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的葬法除盛行土葬外，也有鸟葬和火葬等形式。鸟葬也称天葬，是任其由鸟啄食或风化腐烂。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战争和天灾人祸使人口锐减，许多在战争中死亡者无力安葬而暴尸中野。正如《战城南》所传唱：“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可食。为我谓鸟：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宋书·礼志》。这是最为自然的天葬形式。火葬在当时少数民族和高僧中流行。但在特别情况下，汉族也有实行火葬的。《梁书·侯景传》载曰：侯景叛乱后，城中死了许多人，积尸很多，“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则是一种变通的葬法。
6.葬式多样
二次葬是土葬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埋葬或暂厝后起柩再葬。魏晋南北朝时，二次葬俗在假葬、归乡葬和合葬中得到具体的表达。
假葬是一种暂时的埋葬法，属二次葬俗，往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权宜为之。据《晋书·却诜传》记载，“诜母病，苦无车。及亡，不欲车载柩，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开户，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二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负土成坟。”显然，却诜的假葬是为贫困所迫。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并不少见。《梁书·沈崇传》载曰：沈崇“母卒，家贫无以迁窆，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同书《刘苞传》也曰：刘苞“父母及两兄相继亡殁，悉假瘗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经营改葬。”凡此，都属于假葬性质的二次葬法。
归乡葬是一种老死归葬故乡的习俗，归乡葬有属于一次葬的，也有属于二次葬的。《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载曰：鲁肃是“临淮东城人，生而丧父，与祖母同居。…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会祖母亡，还葬东城。”这大约是属于一次葬的。《魏书·孝感传》载曰：天水人赵琰，因“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尝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60岁），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执着地要行归乡葬，两代人的骨殖在约六十来年之后，才在赵应身上得以完成埋葬。这种迁延很久的归乡葬，一般都是行二次葬。这一点，颜推之说的很清楚：“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555年），启求扬都，欲营迁厝。”《颜氏家训·终制篇》。可知归乡葬大部分是行二次葬的。归乡葬表达了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叶落归根的乡情观念。魏晋南北朝时归乡葬的盛行，与为宦它乡以及大量的人口迁徙流动密不可分。
合葬是一种在夫妻去世后埋入同穴的葬法，大部分合葬属于二次葬。据《宋书·后妃传》记载，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刘裕夫人臧氏死于东城，葬于丈夫之乡丹徒，准备刘裕死后与之合葬。不过，刘裕后来做了宋的皇帝，遗诏留葬京师，这样刘裕死后，臧氏的遗骨只得又迁葬建康，显然，对于臧氏来说，合葬也即是二次葬。从魏晋到南北朝，夫妻合葬之风非常盛行。如刘备甘夫人从南郡迁葬至蜀与刘备合葬，孙权潘夫人、步夫人合葬于蒋陵等。因此，当时大臣名士都有反对合葬的。司马懿《终制》曰：“后死者不得合葬”；皇甫谧《笃终论》曰：“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以来，非古制也。”《晋书·皇甫谧传》。他们反对合葬，正说明当时合葬盛行。
7.葬地讲究风水
葬地讲究风水在战国时既已存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理论化，影响也极其深远。据《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精通五行、卜筮、勘舆之术，著有《葬书》，详细阐述了葬地风水的主要特征，如山要有来龙与方位，水要横行回绕，气有四势以卫，穴要有相水印木，土要细润五色，草木要茂盛等等。并提出有五不葬之山，即“气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气因形来，而断山不可葬也。气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气以势止，而过山不可葬也。气以龙会，而独山不可葬也。”另外，对各种葬地禁忌，《葬书》也加以论述。
由于风水理论认为吉穴能致子孙发达，凶穴可导致灭族。故人们对祖先的葬地十分讲究，堪舆术流行，因而社会上有以图墓为业者。《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曰：“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祖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狂惑。”考古发现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在朝向、地势选择皆有一定规律。“南京六朝地区六朝时期的墓葬，绝大部分位于土山丘陵的半麓，墓向东南西北皆有，主要据葬地形势而定，其中以向南、向东居多。”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法》，《考古》1983年第4期。显然是风水观念使然。
8.薄葬与厚葬并行
汉末的战乱，使许多人看到了厚葬之墓被盗挖所带来的暴尸中野的惨境，所以社会上出现了主张薄葬的观点。魏晋时，曹操在死前遗诏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比，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晋书》载曰：“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乃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魏文帝曹丕则遵父制，实行薄葬。
受王室的影响，大臣高官也纷纷实行薄葬，形成一个薄葬的高潮。司马懿在嘉平三年（251年）即“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殓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晋书·高祖宣帝纪》。司马郎死前“遗命布衣幅巾，殓以时服”；贾逵病危，要求“丧事一不得有所修作”；徐晃病笃，“遗令薄葬”；韩暨临终遗言：“殓以时服，葬又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参见《三国志·魏书》有关本传。另外，司空王观、尚书令裴潜、光禄勋高堂隆、议郎沐并等人也倡议并实行薄葬。
蜀汉、孙吴虽然仍以厚葬为主，但薄葬者也不乏其人。如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以殓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张昭，“遗令幅巾素棺，殓以时服。”《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诸葛瑾，“遗命令素棺殓以时服，事从省约。”《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另外象大司马吕岱、尚书仆射是仪、南郡太守吕蒙等人也皆行薄葬。
两晋时，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丧事制度又依晋宣帝（司马懿）故事”，《晋书·礼志》。实行薄葬。因此，薄葬之制在晋王室之中基本上得以实行。正如尚书裴顾所说，“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孤存其陈革，使齐乎中原矣。”《晋书·刑罚志》。东晋时“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晋书·礼志》。仍然实行薄葬。除元帝葬其子琅琊悼王焕比较奢华外，皇室的丧事都较省俭。上行下效，大臣豪富名士实行薄葬者极其普遍。王祥，病重时遗令子孙：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勿用甓石，勿起坟垅”，“家人大小不须送丧”。《晋书·王祥传》。据《晋书·石苞传》记载，石苞死前豫作终制曰：“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不得起坟种树。”名士皇甫谧临终自制《笃终》《晋书·皇甫谧传》。曰：
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粗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由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
从《笃终》我们可知，皇甫谧的薄葬确实具有特殊的典型性，这是其他许多薄葬者都未做到的。东晋之后，薄葬渐次减弱。
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之所以有人提倡和施行薄葬，就是因为社会上存在厚葬。如三国时孙皓厚葬夫人张氏，“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纳）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已葬之后，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三国志·吴书·妃嫔传》。两晋时，郑冲死后，晋武帝“于朝堂发哀，追赠太傅，赐秘器、朝服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晋书·何曾传》。王浚去世，“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晋书·王浚传》。前赵主刘曜准备厚葬其父及妻子，大修陵墓，“二陵之费，至以亿计，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晋书·刘曜载记》。如此等等，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厚葬之俗仍然存在。
关于这一点，考古发现也可以得到印证。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随葬品有140多件，其中精美的漆器有60多件，此外还有瘗一六千多枚。《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又如北齐的高润墓不仅壁画森然，仅出土的陶俑就多达381件，另外还有鸡首壶、覆莲盖罐的青瓷器17件等。《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可知随葬丰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厚葬薄葬胶著，虽然薄葬之风上至帝王下到官员都率范施行，但厚葬的压力仍然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到了后期，厚葬之风又重新占据汉族社会丧葬风俗的主导地位。
9.居丧的违礼和遵礼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受传统的重丧和提倡居丧的礼俗影响，也有居丧遵礼之风俗。《英雄记》载曰：袁绍生而父亡，长大后又遭母丧，他为母居丧三年后，“又追行父服，心在冢庐六年。”《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晋武帝司马炎也率先为其父司马懿守丧三年《晋书·礼志》。，使西晋的守丧之制得到强化。当时如和峤、王接、王湛、许孜等都居丧自律而很有名气。但是居丧违礼现象也屡屡发生。《晋书·阮藉传》载曰：“（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见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遭母忧时，也是“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围棋”，即饮食娱乐方面都未按居丧生活的世俗礼仪来执行。《晋书·王戎传》。此外如太子文学王籍居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之在叔父丧时嫁女，虽为丞相司直刘隗弹劾，晋元帝打个圆场，均未受到处罚。谢安兄弟居丧不废乐，还使“衣冠效之，遂以成俗”。《晋书·谢安传》。与传统礼制完全相背。
南北朝时也有居丧如礼者，如昭明太子为母丁贵妃居丧，水浆不进，菜时不尝，甚至引起父亲的不满。《梁书·昭明太子传》。夏侯祥十六岁丧父，居丧哀毁，于墓旁守孝三年。《梁书·夏侯祥》。北朝的阳固居母丧，“号慕毁病，杖而后起。”《魏书·阳昆附阳固传》。杜弼为父居丧六年。《北齐书·杜弼传》。但这种遵行古制的居丧礼俗常常为沽名钩誉者所利用，成为一种表演手段。《世说新语·名实篇》曰：“近世大贵，以孝著声，前后居丧，哀毁逾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于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为了恢复古制，匡正风俗，周武帝曾下诏曰：“诸有三年之丧，或负土成坟，或寝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称扬者，仰本部官司，随事言上，当加吊勉，以励薄俗。”《周书·武帝纪》。欲褒扬真正的居丧如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