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族历史上社会信仰风俗十分庞杂的时期。长时期的战乱造成了广大民众生活的极度痛苦，现实生活的黑暗使虚幻的信仰世界大放光明。信仰风俗成了调适广大民众心理的主要方式。传统宗法宗教的调整和充实、道教的成熟，佛教的盛行，天意崇拜的发达和巫术禁忌习俗的流行，使这一时期汉族信仰风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宗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宗教信仰特异时期，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发展是佛教的介绍和传播，与道教的成长均处于鼎盛阶段，佛道信仰，以及佛道间的明争暗斗，使民间的生活、信仰也深受影响。尤其是南北朝后期佛教风行，梁武帝三次舍身施佛，刺激了佛教的畸形发展，佛寺僧尼与前朝相比数倍增长。梁代仅首都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数。”统治者佞佛成风，下层民众也“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势”，信佛诵经成了全社会普遍流行的信仰风俗。
1.宗法性宗教习俗的调整和充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宗法性宗教继秦汉古代宗教复兴之余波，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天神的地位在诸神体系中更加突出，宗法血缘关系在祖先祭祀中得以强调，其敬天法祖重社稷的基本观念，直接左右着汉族社会心理习俗的各个层面。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特殊历史时期中，传统宗法性宗教起到了稳定汉族文化内在价值的巨大作用。
汉族社会传统的宗法性宗教有一个完整的神灵系统，构成了相对于人间的天国世界。殷周以来，神灵世界的大致轮廓已基本划定，但在局部构件上也有所变化。秦汉至魏晋就是变化较大的时期之一。
天帝，是汉族传统宗法性宗教神灵系统中的最高神。但在先秦时期，天帝有二。《孝经》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说，可见天帝有天和上帝两位。汉代，则崇拜赤青黄白黑五天帝，加上泰一或昊天上帝，则天帝有六。曹魏时期，魏明帝景初元年始营南委粟山为圆丘，祭昊天曰皇皇帝天，以帝舜配；于南郊祭天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于明堂祭上帝，以高祖文皇帝配，可见，其所祭祀的天帝有三；即昊天、天和上帝。到了晋代，混乱的天神祭祀系统得到了整顿，司马氏集团采纳了经学家王肃的主张，认为五帝乃昊天之气在五方的不同表现，实为一神所化，天上只有昊天上帝为最高神，所以在祭天时不仅废除了汉代的五郊祭祀，撤去南郊、明堂的五帝之座，而且将冬至的圆丘祭昊天合并于正月上辛（第一个辛日）南郊祭天，简化了祭天礼仪。南北朝时，南朝原祀天礼典基本上继承了晋制，而北朝则有所变动。北魏道武帝将郊丘分开，正月上辛南郊祭天，冬至圆丘祭上帝；北齐又改为冬至圆丘祭天，正月上辛于南郊祭感生帝灵威仰，恢复了汉代的感生帝祭祀。《中华文明史》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魏晋时期日月神祭祀逐渐定型。魏明帝太和元年（228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东郊，八月已亥夕月于西郊，史官评价“始得古礼”。至北周，于东郊筑日坛，西郊筑月坛，东、西郊礼于是确立。
社稷神，汉代有太社、王社之别，太社有稷而王社无稷，形成了两社一稷的格局。认为太社为民所立，有祈谷的内容，故设谷神稷，王社乃王自为立社，仅为帝系祈福，表示国王的权力，故无稷。《礼记·祭法》曰：“王为群众立社为太社，王自为立社为公社。”晋时，虽认为“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但在社稷神的祭祀上“其便仍旧，一如魏制。”《晋书·礼上》。南北朝时仍遵旧制。
农神，在汉族古代宗教中，孟春祈谷、冬至报享等天地祭祀活动已包含了农神崇拜的成分。秦汉以后单独出现了先农与先蚕两位农神。汉文帝以降，每年初春天子亲耕籍田，皇后率后宫佳丽去桑园采桑，并在先农坛、先蚕坛祭祀两位农神，以示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对农神的祭祀基本承袭汉制，未有大的改动。
此外，国家宗法宗教还包括高禖，先啬、司啬、农、邮表、猫虎、坊、水庸、昆虫等八腊和门、户、井、灶、中霤等诸神祭祀。其它淫祠杂祀，则国家法律明令禁止。魏文帝、晋武帝都曾严令禁止国家祀典以外的淫祠杂祀，以防有人借宗教组织聚众起事。
宗庙祭祀是汉族传统宗法性宗教的重要内容。比起天神崇拜、自然崇拜来，祖先崇拜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实在、直接，自周公制礼以来虽历经春秋战国和秦汉数代，宗庙祭祀之礼变动也相对较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极重门第血缘，宗庙祭祀更是得以重现。曹魏集团为了自神其祖，自称是舜的后裔；晋朝统治者则自称为高阳氏之孙重黎之后，以重黎为远祖。晋武受禅，泰始二年（266年）即命有司议庙制，追封七世先祖，下诏立一庙七室，一直上溯到汉征西将军司马钧。在北方建立政权后汉的刘渊，本为匈奴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血统不外于中土，自称汉代和亲公主之后，“冒姓刘氏，上承刘汉政权，晋永兴三年（306年）自封汉王，并修宗庙。”“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载记第一·刘元诲》。
南北朝时，宗庙祭祀受外来宗教的影响，祭祀礼仪有所变化，最典型的是南朝梁武帝的素食祭祖。宗庙祭祀一年五次，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及腊月，将时鲜农产品献于祖先，称为祭礼时享。太子庙有太牢血食奉献。梁武帝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受佛教普渡众生，慈悲为怀思想影响，认为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故建议以大脯代牲。左丞相司马筠认为这样还不彻底，奏议用大饼代大脯，余皆用菜蔬。帝从之。自此至梁亡，宗庙不血食。《中华文明史》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2.佛教信仰习俗流行
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乘政治、文化动荡之机，假魏晋玄学清谈余韵，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吸引了众多信徒，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趋之若骛。到南北朝，僧尼人数日众，寺院遍布各地，石窟大量开凿，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已经牢牢地扎了根，对汉族社会的信仰风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居家礼佛是南北朝时期新出现的风俗事象。笃信佛教但不出家而又为佛寺著箓的人被称为居士。居士在家礼佛，虽不必受足戒，却也要严格遵守“五戒”和“十善”。五戒为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十善者，身不犯杀、盗、淫，意不嫉、悉、痴，口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郗超：《奉法要》，《弘明集》卷十三。居士图59皇帝礼佛图除每日礼佛外，还要在斋日过宗教生活。南北朝时，居士的斋日是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或正月、五月、九月的初一至十五日。“凡斋日，皆当旦日不御，迎巾而食，甘香美味一不得尝。洗心念道，归命之尊。悔过自责，行四等心。远离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挞骂詈，乘驾车马，带持兵杖。妇人则更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存正顺。”郗超：《奉法要》，《弘明集》卷十三。此一时期，在家礼佛的善男信女很多。据《续高僧传》载，梁代高僧慧约佛法高超，“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箓者，凡四万八千人。”可见风俗之盛（图59）。
听经说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习俗的又一表现形式。魏晋时，佛经大量地被翻译过来；南北朝时，听经说法已成为僧俗社会普遍流行的习俗。《高僧传》中常见某些高僧在讲经时，僧俗弟子听众有成千上万之多的记载，如南齐时法通有“白（俗）、黑（僧）弟子七千余人”；梁代僧佑每讲律等，“听众常七八百人”，“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见《高僧传·法通传》；《僧佑传》。另据《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洛阳秦太上君寺，“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南朝梁中大通五年（533年），梁武帝在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讲《金字摩诃波罗经》，听众“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众，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王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广弘明集》卷十九。可见场而之盛。
图60云岗石窟大佛造寺凿佛、布施投献是善男信女向僧侣及寺院捐献资财的宗教习俗活动。南北朝时，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庶民百姓，社会各阶层全都参与了这一活动（图60）。据《续高僧传》记载，西魏文帝于京师立大中兴寺，特在“昆池之南，置中兴寺庄，池之内外，稻田百倾，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合。”南朝梁武帝一次赐给大爱敬寺寺田八十倾，并四次舍身为寺奴，每次都要朝臣以“亿万钱”将其赎回。至于一般百姓，则往往“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梁书·范镇传》。许多寺院为了获得布施，还鼓励僧人焚身。如南朝宋时，竹林寺释慧益烧身，“帝亦续至，诸王后妃，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解宝，不可胜计。”《高僧传》卷十三《慧益传》。北周僧崖烧身，“于时人物喧扰，施财山积。”《续高僧传》卷三七《僧崖传》。
水陆法会是佛教一种超度鬼魂的佛事活动。这种法会少则七天，多则四十九天；规模小的几十人，大则数百人。主要内容是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这种法会始于梁天监年间，以后流遍天下，相沿成俗。另外，还有盂兰盆会、浴佛会、佛成道日及涅磐日等法会，各地寺院皆要举行相应的仪式。四月初八的浴佛会和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后来成为历代相承的传统节日。
3.道教信仰初具规模
东汉后期，道教初具规模。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流派很多，信徒颇众（图61）。魏晋时期的民间道教，影响较大的有太一道和五斗米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曰：“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礼，教众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南北朝时，道教已有受戒、祈请、求愿、消灾、宥过和三元会等比较完备的仪规活动。
受戒，欲入道者先由道中人向道客转述受戒要求，受戒时，入道者先向《戒经》行八拜之礼，由戒师传戒，受戒者复述所授内容，复述毕，再行八拜之礼，即算正式受戒入道。
求愿，有厨会求愿和烧香求愿之别。前者即举行斋会来祈求消灾，斋会有上、中、下之分，上斋行会七日，中斋行会三日，下斋行会一夜一日。斋会时需茹素食，断房事，勤修道行，并向香火行八拜之礼，诉说求愿内容，斋后请道首用餐。后者求愿事先在家中的靖室烧香，行八礼、九叩头，三搏颊，然后求愿。
祈请，即为道中死者亡灵的祈请解罪活动。祈请时也行斋会，先散其生前财物，再主人称死者官号姓名，向无极大道禀启，多次上香，为亡灵解罪。与会者俱行八拜、九叩、九搏之礼，三遍而罢。
消灾，道民得病，师君在靖舍燃香，病者写病状于纸在舍外叩头请求宽恕，然后按仪规行礼。宥过，则道民有错，要行斋祈请宥过，新祈者八拜、九叩、三十六搏颊，三遍而后，手稔香入炉，并自上诉罪状，请求宽宥。
三元会，即于每年正月初七，七月初七，十月初五三会日所举行的道民集体斋会。道民各呈祷词毕，排队行八拜、九叩、九搏颊礼。礼毕，道众互相祝贺。
二、神祇崇拜
神灵信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容量最丰富也是最多彩的信仰形式，不仅国家要举行专门的祭祀，民间也非常崇信。《魏书·礼志》曰：“国家自先朝以来，享祀诸神，凡一千二百余处。”其中“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同时，也祭祀“风伯、雨师、司中、司命”、“门、户、灶、中霤”诸神。同时，当时如董卓、石季龙等人都有立庙以祠的情况，可见这一时期神祗信仰的驳杂性。
1.山神崇拜泛化
山神是主某一座山的神，在魏晋南北朝时表现得极其明显。当时的许多名山都有具有灵验的山神存在。泰山神是泰山府君山神中管人生死、地位极高的神祗，秦汉时期已受崇拜，魏晋以后，对于民间的影响极大。《搜神记》所载的胡母班故事和蒋济故事均言泰山府君能主人生死。蒋济故事在《列仙传》《列异传》中都有记载《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注引《列仙传》；《太平广记》引《列异传》。，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民间对泰山神信仰之笃。
泰山神之外，还有其它山的山神，并有一些神异的事迹。据《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记载，王猛少年时以卖畚箕为生，一次在洛阳集市上遇见一人买畚箕，价钱出得很高，但又说没带钱，要王猛随他去取。王猛觉得合算，便跟着他走，不觉进了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坐在胡床上，左右十多个人，有一人引王猛进拜之。老父说，“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其畚箕值，遣人送出。王猛出来后，发现自己站在嵩山之前。《太平广记》引《中兴书》也载其事，则王猛所遇见的当为嵩山之神。
还有华山神，晋郭璞《华山赞》曰：“华岳灵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浆。其谁游之，龙驾云裳”；傅玄亦曰：“古先历代圣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艺文类聚》卷七《山部·上》。据《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曾派人去祭西岳华山。
管涔山神，《晋书·刘曜载记》载曰：刘曜“弱冠游于洛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尝夜闲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上有铭曰：‘神剑御，除众毒。’曜遂服之。”此事暗示刘曜是君权神授，以此为刘曜称帝造舆论。造舆论要把管涔山神抬出来，可见此山神在人们中有影响。
此外，有慈姥山神，掌送子。慈姥山，位于建康（南京）附近。《丹阳记》载曰：“江宁有慈母山，积石临江，生箫竹管，俗呼为鼓吹山。”《初学记》卷八，引《丹阳记》。据《南齐书·张敬儿传》记载，张敬儿曾于慈姥庙为妾乞儿。石鹿山神，南朝梁时青、冀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附近）东北临海处有其神庙，远近百姓都来祈祷。《梁书·王神念传》。雨母山神，《荆州记》载曰：“湘东有雨母山，山有祠坛，每祈祷无不降泽。”《太平御览》卷十一，引《荆州记》。
由上述史料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神信仰比较普遍。
2.水神职责化
水神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魏晋南北朝时，水神已趋向职责化，凡有水处则有专门的水神，其中较重要的水神便有海神、河神和江神等。
海神是主管海洋的神，古人相信，中国居中，四围皆海，为四海，四海各有神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神信仰，左思《吴都赋》有“江斐于是往来，海童于是宴语”之句，刘逵注曰：“海童，海神之童也。吴歌曲曰：‘仙人赍持何？等前谒海童。’”李善也注曰：“《神异经》曰，‘西海神童，乘白马，出则天下大水。’”则海童即海神无疑。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所信仰的海神长得很丑，《三齐略记》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竖柱。始皇求与相见，神曰：‘我形丑，莫图我形，当与帝相见。’乃入海四十里，见海神。”《水经注·濡水》注引《三齐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