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并以良将之材向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范仲淹一见，惊为奇才，特地送给狄青一部《春秋左氏传》，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由此，狄青遂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等。
庆历元年（1041），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1042），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宋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1052），南方广源州（今广西境内）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横州（今广西横县）。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8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000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32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皇祐五年（1053）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宋军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今云南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宋军在入城收拾战场时，发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
宋朝有个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兵士开小差，在兵士的脸上刺上字。号称“黥”。狄青当小兵的时候，也被刺过字。过了十多年，狄青当了大将，但是脸上还留着黑色的字迹。有一次，宋仁宗召见他以后，认为当大将脸上留着黑字，很不体面，就叫狄青回家以后，敷上药，把黑字除掉。狄青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到这个地位，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我宁愿留着，让兵士们见了，知道该怎样上进！”
宋仁宗听了，很赞赏狄青的见识，更加器重他。狄青累计战功，最后被授予枢密使。狄青当了枢密使，有人总觉得他的出身和地位太不相称。有一个自称是唐朝名相狄仁杰后代的人，拿了狄仁杰的画像，送给狄青说：“您不也是狄公的后代吗？不如认狄公做祖宗吧！”狄青谦虚地笑了笑，说：“我本来是个出身低微的人，偶然碰到机会得到高位，怎么能跟狄公高攀呢。”
狄青在枢密使任上4年。至和三年（1056），受谣言中伤，狄青被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1057）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岁。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
狄青做枢密使时，文彦博同平章事，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文彦博虽颇有些学问，但为人远不如韩琦；而加给狄青的压迫，则比韩琦更厉害。文彦博借口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劝宋仁宗免掉他的枢密使职务，命他出典外藩。这和贬逐差不多，狄青不愿出去。宋仁宗也觉得狄青劳苦功高，不忍这样处置，对文彦博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心里也信不过他了。他还不知就里，仍向文彦博询问命他出外的原故。文彦博直着眼对他说：“无他，朝廷疑尔。”吓得他倒退几步。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护国军节度使的名义，出判陈州。
纵观宋朝历史，狄青还是重文轻武政策下的牺牲品。他之死，据《宋史·狄青传》所记，是因为“疽发髭”。这不过是近因。依我们看来，狄青之死，是多年愤懑忧虑惊恐的结果。他为国血战立功，而一般人却讥笑他，轻视他，侮辱他。以科第自负的文臣，更随时欺负他，压迫他。若不是遇事谨慎，恐怕早已遭祸了。谣言愈来愈多，以致皇帝也怀疑、猜忌他，将他罢免，使他格外惊恐。他抱着颓丧的心情走向陈州，已自知不久于世。假使在陈州的生活稍为安静一点，也许他还可以多活几年。那知宋仁宗和文彦博还是不放过他，每月两次遣使探视他的近况。他一听有使者来，即“惊疑终日”。不久，他便“病作而卒”了。这样去恐吓他，是文彦博的设计，但一定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如果宋仁宗真要保全他，决不会有如此的结局。
从1053年1056年，狄青在位枢密院的4年间，成为京师崇敬的焦点。他骑马行于街市时，常被市民瞻望而致道路阻塞。他身边的士卒，更以狄青和自己一样面有黥文而能身居崇位引为荣耀，常常欢呼涌动，以表现对狄青的爱戴与钦服。又有人称赞他是唐武后（则天）时宰相狄仁杰的后代……种种本为赞誉、而实则不利于他的传言，使“青益不自安”，也使本对狄青存有“忧戒”的仁宗皇帝，更为“不豫”（不喜欢、不高兴）。
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一生爱惜人才，举荐贤能不计其数。为人乐道者，如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皆拔于“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之时。他曾两次给皇上上奏章。两奏论青之章，深含欧阳修保全狄青之良苦用心。欧阳修抱定“昧死”的决心，“言人之所难言”地写了两论狄青的奏章。前一份是专论，即《论狄青札子》；后一份《论水灾疏》，只是在主要奏论水灾问题时，对前一份奏论作了概要重述。
全观两份奏章，共有1282字（其第一章1072字，第二章210字），有以下三点主要内容：
1，他用了过半的篇幅，综述了狄青“自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者已为不便”的争议，和由于狄青的战功，为“军士所喜”的情况。但他强调指出，出现这些状况，并非狄青本心所为，“然则青之流言，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所使之然也”。
2，面对这些“流言”，特别为“军士所喜”造成的“一人吠形，百人吠声”的不良轰动与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欧指出：“为青计，宜自退避事权，以止浮议”。紧接着，又以谅解的口吻说：“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前亦有“青本武人，不知法律”之辩脱之词）。此为欧阳修一贯为人，既为开脱，也评其不足。此之狄青的“不知进退”与彼之包拯的“不知避嫌”，其用心，其言事，何其相似乃尔。
3、正由于狄青认识不到自己“不得已为人所喜”，也可能“不得已为人所祸”的福祸所依的辩证关系，欧阳修就借“露布”之奏，与其说是向皇帝、不如说是向狄青分析阐明其中的利害，并举出例子来说明问题：即“唐之朱温，本非反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而称帝，可见“小小陷于大恶，未必皆出于本心所为”。“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欧阳修的话说得太简略，倒不如用官伟勋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对这类问题说得清楚。他说：“有的虽然本无反意，但架不住手下亲信有欲富贵者反复挑动，像韩信的部下蒯通、张敖之、相贯高那样，而一些大人物的身边，又总难免有那么一些渴望自己的主子飞龙上天，以便飞黄腾达的人物。”（见《“弓藏狗烹”探源》，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看来，在对这个“未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上，官先生与欧阳修所见略同，说得比欧阳修更直白，更通透。当属客观情理之言，而绝无诬陷之意。故，为国为君为狄青计，欧阳修的奏议都是应该肯定的。所以，明人茅坤也在他的《论狄青札子》里，称赞欧阳修“言人所难言，见人所不见，只缘宋承五代之后，欧公不得不为过虑，然亦回护狄公，狄公亦所甘心”。
4、实际上，从秦汉到明清，天下一统之后，功臣遭忌的现象代代有。“一类像萧何、曹参、陈平；另一类像彭越、黥布、韩信。后几位都被刘邦杀了，前几位虽未被杀，但也很危险，萧何几次被疑忌，全因他及时听取门客的主意，‘悉以家财佐军’、‘贱贳贷以自污’，故意干了些在老百姓看来是自毁名节的事，上乃悦――才使得刘邦感到高兴，不再担心萧何‘收买人心’，才消除杀萧之意”（见官伟勋《“弓藏狗烹”探源》）。
然之于狄青来说，欧阳修便是拯救保全萧何的那位“门客”。所以，他在奏章之中，反复三次“乞”，“且罢青枢务，任与一州”。为了促使狄青早一点离开是非之地，欧阳修又替皇上找了两个“下台阶”的理由：一个是朝廷上调动人员是正常的，即“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另一个可以利用这次调动来“考验”狄青，即“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
当京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时，狄青一家避水徙迁大相国寺。有人看见他穿着意义非凡的黄袄，起居行止于大殿之上；有人说，狄青图谶有帝王之分；又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上生角；还有人看到，狄府夜晚奇光冲天，而这种光亮，恰与取唐而建后梁的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景象惊人相似……种种讹言四起，引起朝野哗然，更增加了皇帝疑惧。是此时，宋仁宗体弱久病，旧疾骤发，由于久无生育，未立储贰（太子），朝中局面不免暗藏浮动危机。如刘敞言“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疑者”，即立储和狄青的问题成为焦点。而一旦仁宗身体康复，立储既定，“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当存”，把狄青视为朝廷最大的威胁。
有吕景初（御史中丞）奏疏言：“天象谪见，妖人讹言，权臣有虚声，（青）为兵众所附，中外为之。此机会之际，间不可发”，“数谐中书白执政，请出青”。又曰：“青虽忠，如众心何？盖小人无识，则或以致变”。
有刘敞（直集贤院）先在京城就反映：“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辄聚观，至相与推涌其拳勇，至壅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动摇，青益不自安。”接下来，刘敞除任杭州时，又“敞辞赴都”，为帝曰：“陛下幸爱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终。”帝颔之，使出谕中书，青应去位。
再有执政文彦搏、富弼。由于上述社会传言和大臣吕景初、刘敞等不断的强烈反映，“都下喧然”，“帝自正月不豫”（欧劾青奏折时在七月），连二位执政也“闻知时惧”，请求赶快“以熟状出青陈州”。
朝廷危机，社会舆论，大臣谏议，皇帝疑惧，种种严峻问题摆在面前。值此情急势危之下，进退维谷之际，权衡利弊：狄青“进”无可进之地，“留”必危及身家性命，唯有“退”是一条生路。固可言：促其“退”者，是“保青”；纵其“留”者，是“害青”。洞若观火，极为分明。
人民的爱戴，从侧面加剧了狄青的死亡，奸佞小人更是推波助澜。但这都是外因，狄青还是跳不出时代的背景，成为封建皇权社会的牺牲品。
史称，狄青“公之不欺其君、不诬其先、不遗其兄、不骄其士，温恭卑牧，蔼蔼乎春风冬曦”。在北宋那个对外妥协，对内抑武，积贫积弱的朝代里，狄青的军事与政治才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但他那卓越的功勋、高尚的品德、悲惨的结局，不仅成为了世人永恒的话题，也赢得了普天下百姓及正直文人的尊崇。
对于武将来说，战死沙场是最好的选择，而狄青偏偏没能如愿，却是在王朝最高统治者无休止的猜忌与诋毁中郁郁而终，留给世人无限的感慨与痛惜！
§§§第五节 天子亲征，澶渊会盟（上）
今天的人们在阅读杨家将的悲壮故事时，不会忘记一个角色，他就是宰相寇准，一个地道的忠臣形象。而他的出现，是北宋前中期的一大亮点；尽管他最终也没能改变北宋王朝军事上积弱的局面。论及这位宰相，要从宋真宗即位说起。
经历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之后，北宋统治者采取了“守内需外”的军事策略，使得北宋王朝在对辽的战事上处于被动地位。辽朝不断兴兵来犯，攻占了一些州县，但这个时期，两宋双方互有胜负，辽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占绝对优势。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赵光义因高粱河之战箭伤复发驾崩，皇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
宋真宗为延续宋辽边境的相对安宁，对辽国采取和好态度。而辽朝统治者却继续大兵压境。咸平二年（999），辽国派重兵进犯北宋边境。宋真宗在忻州刺史柳开的策动下，决定御驾亲征，当年年底，北宋军队抵达大名（今河北大名）。
当时辽军也是御驾亲征，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辽军，占领大量的宋朝州县。当辽军攻打北宋名将杨延昭（即民间口口传颂的杨六郎）所镇守的遂城（今河北徐水）时，遭到了杨延昭的顽强抵抗，迟迟未能攻破城池，被迫放弃进攻。辽军于第二年撤退。虽然这次辽军的撤退与宋真宗无关，但在群臣的奉承下，宋真宗将这次胜利归在自己的名下，并作《喜捷诗》命群臣唱和。
景德元年（1004），宋代名相李沆故去。宋真宗立即提拔自己的潜邸旧臣─—毕士安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相当于宰相的官职。而这位旧臣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旧臣得宠而忘形，当宋真宗询问他谁可以与之共居相位时，毕士安举荐了寇准。他称赞寇准：“秉资忠义，善断大事，己所不如。”
寇准早在太宗朝已经入仕，凭借其才干资历，入阁拜相本无可厚非。但宋真宗担心寇准性格耿直，难与同僚共处，故而并没有启用寇准。当真宗询问毕士安寇准的缺点时，毕士安认为，寇准能够做到忘身殉国，秉道疾邪，现在契丹人不断骚扰南下，正应该任用寇准这样的大臣。宋真宗这才采纳了毕士安的建议，启用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毕士安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