现，一年已能养二次蚕，大约在东汉时候，人们已开始饲养柞蚕。光武建武年间（25～56年），“野茧、谷充给百姓，其后耕蚕稍广”《宋书·符瑞志》。已是有目的地采集野蚕茧，分发给尚未利用野蚕的地方去放养繁殖。
秦汉时期的养蚕设施，主要有蚕室、蚕架、蚕箔等。当时全国各地对蚕架、蚕箔有众多的不同称呼，西汉扬雄《方言》曾列举了汉时全国各对某些养蚕工具的不同称呼，其书卷5云：“槌，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植，处关而西谓之槌，齐谓之样。其横，关西曰栚，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摕，齐谓之秲。”又云：“簿，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筁，或谓之麴，自关而西谓之簿。”这里所说的槌、横均是蚕架的构件，簿即是蚕箔。
5.粮食加工用碓
谷物加工，先秦时期的主要利用杵臼粉碎，同时也出现了石磨。至秦汉时，石磨已普遍推广。石磨可以把谷物磨成粉末，为面食的精细化和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当时糯米粉、面粉、黄米粉、白米粉等的出现，即是使用石磨的结果。近年，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东汉墓出地的豆腐作坊石刻画像，有磨豆粉的工艺过程，可见豆腐的出现显然与石磨的推广有关。
汉代的磨，主要有旋转磨和砻。旋转磨，初谓之“磑”，汉晋始谓之磨。《急就篇》曰：“碓磑扇聩舂簸扬”；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馔治五谷、磨具”。西汉圆形旋转石磨的实物目前在山东济南、河北满城、山西襄汾等地都有发现。从磨齿的结构上看，西汉磨基本上是凹坑型。东汉三国时，磨齿有辐射型和分区斜线型等，可见磨具已渐趋成熟。砻，石质曰磨，竹编填泥而成者曰砻。《说文解字》云：“砻，磨也”。段玉裁注曰：“今俗谓磨谷取米曰砻”。考古发掘中所见较早的砻有：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东汉墓所出陶砻，湖北鄂城东吴墓出土的石砻等。前者上扇边缘有柄，柄上有孔可安装推拉杆；后者有推拉杆与砻同出。
汉代，在先秦杵臼的基础上又发明了践碓、高力碓和水碓（图5）。使舂杵的劳动强度逐步减轻，工效大大提高。桓谭《桓子新论》曰：“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水碓发明后，在雍州等地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顺帝永建四年（129年）虞诩上奏章曰：“雍州之域，……因渠以溉，水舂河漕（原注：水舂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
另外，当时扬谷去秕，已用风谷车。《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风扇车，汉时称“飏车”，利用风力分出糠秕的工具，最迟出现于西汉晚期。1973年，在河南济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一件风扇车明器。1987年，山西芮城东汉墓群中，则出土了四件带有风扇车的釉陶磨坊明器，可证在汉代风扇车的使用已较普遍。
三、手工业风俗
我国手工业产生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即有“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之说，反映出手工业的重要。秦汉时期，手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在当时的官营手工业中，已有“一岁功十万人已上”《汉书·贡禹传》。的矿冶工场和有“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汉书·贡禹传》。的纺织作坊。至于“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私营手工业《盐铁论·复古篇》。，则到处可见。在当时的咸阳、长安和洛阳等通邑大都中，市场上的手工业产品，常以“千酿”、“千工瓦”、“千詹瓦”、“千丈”、“百乘”、“千辆”、“千枚”、“千钧”、“千石”、“千斤”、“千匹”、“千斗”、“千答”、“千具”等计量，足见其产品数量之多、生产规模之大。当时手工业内部的专业越分越细，越分越多，主要行业已有冶金、纺织、制盐、建筑、造舟、造车、制革、制糖、酿造、制陶、漆器制造、编织业等，各个行业都具各自的风俗。
1.纺织俗尚
秦汉时期，纺织是最主要的手工业门类，比先秦时期有较大发展，并呈现出兴盛局面。据有关史籍记载，当时官营纺织工场“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汉书·贡禹传》。，可见规模之大。一些地主田庄往往自营纺织。据《四民月令》所记，地主田庄中还有专门的“蚕妾”；田庄所从事的纺织活动，包括养蚕缫丝、织缣、擘丝、治絮、染色等全部生产过程；这种纺织经营的产品，除满足田庄自身消费需要外，亦出售求利。至于汉代千千万万个个体经营的小农家庭，无一不是“男子力耕”、“女子纺绩”。如齐郡（辖境相当今山东省中部）和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一带）当时有“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论衡·程材篇》。的说法。尤其是齐地“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蜀汉地区，“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此外，东汉崔寔任五原太守时，曾从雁门郡“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太平御览》卷二七，引崔寔《政论》。，可见雁门郡纺织之盛。曹植曾“遣人到邺，市上党布五十匹，作车上小帐帷”《太平御览》卷八二○。，说明上党布已驰名于世。马援曾“受赐巨鹿缣三百匹”《太平御览》卷八一八，引《东观汉记》。，证实巨鹿也是当时丝织品的著名产地之一。江南吴越之地，《淮南子·原道训》曰：“生葛”，说明葛麻纺织业发达。居延汉简中，有“河内帛”和“任城国亢父缣”的名称，反映出上述两地的丝织品已行销至边郡。两汉京都长安和洛阳，是宫廷织室所在地，当亦有大规模的官营纺织工场。
秦汉时期，俗称丝织品为缯帛，品种繁多，用细丝织造的缟、素、绫待，用粗丝织造的、、络等；一般平织的为绢，厚重密致的为缣，粗厚坚实的为绨；没有花纹的为缦，有花纹的为织文、锦、绣、绮、绫、罗等，花纹素淡而轻薄的为縠、罗、纱等。
秦汉时期的缯帛织作，需要经过缫、纺、织等多道工序。当时缫纺已普遍使用热水煮茧缫丝法。《淮南子·泰族》云：“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女工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春秋繁露·实性》云：“茧持缫以绾汤而后能为丝”。并推广了较为复杂的缫车和车。缫车发明于先秦，汉后逐渐推广开来。1952年，山东滕县龙阳店出土的画像石上刻有络丝图像，从络丝图上可以推知，当时的缫车已经相当完善，既具有横动导丝机构，使绕上去的丝能依层次形成“交叉卷绕”，又具备了脱绞机构，使丝绞易于从车上卸下。车，《说文解字》云：“，纺车也”。原始的手摇纺车在先秦时已经出现，秦汉时，手摇纺车普及开来，并发明了脚踏纺车。关于纺车的具体形态，可从滕县龙阳店、滕县宏道院以及江苏铜山洪楼等地出土（或收藏）的汉画像石上看到。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上也有一个纺车图。
从所绘纺车工作情况看，它们都是用来合并，加捻丝缕的。脚踏纺车当是在脚踏织机和手摇术车的基础上发明出来的。1974年江苏泗洪县曹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刻有一幅脚踏纺车图，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脚踏纺车资料。图中纺车为侧视，在大轮的回转轴上装有一个偏心凸块，其下与踏杆相连，踏杆的一端穿入托脚的孔中；踏动踏杆，大竹轮便即刻回转起来。脚踏纺车的使用，使纺者双手都能从事纺纱或并线。《方言》中曾列举了当时全国各地对这些缫纺工具的不同称呼，反映出它们在广大地域范围内使用。汉代织机，流行较普遍的是斜织机。汉斜织机可从分别收藏或出土于山东滕县宏道院、嘉祥县武梁祠、肥城西北孝堂山郭巨祠、济宁晋阳山慈云寺、江苏沛县留城镇、四川成都土桥曾家包以及前述的山东滕县龙阳店、江苏铜山洪楼、泗洪曹庄等汉画像石中可见。斜织机有一个牢固的机座，经面与水平面成一倾角。织工坐于机上，可一目了然地看到开口后经面是否平整、经线有无断头；能用经纱导辊和织口卷布导辊绷紧经纱，使经纱张力较为均匀，有利于得到平整、丰满的布面；织工无须用双脚抵住轴辊，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使脚能致力于提综开口。同时，又有多蹑多综提花机，汉宣帝时陈宝光家的绫织机已用120蹑《西京杂记》卷一。，这是当时最为复杂的提花机。而汉代使用较多的提花机，则是“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的绫织机《三国志·杜夔传》裴松之注。从东汉王逸《机妇赋》看，他所咏的织机由经轴、布轴、豁丝木、花缕、衢线、衢脚、提综马头和打纬机件等构成，应是束综提花机。此外，当时流行的织机还有罗织机和立织机等。可见当时纺织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2.冶炼惯习
秦汉时期，铁器已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铁器冶铸自西汉时一直实行官管制，其作坊遍布全国。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所载，就有20多处，加以未列入官管的铁坊，那就更是星罗棋布。当时冶制的铁器产品，主要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物等。当时的铁农具制造，既有“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盐铁论·水旱篇》。的个体作坊，又有官营的大作坊。在汉代的冶铁作坊中，农具为大宗产品。在考古发掘的汉代冶铸遗址中，发现最多的铁器就是农具。例如河南郑州发现的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共出土铁器318件，其中各种农具达206件，约占出土全部铁器的三分之二《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由于铁器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作用，时有“铁器者，农夫之死士”《盐铁论·禁耕篇》。的说法。当时铁制农具的种类，主要有犁铧、耙、椎、钁、锄、铲和镰等。各种农具又视用途的不同而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制和名称。
当时冶铁作坊生产的工具主要包括：采矿业和建筑业使用的锤、耙、锛、铁椎以及其它起土工具，舟车制造业和其它木材加工业使用的斧、锯、凿、锥、削、钉，煮盐业使用的“牢盆”，铸造业使用的铁范，等等。
汉代的兵器冶铸主要是官管铁工场负责。从地下出土的情况看，当时比较常见的种类有九、斧、剑、矛、戟等。此外，有防身用的铁铠甲。铁铠系由甲片连缀而成，甲片形制复杂，锻造技术已达相当水平。日用器物，则《管子·轻重乙篇》曰：“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可见铁器在日常生活中亦开始逐渐广泛使用。出土的秦汉铁制日用器物，主要有炉、釜、灯、锁、剪、刀、针、镜等等。铁制的机械零件及车马饰器用具如齿轮、轴承、马衔等，也多有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