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初丧礼仪。“复”是亲人去世后的招魂仪式，试图使亲人在招魂后复活。《南齐书·张融传》载曰：建武四年（497年）张融病卒，“遗令建白旌无旒，不设祭，令人捉尘尾登屋复魂。”“复”礼是用死者的内衣来招魂，此处用尘尾，只不过是“物”的异化，“复”礼仍存。“复”之外是沐浴饭含。我们通过薄葬者反对沐浴饭含的言论，可知当时有沐浴饭含等初丧礼俗施行。据《晋书·王祥传》载，王祥曾遗令训诫子孙，“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则知时俗有沐浴之礼。又皇甫谧在其《笃终》中也曰：“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衣，殡含之物，一皆绝之。”《晋书·皇甫谧传》。而从魏文帝“饭含不得珠玉”到石苞“不得饭含”同样可知当时有沐浴饭含之俗。
其次，在治丧礼方面，一是对吊丧赗赙极为重视。《颜氏家训·风操篇》载曰：“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有故及道远者，致书可也，无书也如之。”则当时南朝极重吊丧之礼。赙是吊丧时的一种捐助明器和钱的仪式。据史书记载，郑冲去世后，晋武帝曾赐明器和钱三十万，布百匹。《晋书·郑冲传》。何曾死，“帝于朝堂素服举哀，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晋书·何曾传》。贾充死后，晋武帝甚至“为之恸，使使持节。太常奉策追赠太宰，加衮冕之服、绿绶、御剑，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护丧事，假节钺，前后部羽保、鼓吹、缇麾、大辂、銮辂、辒辌车、帐下司马大车、椎斧文衣武贲、轻车介士。”《晋书·贾充传》。实在是丰厚之至。
殡敛则是治丧礼的另一重要习俗。从魏武帝在其遗诏中要求“敛以时服”，曹丕要求“无施珠襦玉匣”，以及诸葛亮、司马懿、韩暨、张昭、石苞等皆遗令“敛以时服”来看，当时社会均施行殡敛之俗。殡敛之后即成服，它是根据血缘、姻缘关系的远近亲疏来规制谁该穿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种丧服。从具有严格的居丧生活来看，当时对丧服的要求还是依礼而行的。曹操说“葬毕，皆除服”，是一种战时的特殊处理方法。由此也可知成服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是出丧礼俗。包括堪舆择地、送丧等礼俗。堪舆择地古称卜兆宅，即通过占卜选择死者的阴宅茔域。送丧礼对于大臣来说，极其重视。据皇甫谧《逸士传》记载，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葬者三万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魏书·恩传》也载，王浚死，葬时“假亲姻义旧，衰绖缟冠送丧者千余人。”而贾充死后的假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等皆为送丧之用。王导是东晋重臣，他去世后，“及葬，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晋书·王导传》。由于送丧极费力费物，薄葬者便有反对送丧的。王祥在临终便遗命“家人大小不须送丧。”《晋书·王祥传》。从中透出时俗有送丧之礼。
第四是终丧礼俗。主要是指大小祥的祭礼。小祥祭在死者去世后十三个月时举行，大祥在二十五个月时举行。皇甫谧是两晋时最彻底的薄葬者，他主张“朔月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反对百日之后祭奠。《晋书·皇甫谧传》。可知时俗是有大小祥祭的。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在丧礼方面基本上是如礼施行的，即或有新创或异化者，也未动其本。
2.怪诞的吊丧执手
古人在办丧时，亲友若不去吊丧则绝之。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亲朋有丧事而前往吊唁是寻常之事。若大臣死，帝王也行祭吊之礼，如郑冲死，晋武帝“于朝堂发哀，追赠太傅”。《晋书·郑冲传》。何曾死，“帝于朝堂，素服举哀。”《晋书·何曾传》。王导去世，晋武帝为之“举哀于朝堂三日。”《晋书·王导传》。而郗鉴死后，“帝朝晡哭于朝堂。”《晋书·郗鉴传》。据《魏书·文成五王传》载，元谐死后，孝文帝想再次前去致吊，为此征询大臣意见曰：“再临者，欲于大殓之日，亲临尽哀，成服之后，缌衰而吊。即殡之缌麻，理在无疑，大殓之临，当否如何？”甚至小孩亡故，朋友也有前往吊唁的。据《世说新语》记载，王戎死了儿子，山简前去看望，其实也是一种吊唁。由于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不以放达失礼为怪，吊丧时也常出现非常行为。《世说新语·伤逝篇》载曰：“王子猷（徽之）子敬（献之）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同书还载，“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这种放达，不仅名士有，帝王也有。“竹林七贤”之一的王粲好驴鸣，他去世后，“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可知时人极重吊丧之礼，并率真其情。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以来吊丧已有行执手礼者。《南史·东昏侯本纪》载曰：“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斩衰绖杖，衣悉粗布。群小来吊，盘旋地坐，举手受执。”《北齐书·和士开传》也载曰：和士开母死，“帝见，亲自握手，怆侧下泣。”都是行执手礼。此礼大约起于南方，《颜氏家训·风操篇》曰：“南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举丧时，则“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由于吊丧时过于哀痛，故也有不执孝子手的失礼之事发生。《世说新语·伤逝篇》载曰：“顾彦先生平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竞扶琴曰：‘顾彦先颇复尝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王东亭与谢安不和，谢安去世后王前往吊丧，“不执末婢（谢琰，谢安的小儿子）手而退。”《世说新语·伤逝篇》。则是故作失礼。执手犹如握手，这种礼节唐时仍盛行。
3.独特的凶门柏历
凶门柏历是魏晋之时的特别丧俗。《隋书·礼仪志》载曰：“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相隔，殊不导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相成俗。”凶门柏历之俗，南北皆行。南朝孔琳在陈述为政时曾痛砭凶门柏历之危害，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罄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南史·孔琳传》。从孔琳的话中，我们可知，在当时官民为“葬之以礼”，即使“倾家殚财”也要施行。东晋元帝之子琅琊王司马焕二岁即夭，元帝决定破例厚葬，“以焕即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重。”孙宵上书对凶门柏历提出非议，曰：“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可不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若琅琊一国，一时所用，不为大费，臣在机近，义所不言。今天台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辇，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林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以计细竹及材，价值既费，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晋书·琅琊悼王焕传》。可知当时凶门柏历为帝王贵胄以及平民百姓共同享用。
4.斋七、回煞和烧送始兴
斋七是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丧葬习俗，初现于南北朝。斋七也叫做七或七七，佛教认为，在死与生之间有一个“中阴”或“中有”阶段，“中有七日一死生，最多经七七四十九日，必定转生。”陈兵：《生与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为了帮助死者重生，必须在人死后每隔七天追荐祭奠一次，超度亡灵。南北朝时，佛教开始深入地影响士大夫官僚阶层，斋七便形成于此期。《北史·胡国珍传》载曰：“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及薨，“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人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北齐书·孙灵辉传》也载曰：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灵辉怛为绰请僧设斋，转经行道。”可知，南北朝斋七的规模相当大，如胡国珍的千人斋、万人斋，靡费极大。斋七之俗在隋唐之后，不断壮大，在民间至今影响不绝。
回煞即丧事之后的驱避邪祟，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偏旁之书（意为旁门左道），死有归杀（回煞）。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燃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可见当时民间回煞习俗之大端。
送烧是将生时器用之物烧送给死者的信仰习俗，流行于北朝。《宋书·索虏传》载曰：北魏葬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这种送烧所费十分可观的，尤其是帝王和大臣，生前所用器物众多，浪费之大可想而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传》载曰：文帝死，“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对于这种靡费巨大的烧送陋习，北魏的高允曾上书要求禁断，疏曰：“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魏书·高允传》。但文成帝去世仍行烧送之俗，可见，高允之疏并未被采纳施行。而我们从高允的疏中还可以得出，烧送之俗，早已有之。虽然前朝即已明诏加以禁断，但由于民间盛行，加上官方的随俗，所以，一仍其旧。烧送习俗与随葬大量明器一样，是厚葬的一种表现形式。
5.盛行土葬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主要施行土葬，但因为社会动乱，时事所迫，有时无法施行土葬时，则变通处理。
土葬是历史最悠久的葬法之一。魏晋南北朝继承秦汉礼俗，基本上实行土葬。曹操是魏晋时率先提倡俭葬的，曹丕袭帝位后，追加曹操帝号，并刻金玺殉葬，但又“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埏即墓道，有墓道当然是实行土葬的。曹丕自己要求“营此丘墟不食之地”，行的也是土葬。司马懿“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封不树”，诸葛亮“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都是土葬。其中司马懿“不坟不树”则系裴頠所说的大晋垂制“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是返朴归真的原始葬法。当时实行这种土葬法的还有石苞、皇甫谧等。《晋书·石苞传》载曰：石苞要求薄葬，“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不得起坟种树”。窆是落葬，落葬之后便将墓圹填满，实行的当然是土葬。皇甫谧还提到了墓圹的深浅大小，即“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圪，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实行土葬。
魏晋南北朝时的土葬墓大都以砖制穹窿顶墓为主。因此，有人主张薄葬而反对用砖。刘歊所作的《革终论》便说，“归于旧山，随得一地，地足以坎，坎足以容棺，不须砖甓，不劳封树。”《南史·刘歊传》。也算是比较彻底的薄葬和土葬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