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普遍流行的城隍神信仰，当肇始于汉代。班固《两都赋序》曰：“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在汉代的城隍神家族中，有许多是由当朝名将、名士转化而来的，如纪信、灌婴、英布、范增等，莫不如是。明朝嘉靖《建阳县志》卷六《重建城隍庙记》曰：“城隍之祀，三代盛时未之有闻。至汉以纪侯初平江南有功，因祀之，为城隍神，南唐进封辅德侯。今天郡邑，皆立庙以祀之。”
在秦汉时代，被纳入神谱，被人崇奉的历史人物还有安期生、老子、墨子、姜太公、尹喜、东方朔、刘安等。如东方朔，本系汉武帝时的侍臣，刘向《刘仙传》将其列入仙班，曰：东方朔“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拜为郎。至昭帝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凡人，作深浅显默之行，或忠言或亐语，莫知其旨。至宣帝时弃郎以避乱世，置帻官舍风飘然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也。”
此外，汉代为当代名人立祠祭祀的事例屡见不鲜，正如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所曰：“名人贤德，死则祀之，是风盖沿于古，而汉时为尢甚。若项羽庙，若城阳景王庙，皆托始西汉而影响及六朝。”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影印本，第228页。朱虚侯刘章，乃齐悼惠王子、高祖孙，因“弱冠内侍帷幄，吕氏恣睢，将危汉室，独见先识，权发酒令，抑邪扶正，忠义洪毅”，而受祭奉，连对神灵持怀疑态度的应劭也认为：“其歆禋祀礼亦宜之。”《风俗通义》卷九《城阳景王祠》。可见汉代立祠造神已成风气。
3.灵物崇拜普遍
秦汉时期的灵物崇拜风俗，可从《风俗通义》中找到许多实例。该书卷九《李君神》曰：“汝南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意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植种，以余浆溉藻，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因，盲者得视。远近翕然，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沲间。一岁余，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鲍君神》曰：“汝南鮦阳有于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本十余第六，经泽中，行望见此麏，著绳因持去，念共不事，持一鲍鱼置其处。有顷，其主往不见所得麏，反见鲍鱼，泽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为神，转相告语，治病求福多有效验，因为起祀舍。众巫数十，帷帐钟鼓，方数百里皆来祷祀，号鲍君神。其后数年，鲍鱼主来历祠下，寻问其故，曰此我鱼也，当有何神，上堂取之，逐从此坏。传曰：物这所聚，斯有神言，人共奖成这耳。”《石贤士神》曰：“汝南汝阳鼓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盖后。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暑热行疲，顿息石人下小瞑，遗一片饵去，忽不自觉。行道人有见者，时客适会问：因有是饵？客聊调之：石人能治病，愈者来谢之。转语，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其腹，亦不定期摩他处，于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号曰贤士，辎辇毂击，帷帐绎天，丝竹之单闻数十里。”
桑中的李树、田野的鲍鱼、坟墓边的一片糕点，皆可因有某方面的怪异而成为神灵，受到很多人的膜拜。足见当时人们灵物信仰观念何其强烈！
三、神仙方术
1.求仙之风兴盛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受当时方仙道的影响，醉心于神仙方术，幻想获得不死之药，固而燕齐等地方士十分活跃。当时有安期生、石生、卢生、侯生、徐市（福）、韩终、聚从等人在社会上层活动。当时大规模的求仙仪式是在方士主持下进行的。《史记·封禅书》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史记·秦始皇本纪》亦曰：“齐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为秦始皇所宠信的方士徐福入海，杳无音讯，秦始皇又派卢生、韩终、侯生、石生等，寻找仙人羡门、高誓及不死之药，均归渺茫。卢生从海上归来，没有带回仙药，却带回一纸图书，上书“亡秦者胡也”五字。秦始皇于是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由于秦法刑法酷烈，卢生怕秦始皇追究，便偷偷跑了。于是秦始皇迁怒于诸生，将犯禁者460余人，皆坑之咸阳，史称“坑儒”。
图34神仙灵异画像石进入汉代以后，由于遭受秦始皇大坑方士的严重打击，方士抛力在汉初曾一度衰落。至汉武帝时，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介导与扶持下，求仙之风又再度兴盛起来，而且其规模、声势远在秦代之上（图34）。《汉书·郊祀志》载谷永上书曰：“汉兵，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鑫”，“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足见人数之多、气势之壮。
上有所好，一必甚焉，皇帝和言士们的求仙寻药的狂热行为，对广大民众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因为人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希望能长寿。于是渴求延年益寿风气便笼罩着秦汉整个社会。仙药成为当时社会最具普遍意义的生活符号。这在当时的文学伤口中竟然也有反映。汉乐府中的《长歌行》（仙人骑白鹿）曰：“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董逃行》曰：“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拌，服此药可午神仙。”《古持十九首·驱本上东门》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五花八门的仙药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中的常见意象。如西王母故事，由于西王母拥有不死药和美味的蟠桃，而受到汉人的顶礼膜拜，其形象也有先秦的蓬发戴胜，而变得慈善可亲。在西王母和汉武帝的民间传说里，西王母已经完全是一个容颜绝世的美貌夫人了，而且她作为不死的化身，常常被刻画在汉代人的墓室中。汉画像石上的西王母雍容尔雅，庄重大方。足见汉人普遍对西王母崇信、迷恋之深。
2.谶纬迷信流行
秦汉时期，谶纬迷信流行。“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神秘预言。这种预言被认为发自上帝，是符合天意的，故又叫做“符”或“符命”；术士们为了显示谶的神秘性，往往把谶书染上绿色，所以又称为“箓”；由于谶书常附有图，故也称为“图谶”。“纬”则是汉代儒生按自己意图用神学观点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如《尚书纬》《七经纬》《河图》《洛书》等，它相对于“经”而得名。汉代儒学有“五经”，“七经”之说，而纬书也有“五纬”、“七纬”之称。此类纬书和谶一样，都是些变相的隐语，可由人作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因为纬书也有谶语，所以后来往往把谶和纬混为一谈，通称为谶讳。由于汉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谶纬神学得到广泛的流行和应用。当时儒者、士大夫争学图纬，成为一种风尚。尤其是在东汉，谶纬成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特征。
秦始皇时，谶言就常常出现。如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人入海求不死之药，得“亡秦者胡也”图书，后来人们把此“胡”与秦二世胡亥联系，以证明谶言“应验”；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时，在鱼腹中塞进“陈胜王”的帛书，即利用谶言发动群众。
西汉初，谶仍流行，贾谊《鵩鸟赋》曰：“发书占之，谶言其度”，即是例证。武帝以后，谶纬较前又有所发展。昭帝时，泰山下的一块卧石忽然站立，上林苑的枯柳忽然重生，眭弘就说这意味着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称上帝派赤精子下凡，传给他一部《包元太平经》供给汉室再受命之用。这部书，时人即称为“谶书”《汉书·王莽传》。西汉末年，王莽出于篡汉夺权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谶纬制造舆论，西汉末年谶纬的流行起推波助浪的作用。元始五年（5年）十二月，王莽鸩杀平帝，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同月，武功长孟通天井得白石，上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于是王莽就顺应“天意”做了“摄皇帝”。此后，齐井、石牛、铜符宝图等“符命”不断。公元9年，王莽终于篡汉自代，改国号为新。并在其登基之诏中曰：“后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召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此后，社会上谶纬之风大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汉之际逐鹿的群雄都利用谶纬作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如王莽时任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的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乘王莽灭亡、天下大乱之机，自立为蜀王，后又自立为天子，国号成。他宣称谶书里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赤制作，断十二公”，表明汉从高帝到平帝（连吕后在内）已十有二代，历数已尽，一姓不得再受命。他又引谶书《録运法》“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西太守，乙卯金”等说法，作为自己受命的根据，还说自己的手有奇文，乃得龙兴之瑞。并屡次在檄文中宣传这些符应，使老百姓相信他是真命天子。
东汉光武帝刘秀，对谶纬更是信之不疑。据《后汉书·光武纪》记载，当初刘秀起兵，便与图谶有关：
地皇三年（22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逃，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岁。
刘秀决定即帝位，亦因赤伏符之故。同书又载：
建武元年（25年）……诸将议上尊号……至中山，诸将复上奏……光武又不听……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若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
中元元年（56年）十一月，刘秀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此后，社会上谶纬之风进入高潮。顾颉刚先生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指出：“图谶本已迎合人们迷信的心理，现在又定为功令的必读书，当然钻入各个角落更深更普遍了。”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40页。我们翻开《后汉书》的列传，或读东汉的墓碑，每每有“博贯五经，兼明图谶”一类的话，从中可见谶讳习俗在东汉之流行势态。
3.巫术占卜多样化
秦汉迷信多端，手法多样，卜筮是当时占问吉凶的重要方法之一。“卜”通常是用龟甲和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进行占卜；“筮”是用蓍草进行占卜。秦时，朝廷设有太卜官，专主占卜。始皇及秦二世求卜的记录亦屡见史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内发现有卜骨，也说明当时卜筮使用的广泛性。秦末陈胜、吴广起事，就曾利用人们对占卜的迷信，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刘邦等起事于沛，也曾通过卜筮来推举首领。迨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史记·龟策列传》。东汉之世，谶纬迷信泛滥，占卜术更是五花八门。
汉人对星占术十分迷信。据《会稽典录》记载，严遵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他一直隐居。刘秀当了皇帝之后想念他，在建武五年征召他入京，在阳明殿设宴款待他，并将他留宿宫中。这位老同学也毫不客气，睡觉时竟把大腿压在刘秀身上，当夜的星像就发生了变化。第二天负责观天象的太史向刘秀报告有客星侵犯帝座，十分紧急。刘秀笑了，曰：“不妨事，只是我老同学的大腿压在我身上罢了。”这可真够灵验了。
还有比这更神奇的是汉和帝时的益州隐士李郃，他善观星象，能根据星像判断京城里的一举一动。据《李郃传》记载，有一次汉和帝密令两位使臣到益州考察民情，正好遇到李鹏在外面坐地乘凉，闲聊起来。李郃问二位使臣：“你们从京城来，知道朝廷派到益都业的两位使臣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吗？”二位使臣大吃一惊，问他：“你怎么知道京城派了使臣呢？”李郃指着天空曰：“有两颗使臣星向益州运行过来了。”汉代人如此崇拜星占，自然也十分崇拜那代表星宿的神灵。文昌星就是其中之一。
《史记·天宫书》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司马贞《索隐》曰：“《春来元命苞》：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即司中）主灾咎也。”汉人元祀文昌，重祀司命，以司命掌寿之长短也。《风俗通义·祀典》曰：“《周礼》以燎祀司中司命。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下六星也。者，积薪燔柴也。今民间猖祀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置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祀以猪，率以春秋之月。”汉人特别好长寿，多方求之。文昌之司命，主司人寿长短，自然得到时人的虔诚供奉。
巫术之中，诒害最甚的，要算巫盅。当时人认为巫觋下神时祝诅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盅”。有学者认为，此种迷信乃“华夷迷信之所萃也。”吕思勉：《秦汉史》上册，第147页，。著名的西汉巫盅案，就是巫师取媚于帝上，结果反被黑暗的宫廷政治吞没，引起一场死伤近万人大惨剧。其后，因巫盅而罹罪者，仍不胜枚举，像西汉广陵厉王、中山孝王太后、息夫躬，东汉和帝阴后、灵帝宋后、和帝幸人吉成、光武子阜陵质王延，无不遭受此祸。
秦汉时期，占梦为重要方术之一。秦代朝廷设专职占梦者，备帝王随时询问。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北至琅邪，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鲛龙为候，今上祷祠备礼，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时，占梦活动似更加风行，做梦者本人即可对梦做出解释。有时出于某种需要，人们也借梦发挥，例如田千秋为戾太子讼冤，即托梦言以谏武帝，曰：“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汉书·田千秋传》。东汉时，张奂为武威太守，携妻随任。一月，其妻梦自己佩带丈夫印绶，登楼而歌。醒后告诉张奂，张奂请术士占梦，术士曰：“此梦应夫人将生一男孩，日后象郡守一样为武威太守，但他要死在这座楼上。”张奂果得一子，取名张猛。汉献帝时，张猛任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为刺史报仇，围武威城。张猛害怕被俘受辱，登楼自焚而死。晋·干宝：《搜神记》卷十。汉代朝廷似设有占梦专职，占梦成为那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一项必不可少的迷信活动。
相面之术至秦汉时大盛，其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具备了理论雏形。这从司马迁《史记·赵世家》描述白起的一段话可以窥知一二：“白起小头而锐上，断敢行也；瞳子黑白分明，见事明也；视瞻不转，执志强也”。据其头形、眸子、目光来推断其人。已涉及到相面的一些语义符号。《史记》还有《目者列传》，专门为占侯卜筮的人立传；《汉书·艺文志》有《相人法》，说明秦汉时，相术不仅进入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进入了史家笔下，产生了相术理论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