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锋的乏力与新写实文论的出笼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新潮文论在经过充分的“创新”冲动后，陷入了普遍的衰退和式微之中。80年代一部分学者和作家试图通过对理性或启蒙话语的质疑来达到所谓的“创新”，也就是要通过出奇制胜来掌握话语霸权。但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走的路在90年代与1989年“事件”后所造成的反启蒙殊途同归了。这又与他们本来所追求所张扬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了。于是，他们只好借助于西方的另一种话语，即后现代主义来参与这个开始变得众声喧哗的“后新时期”文论的创制。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或许作为一种补充，“新写实”小说及其文论横空出世。
其实，新写实小说及其文论早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端倪。1987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新写实小说，如《风景》（方方）、《新兵连》（刘震云）、《烦恼人生》（池莉）、《狗日的粮食》（刘恒）等。1988年，南京《钟山》杂志在无锡太湖召开研讨会。在会上，雷达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王干称其为“后现实主义”，丁帆称其为“新写实主义”，陈骏涛称其为“现代现实主义”，张韧和吴亮称其为“新写实”小说……应该说，在此次“太湖”研讨会上对上述文学现象的讨论并非中心议题，但却被敏锐的“《钟山》人”捕捉到了。其中，丁帆和张韧等批评家的认识与后来批评界普遍接受的称谓“新写实主义”最为切近。接着《钟山》1989年第3到6期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经普遍地认同“新写实”开始成为新的小说潮汐了。所谓新写实小说，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仍属于现实主义大范畴，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是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相异的一股潮流。“新写实”的出现，是一批写实型作家审美意识调整的产物。这是在先锋文学或曰现代派式微之后，文学界尤其是小说界和小说批评界一次较为策略和成功的转型。它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空白区，这个写作领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庞大的区域，但是在近四十年的“当代文学”中竟然被普遍地遗忘了，而实际上是被普遍地回避了。在当代文学中，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者被赋予一种宏大叙事的政治意味而被人为地拔高了。此时，小说家和批评家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宣泄地带，这便是在1990年前后出现在各大文学期刊的新写实小说和相关的评论。
二新写实理论所蕴含的现代主义质素
与传统现实主义文论观不同，新写实小说文论最突出的特点是侧重于挖掘人性深处的负面性因素。自19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一直指向一种“崇高”的境界，而自愿舍弃人性的复杂性，尤其是文学不能写英雄人物的负面性因素。但是自8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刘再复关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论，以及先锋派和新生代关于文学与人性深层关系的展示和论辩，传统现实主义观念遭到了较为彻底的质疑与清理。梁生宝和高大泉式的人物再也不可能在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了。
文学经过先锋派的反讽已然变成了人性之丑之恶的描写领域，现代美学的观念已经开始深入到先锋派及其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代表人物的心目中。在此背景下，新写实小说文论不可能拒斥对人性之丑陋面的揭示和总结，即使其小说人物是个正面的角色，理论家也不能忽视其人性的弱点。此其一。
其二，关于现实主义的原则一般认为是基于理性认识和唯物史观，其故事线索多为线性的，进化论的。但是在新写实小说观念中，故事的线性线索和波澜起伏的发展已经不重要了。生活流取代了经过理性选择的故事虚构，纪实性强化而虚构性弱化，理想主义色彩进一步减退。然而，经过了先锋派和现代主义洗礼的新写实小说理论，又不得不打上了略带世纪末的时代印记。到此时，批评理论家才发现，真正具有毁灭性和压抑性的，远不是已然变得遥远的、曾经被当作垃圾池的万恶的“文革”，而是现实中的悖论和邪恶的恣意横行。如果说“文革”刚刚结束时的萨特热还带有很多矫情成分的话，此时，理论家和批评家所面临的境遇才真正具有了存在主义的意味。所以，人们往往在刘震云和方方等新写实派作家笔下发现类似于存在主义的因素就不足为怪了。而新时期之初人们在刘索拉式的“你别无选择”中发现的东西则日益显得虚饰甚至虚伪了。
此时现代主义包括存在主义已经不需要外在的引进，而成为一个时代人们尤其是文学理论家的普遍感受和理念。因此，新写实主义文论打上了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底色的新的先锋色彩。
其三，对于零度写作或零度叙事的总结与描述，可谓是关于新写实主义文论的一个最大的理论话语。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重视作家主体性的切入，新写实主义倡导“零度写作”。人们会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中发现许多高昂的抒情和议论，如《保卫延安》、《创业史》、《黎明的河边》等。然而人们在新写实小说中读到的则是充满了生活无边无际的烦恼琐事，无穷无尽的情欲涌动。在这些文本中，甚至出现了作者隐身甚至“退出”了小说文本的现象。所谓零度叙事便在该派小说中大量出现。中国当代文论开始关注所谓零度写作，究其本源，我们需要从法国当代批评家罗兰·巴特的《零度的写作》中去寻找。巴特在结构主义阶段一直主张文学的写作不需要作者过多的干预，作者只是一个文本的制作者，还不等作品完成，他就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他必须退出文本，让出地盘，以便读者来进行积极的创造性阅读。巴特批评和研究的对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诸如《尤利西斯》、《到灯塔去》、《墙上的斑点》，以及法国新小说派。所以，和德国的接受美学派人物姚斯和伊瑟尔等人的观念差不多，他们都看到了现代派小说中作者地位的下降。要理解和解释该类文本，就需要读者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那种“理想读者”的诞生，便没有现代派小说本身的产生。于是，关于“作者死了”（巴特语），读者才能诞生；关于“主体死了”（福柯语），文本才能成立，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甚嚣尘上。从当下文论的发展语境看，巴特等人的观点具有很大的超越性和洞察力，他早在互联网产生和普及之前就率先预示了文本作者将趋于消遁的情形。现在我们在万维网上看到的文本大多没有作者，或者说作者在这种传播情况下已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每个网民都可以即时地发布他所创造的文本和信息，而无需原先由权威或权力部门的认可。这是一个网络技术带来的文学传播的新时代。原先作为接受者的读者现在摇身一变，都可以成为作者。作者身份的普及在当今的博客和微博写作中已经使作者本身的地位几近丧失。
当然新写实小说文论在产生时还没有国际互联网，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正是新写实变得式微的时候。但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处于一个极度压抑的、乃至绝望的时期，新写实小说便在这种氛围之下横空出世，随之批评和理论的创造就要紧紧跟上。然而作者的主体地位却再也不可能像“三红一创”时代那样被包装了。无论十七年的假道学式的伪主体，还是后现代的反主体或去主体，都不符合中国当代的现实需要和文学需要。一种无情的现实需要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需要新的文学表达方式，也相应地需要新的理论话语的阐释方式。于是乎，中国原本就有的老庄哲学便与后现代思潮遭遇并结合，近半个世纪缺位的主体性建构尚在襁褓之中就被窒息进而扼杀了。关于新写实小说的理论言说在此种情景之下蔓延开来。主体的式微和暗隐潜行相并而来，在解构中建构，在反叛中认同，在补白中创造。国人生活和生存状况原来如此啊！被百般掩盖遮蔽的现实是如此啊！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就这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文学及其理论回到了踏踏实实的琐屑的现实生活世界。它不再俯视众生，而是平视芸芸大众。高高在上的神秘的文艺和理论的庙堂歌颂者，摇身一变成为了与黎民百姓一样的俗人。
上述三点自有其文论的价值，它填补了我们文学理论的空白，还原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原本意义。我们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真正理解、阐释和评价新写实主义文论，就要将视野拉回到康梁维新变法的时代，那时“新民”的思想占据着理论家的大脑，小说要承担变革世界、推进民主、开辟自由的先声的任务。接踵而至的是五四、80年代，文学仍然承担着这个重任。也因此我们对文学及文论一再表达着敬意，一再对之寄予厚望，委以重任。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如今的“知识分子”，在启蒙和民主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同志尚需努力之际，一般而言不会彻底放弃对于这种极具崇高感的伟大而光荣使命的追求。即使这种介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文论形态，也仍然把对民族启蒙、对民主事业的追求纳为自己的使命，至少是使命之一。这是我们从新写实文学及文论的倡导者们的整个话语中所得出的结论。但是，新写实文论又不同于传统启蒙主义文论。传统启蒙主义文论强调对重大命题和理性主义的尊崇，而新写实主义文论更加注重个体的日常感受和生活本身的逐渐改善。正如儒学曾经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中”一样，新写实主义文论把话语重心放在人的存在境遇之中。人首先不能脱离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然后才能谈论精神灵魂，进行理论学说的创造。这个唯物主义的起点不知道怎么地就成为新写实主义所崇奉的圭臬。这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时代的巨变，情势的迫压，主体性的减弱，总之从客体到主体，从外在到内在，从物理到心理，整个的语境发生了巨变，也就由不得文论家继续“自由”下去了。
西方存在主义是对理性启蒙主义的反叛。而中国新时期的新写实主义在存在主义以及某种自然主义的外表下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这是两种文化语境的不同使然。如果说还原生活本相，降低作者主体的表达姿态，和读者平起平坐，这些特点是新写实主义理论的自我启蒙之处的话，那么该派文论在面对强权和专制霸道话语之时畏葸不前、躲闪挪移的眼神，则表明它的极大的弊端。这也是一代理论人近乎先天不足的缺陷。软骨症似乎与生俱来地伴随着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在客观上讲，是由于专制主义的残暴和压迫；在主观上讲，则是启蒙话语的操持者本身的缺陷所致。启蒙者还没有完全获得启蒙的资格，也就是还没有如康德所说的，启蒙状态是一个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状态，启蒙又是一个勇敢者的行动。换言之，就是我们还没有获得自我启蒙，怎么能够进行社会启蒙？90年代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无须启蒙的时代；另外，还有一种质问：谁有资格启蒙？这些问题成为萦绕不去的纠结，纠缠着当代的文论家们，使他们的心理变得过敏、胆怯而内敛。然而现实是无情而不幸的，在西方进入反（思）理性的后现代文化盛行已经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的精神状态仍然没有进入到现代性视阈之中。带有前现代色彩的专制体制及其文化掮客们仍然在大肆招摇过市。盛世之声不绝于耳。
在人类进入21世纪已经十年之际，复古的、专制的话语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号，攻击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他们更加放肆地炫耀着。从这一视角看，新写实主义话语表达便在揭示出社会和人性本身的黑暗之后再也不能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他们回避着现实世界之政治维度的黑暗，回避着造成普遍性阿Q精神状态的背后的政治原因，从而也就回避了走向新生的可能性。因此，该派文论在文学的低谷期有其市场，然而在接下来的文学及文论的运演中则丧失了继续引领文学思潮的价值。或者说，新写实主义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把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嫁接在一起，从而完成了一个早就应该完成的普通的文学任务。但是新写实主义在文学史和文论史上的价值应该得到相应的对待，因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品格本来就是那么一个卑微、低贱的样子，现在刚刚过去了不到二十年，我们不能企求太高，不能要求我们的文学理论家像法国的萨特、巴特那样以精神的独立高标于过去的20世纪的中国人的精神天空，因为这不现实也无济于事。90年代以来，无论文学艺术世界中还是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就生存于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状态之中（正如池莉小说所传达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