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神，即黄河之神。河神信仰历史非常悠久，而且辖事很广。秦汉时河神祠在临晋，汉宣帝时还规定一年五祀河神。后魏孝文帝有《祭河文》曰：“维太和九年（495年），皇帝告于河渎之灵。坤元涌溢，黄渎作珍。浩浩洪流，实裨阴沧。通源导物，含介藏鳞，启润万品，承育苍旻……”《初学记》卷六《河第三》引。可知当时帝王都正式祭祀河神。河神也叫河伯，有人称他为“冰夷”、“冯夷”、“无夷”。他在八月时渡河溺死，被天帝封为河伯。《搜神记》所载胡母班故事有胡母班被泰山府君招去给泰山妇婿河伯送信的情节，则可知魏晋南北朝时仍有河伯信仰。
江神，是主管长江水域的神祗。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徐州广陵郡海陵县（今江苏泰州市）有江海会祠，江都有江水祠，均祭祀江神。
此外，大大小小的江河湖井也有水神，如钱塘江有伍子胥、曹娥江有曹娥、鄱阳湖有大姑小姑等等。
3.树有树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有树神崇拜风俗。干宝《搜神记》载曰：“庐江龙舒县陆亭，流水边有一大树，高数十丈，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宽者，夜起，室中忽见一妇人著绣衣，自称曰：‘我树神黄祖也，能兴云雨，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为立祠。”后来树神黄祖又帮李宽乡里免去刘表袁术相攻的兵灾，则可知树神具有很大的能耐。
4.城隍信仰成风俗
城隍是护佑一座城池的神祗。城隍的信仰萌芽极早，在汉时已有零星记载，魏晋南北朝时祈奉城隍的记载更多。如《北齐书·慕容俨传》载曰：“俨在郢城，为侯瑱、任约所攻，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获荭竟数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相率祈请，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获荭。约复以铁锁连缉，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可见城隍神能保境安民。又《南史·梁武帝诸子传》载曰：“邵陵王伦在郢州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隋书·五行志》则说是梁武陵王，载曰：“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忽有蛇绕牛口。”则可知祭祀城隍神之俗已较为普遍。
5.社神信仰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社神信仰极其盛行，国家和地方都立社祭祀。当时，每县必有社，且以贤德之人配食。《晋书·陆云传》曰：“百姓追思之，图画形象配食县社”。这种情况正符合古礼所谓“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为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为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礼记·祭法》。的大致规定。魏晋南北朝时祭社神一年中大致有两次，即春秋两季，但也有三次或四次的。如东晋时则是三次，“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及腊，又各祠社稷于坛”；北齐则四次，即仲春、仲秋、元辰及腊。《通典·礼典》。祭社神奉太牢，即牛、羊、豕三牲全备，礼仪极其隆重。但以上所列均是官社。在民间则以树为社加以祭祀，《荆楚岁时记》载曰：“郑县东百步，有县故城。县南里名伍佰村，有白榆连理树，异根合条，高四丈余，土民奉为社。”《艺文类聚》卷三九《礼部·社稷》引。晋张华的《朽社赋》则系因古社树朽死感怀而作。当时民间祭祀社神极其盛行，《荆楚岁时记》载曰：“社日（此为春社），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
6.人神信仰普遍
魏晋南北朝时期信仰的先人神极多，他们包括黄帝、尧、舜、禹、周文王、姜太公、晋王、屈原、孔子、项羽等各种先贤、帝王、官员及名人，人们为他们立祠，常年祭祀崇拜求祈。据《晋书·地理志》记，雍州扶风郡雍县有五畤、太皞、黄帝以下祠三百零三所。北魏时，拓跋嗣、拓跋焘还多次到涿鹿桥山、广宁历山等处示祀黄帝庙。尧的祠则遍布东燕县（河南长垣县西北）、曲阳县（河北晋县西）、乐阳县（山西潞城附近）、龙城县（辽宁朝阳市）、临淄县（山东淄博东北）、中牟县（河南中牟县）、下密县（江苏连云港东南）等，地涉整个北方。（《魏书·地理志》）另据《魏书·地形志》载，朝歌县（今河南湛县）、高平县（今山东鱼台东北）有伏羲祠，深泽县（今河北深泽东）有女娲祠，历城县（今山东济南）有舜山祠，阳翟县（今河南禹县）有禹山祠，石安县（今陕西咸阳附近）有周文王祠，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有姜太公庙，晋阳县（今山西太原）有晋王祠，高昌等县（河南鹿邑县）有项羽庙等等，表明官方和民间对于先人神的崇祀和信仰。
此外还有曹操、邓艾、孙坚、周瑜、刘备、关羽、蒋子文、苏峻、袁双、孔愉、蒋子文等魏晋南北朝本期的一些官员，因各种原因，死后被官方或民间立庙祭祀，而成为人们所崇奉的人神。
另有俗世神，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民间普通百姓被神化的神祗。他们有丁氏妇、紫姑、于吉等。
丁氏妇是丹阳人，嫁到全椒为妇，因不堪忍受婆婆的虐待，于九月九日自尽而死，据《搜神记》记载，所她死后成神，“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紫姑是具有相同遭遇的女性，但她成神后主要是能给人预示未来，尤其是能卜来年的桑蚕的丰歉。《异苑》载曰：“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忌，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也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躞不住，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太平广记》卷二九二，“阿紫”条引。
于吉原系道士，孙吴时因为深得民间崇信，被孙策以“幻惑众心”的名义杀掉，并“悬首于市”。但那些信仰他的人，则说于吉是尸解，“复祭祀求福”，仍然将当神崇拜《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后来，好事者还盛传孙策之死是于吉从中索冤《搜神记》卷一；另见载《还冤记》。，从而增添于吉信仰的可信性。
又有不知何名的俗人神，如蚕神、小姑、张母等。蚕神，《续齐谐记》载曰：“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上南角，举手招成，成即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祭我也，必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大得蚕。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当时朝廷所祭蚕神或为菀窳妇人，或为寓氏公主，或为嫘祖；但此处民间所祭蚕神则系自己塑造的民间普通妇女。小姑，《异苑》卷五载曰：“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谷扶疏，鸟尝产育其上。晋太元中，陈郡谢庆执弹乘马，缴杀数头。即觉体中慄然，至夜，梦一妇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张母，戴延之《西征记》载曰：“邙山西匡东垣，亘阜相属，其下有张母祠。即永嘉中，此母有神术，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时延圣火于丹阳，即此母也。今祠存焉。”《太平御览》卷四二。
三、鬼灵信仰
1.鬼魂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人极其相信灵魂观念，认为人死后有鬼魂，若行不义必为鬼魂报应。据《搜神记》记载，何敝去任交州刺史时行过高安县，“暮突鹄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后来与婢女一起去卖缯路经此亭时，被亭长龚寿所逼，不从，刺杀而死。”她与何敝言明死前情况，死后特征，掩埋之处等，最后，何敝为苏娥捕获龚寿等人，验明正身，加以处决，“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搜神记》卷十六。
除了鬼魂报应外，当时还流传大量的鬼故事，《搜神记》《续齐谐记》《述异记》等书对此有所记载，从中我们可以见出当时人们对鬼灵的崇信，信仰流传极广。
2.灵物信仰
在汉族的传统文化中，龙、凤凰、麒麟、鸾、鸟等很早就被视为吉祥之物而受到尊崇，这种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仍得以传承。如三国吴时，樊武昌等地都报告说有黄龙出现，孙权视之为国之祥瑞，即改年号为黄龙；孙权嘉禾七年（238年），有赤鸟集于殿前，孙权认为“若神灵以为嘉祥者”，于是改嘉禾为赤鸟；孙权太元之年（251年），有鸟集中苑中，似雁、高足长尾、毛羽五色，成以为凤凰，于是又改元这为神凤之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又据《晋书·吕光载记》记载，吕光时，张掖金泽有麒麟出现，群鲁皆从，于是吕光改元为麟嘉。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雀、白雉、白狐、白狼、九尾狐、白鹅、白鸽、白兔、白鹿、白獐等都被认为是灵物，而得到尊崇。如《零陵先贤传》曰：曹操时有白雀之瑞，群儒作颂。《艺文类聚》卷九九，引《零陵先贤传》。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六年都有白雉出现，均被作为吉兆而被载入《宋书·符瑞志》；魏文帝欲受禅，郡国上奏“白虎二十七见”，史称：“王者仁而不害，则白虎见”《艺文类聚》卷九九《祥瑞部·驺虞下》，引《瑞应图》、《魏略》。，等等。
同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植物也被看作具有灵性，能用来驱邪避鬼。如桃树，人们在元日这天，将桃板、桃符挂在门上，用以避邪，说明桃木有镇邪驱鬼的作用。栌木也被视为驱鬼之物。晋崔豹《古今注》卷下《问答释义》曰：“栌木，一名无患者。昔有神巫名曰耳毛，能符劾百鬼，得鬼则以此为棒，杀之。世人相传以此木为众鬼所畏，竞取为器用，以却厌邪鬼，故号曰无患也。”
3.怪物信仰
自然界中发生的一些反常现象，如怪异动物的出现，动物中的怪胎等，人们对此疑惑不解，难免心生恐惧，就视之为具有灵气的怪物，是某种灾祸的前兆或制造者，而加以膜拜。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的“正月禳鬼鸟”习俗，就是这种怪物信仰风俗的一个典型例子。《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鬼鸟，又名姑获鸟。鲁迅《古小说钩沉》引《玄中记》云：“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姑获鸟为灾祸的制造者。
至于作为灾祸前兆而出现的怪物，则当时史藉记载颇多，现将《宋书·五行志》记载的种种怪物预示灾祸之事，摘录一二，以见当时怪物信仰之大端：
豕祸：吴孙皓宝鼎元年（266年），野豕入右大司马丁奉营。此豕祸也。后奉见遣攻谷阳，无功反，皓怒，斩其导军。
马祸：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按刘向说，此兵象也。及（武）帝晏驾之后，王室毒于兵祸，是其应也。
龟孽：晋惠帝永熙初，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起行。螺，龟类，近龟孽也。……明年，瓘诛。
鸡祸：晋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有雌鸡化为雄。天戒若曰：“雌化为雄，臣陵其上。”其后王敦再攻京师。
羊祸：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年）五月，司徒王导“厩羊生无后足。此羊祸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明年，苏峻入京者，导与成帝俱幽石头，仅乃免身，是其应也。
四、天意崇拜
天意崇拜主要发端于儒学的天道观和天人感应观。《晋书·五行志》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和气应，休徵效，国以安”；“君违其道，小人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徵效，国以亡”；“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道，共御被过，则消祸而福至。”《五行志》中的灾异徵效观是天意崇拜思想在习俗上的直观体现，此点从统治者到庶民百姓皆坚信不移。如雷雨冰雹河水树木皆有徵应，即为天人感应思想指导下的对天地威仪的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人的眼中看来，天意不仅通过日月五星、风霜雪等自然征象得以体现，而且还会通过人们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现象得以体现。如《晋书·五行志》载曰：“武帝泰始初（约266年），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年（299年），妇人出两裆，加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又，《南齐书·五行志》载曰：“永明中（483～493年），宫内服用射猎锦文，为骑射兵戈之象。至建武初（约494年），虏大为寇。”凡此等等，无不表现出魏晋南北朝时人对天地万物的崇信。同时，在魏晋南北朝人看来，天意是可以体察、预测的，体察、预测的方法常见的有星占、望气、风角、谶伟、占卜、相术、占梦等。
1.星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