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确立，使诗歌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刘登翰先生所说：“出现在诗歌中的人的形象不同了，不再像是一棵草、一个螺丝钉那样受着历史的驱使和等待救星的拯救，而是一个充分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的历史主人形象。诗歌不再像过去造神运动那样把主宰历史的命运归结为救世主的恩赐。”刘登翰的这些观点深刻地说明了人的价值的重新定位对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既然诗人已经自我觉醒，认识到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会再等待救世主的拯救；既然他们明白了路还是得靠自己去探索，那么，他们就不会失去希望：“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一只海鸥迎面扑来/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听吧，琴/在召唤失去的声音”。（北岛）虽然是在“陌生的海滩”，海鸥不会落在你的手上，但你却没有失去抓住它的可能；虽然是大海中一座无依无靠的孤岛，但它却在倾听着希望的琴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梁小斌）尽管夜很黑，现实很残酷，但它无法阻止一代人对光明的追求；尽管诗人的钥匙丢了，但诗人依旧在执著地寻找。这些诗句充分说明了朦胧诗人主体性的觉醒，他们始终保持着不灭的探求方向，保持着探求自身价值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正是朦胧诗这一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文学的主体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正是政治文化压抑而激化的产物。“它率先启动与张扬了人本主义思潮，确证了诗的主体性在文化前沿的蓬勃展开。”这种以自我与群类为旨归的新人本主义价值观就是在这种主体意识中得以体现和强化。同时，新人本主义价值观的确认，使诗人的艺术个性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除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探索以外，还有对“文革”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的否定和对人道主义的大力弘扬。
这些思想在朦胧诗里可以得到广泛印证，如芒克的《天空》、《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黄翔的《野兽》、《独唱》、《火神交响诗》，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当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北岛的《回答》。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朦胧诗人对“文革”现代皇权主义神话变种这一异己力量的否定和抗争。此外，朦胧诗人在强化人的主体精神，倡导个性的人的存在的同时，还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改善人性的思想，并进一步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的呼唤。梁小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人性的内心进军。”所谓“向人的内心进军”，就是要唤起人们的理性、尊严、关怀和爱，以达到心灵与心灵的沟通。舒婷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地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我的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在她的诗作中，这种关切是深入骨髓的，通过对人的信任、尊重和对心灵的抚慰的呼唤，诗人表达了她对现实的关切。“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致橡树》）这种爱情理想的宣言也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的向往，表明人本主义理想已成为朦胧诗人自觉的诗学追求。在徐敬亚的评论中，他把作为一种新诗潮的朦胧诗直接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并暗示了它将成为变革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先锋艺术，从而给予了它最热烈的褒扬。
对朦胧诗持否定态度的一方，主要以丁力、郑伯农、程代熙为代表。他们从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对新诗潮给予观照，认为朦胧诗是晦涩诗、古怪诗，从而基本否定了朦胧诗的艺术价值。“现在的古怪诗，不是现实主义的，有的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它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之所以写的晦涩，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作者的思想本来就不清晰，他自己不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另一种是他的思想是清楚地，但不敢把真实意图拿出来。”老诗人艾青、臧克家对朦胧诗和“崛起论”基本也持一种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甚至也有人将朦胧诗视为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沉渣泛起”。这些评论者之所以对朦胧诗大加鞭挞，大多是因为新诗潮偏离了特定时代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要求，也进一步说明了新诗潮在与一种传统诗歌“断裂”时，恢复的是新诗史上另一已中断的传统，而它的批判者不过是在竭力维护前一传统，这是一种在几十年里诗学批评话语意识形态化的结果。
今天，当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这一系列争论，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更容易对新诗潮给予理性的评价。首先，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正经历着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社会主义新中国遭遇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匮乏，社会主义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的人们。这时，作为精神拓荒者的朦胧诗的出现，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有人感到意外，有人感到惊喜：诗也可以这样写啊！也有人感到疑虑：诗可以这样写吗？
更有甚者，感到了莫名的惶恐：他们竟敢写这样的诗？！当时，即使是朦胧诗的拥护者、同情者，他们的看法也是比较谨慎的。例如杨匡汉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诗歌”一章对朦胧诗的评价。他以诗歌内容健康与否作为评判标准，对朦胧诗做了区分，即内容健康、比较正确反映现实的，应让其获得存在的价值；对那些思想倾向较好，表现上有创新的，应肯定其探索；对思想上夹杂着哀伤而未趋于沉沦的，要做思想上的引导。这普遍反映了人们当时的心态。而那些反对者、批评者们更是以传统诗歌的卫道者自居。丁力在《古怪诗质疑》一文中尖锐地斥责朦胧诗，认为能否让人读懂，不但是衡量诗的标准之一，而且是衡量一个诗人是不是愿意为人民歌唱的标准之一。从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对新诗潮持否定态度的批评者都或多或少在用一种40年代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来厘定文学艺术的价值。他们不是从文学本身，而是从文学与政治、阶级的关系，从文学是否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立场来评判文学的优劣。他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诗）所表现的情感基调始终都应该是明朗的、健康的，在此基础上，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才是可行的。
其次，从文学接受角度来看，意识形态一体化文学时期形成的诗歌创作和阅读习惯导致当时的批评家和读者理论知识的匮乏。洪子诚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一书中曾中肯地说道：“真正属于比较难懂的作品，在近年创作（即使是青年诗人的创作）中也是极少的一部分，许多被责难的‘晦涩’作品，被作为批评对象的‘朦胧诗’，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我国当代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贫乏、单调和窘迫所造成的读者阅读水平受限制所产生的。”这自然与建国以来形成的诗歌传统难脱干系。传统的诗歌造就了传统的阅读者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主要是在既往的文学类型、形式、主题、风格和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审美经验，它同时也与文学接受者以往的生活经验有关。这种期待视野由于是长期形成，因而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它就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传统的诗歌（以50年代以来的诗歌为主）是在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交替中延续的。现实主义诗歌在经过“文革”十年的一度衰微后又一次出现了，并一直处于一个中心位置。其主题也由歌颂到后来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其语言整体上较为清晰、质朴等等，这一切都使得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正如谢冕所说：“他们习惯于一览无余的明白晓畅的抒写。他们的欣赏心理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并不了解好的艺术是诗人和读者共同创造，他们总是期待着欣赏者对作品的加入。他们把自身未完成的开放式（而不是封闭式的）存在付与欣赏者……这是一种双向的有一定规范性的自由活动。可惜不少诗歌批评者和欣赏者，对此缺乏谅解。”“文革”期间自我封闭的文化政策，造就了众多思维单一的读者与评论者，因此，当新诗潮滚滚而来之时，他们的疑惑、恐慌与斥责就不足为奇了。
时过境迁，这一场有关朦胧诗的争论最后以浓厚的政治意味无果而终。不过，其于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唤起了审美主体的觉醒。它所彰显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更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继承与张扬。同时，它也为新诗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二宏大叙事和小叙事的悖论
在20世纪的汉语诗歌的写作历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后的特殊语境下，朦胧诗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反叛和“向内转”的话语方式的坚守，对诗歌的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双重关注，都体现了一种可贵的话语良知，实现了由意识形态话语向个人话语一定程度的回归。然而，正是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反叛与人民大众审美趣味的背离使得朦胧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历史让它承载了太多的重负，朦胧诗又是无罪的。诗歌是以个体性、抒情性和艺术性为旨归的，然而诗歌也无法游离于当下之外超脱历史而存在。朦胧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回归，但始终难以摆脱历史笼罩在其身上的阴影。文化荒漠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朦胧诗人们在诗歌写作中充满了“自我”化，同时也带着浓厚的群体烙印。他们诗中的“小我”自然有其特殊的人生遭遇，但它所描画的“大我”却真正代表了整整一代人。这种抒情形象是横向分布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群体，具有无限的广度。他们身上曾记录着一个民族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言》），“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了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是朦胧诗人的“自我”，也是同代人的潜意识的写照。
在那个非人的年代里，人要想拯救自己，帮助别人，就必然要强化主体力量。然而，在特定的历史境遇里，朦胧诗人只好将主体力量寄托于自己的理想化身——英雄或神身上。把原来被奴役的自我，提升为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大写的人。可以说，朦胧诗人的英雄主义是为实现人本主义理想而选择的一种载体。朦胧诗中的那种使命感、责任感、正义感，正是通过悲壮、雄浑的英雄主义气质，愿为真理和自由而献身的热情来体现出来的。在朦胧诗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坚强的“战士”身影，他不盲从，也有些许桀骜不驯的气质。因此，他们几乎都以张志新、遇罗克这些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英雄实体作为自我感情的载体。江河在《没有写完的诗》中冷静地将“自我”置于那种“死亡”的境地里去思索，去表现英雄主义献身的无畏精神与悲壮气概。北岛悼念遇罗克的《结局或开始》、《宣告》，与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相互照应，构成了悲壮的英雄主义的新篇章。北岛在诗中所指绘的“我”牺牲前刹那的勇敢，同江河的诗中“自我”一样充满了角斗士的气质，但，“我”似乎更坚信未来，“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垂放在/每个不屈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结局或开始》），这种为真理献身的行为显示着庄严的理想主义光辉和一个战士的崇高形象，也显露了诗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充满了悲壮沉重的英雄主义气概，涂上了浓郁的启蒙主义色彩。
个人化的意识是平凡的、渺小的，但一经提升将代表着某种普遍性的群体意识。当诗人从自我遭际出发与外部现实生活中某一件事、现象偶合时，他的感觉、经验及智性将会在瞬间飞升到“类”的高度，分不清小我与大我，分不清自己与大众。这种意识在朦胧诗中的“反思”主题和“提供历史的见证人”的主题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此时，群体已成为流露着个体经验的群体，个体也成为打着群体烙印的个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沉重/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多少血液。”（江河《纪念碑》）像北岛一样，江河也庄严地宣告：“我和人民走在一起，我和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追求。”北岛的主体性自觉意识到历史的使命，渗透着更多道德化的人格力量，充满义无反顾的英雄气质：“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