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的沉重与黑色的写作
在中国，民间一直以来是个沉重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们从民间切入，进而对民间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描写。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2008年底贺仲明出版的专著《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从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农民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现代文学最早的民间写作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和研究范式。虽然作者没有用民间写作这样的术语，但是多年沉浸其中的潜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说明了贺仲明所探讨的恰恰是最为纯正的民间写作领域。其中涉及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创作主要是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和作为“乡村孤独的自语者”的莫言的创作。
他在阐述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时，借用小说中的话无情地鞭挞了旧的历史写作和弄权者的无耻：“无非过去大路旁粪堆上插的、迎风飘的是‘曹’旗，现在换成了‘袁’旗。”刘震云新历史小说以颠覆传统历史书灌输给读者的历史为己任，将故事的叙事进行了新的开拓性的书写，其中以话语的杂糅性对权力以及攀附于权力的受害者的讽刺和批判尤为突出。在《故乡相处流传》中，曹操等人的古怪癖好，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进行的浩大战争，为了寻访昔日情人而兴师动众的太后下巡，移花接木的虚假而隆重的阅兵式……所谓神圣、庄严、骄傲和光荣，“从农民的视角看，全是荒唐和滑稽，而‘神圣’的‘伟人们’，更是再普通不过的常人或罪人”。这些带有现代派甚或后现代特征的叙事具有强烈的反讽和戏仿的美学效果。贺仲明称之为“农民文化的荒谬”的手法。而莫言关于乡村的写作在贺仲明看来是“将苦难娱乐化乃至狂欢化的精神”在起着重要作用。莫言的多层次叙述、借鉴乡村文学方法等方面都为民间写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同时也对现代派文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另有部分上海学者近来提出和倡导“民间精神”，他们认为张炜、余华、韩少功、莫言等作家是“民间写作者”。但是，民间理论的探讨在这里更多是一种假设和猜想。倡导者认为国家对民间的控制较少，而且认为自由自在是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等等。该理论假说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即90年代以来的话语多元语境，也就是陈思和所说的无名时代的到来导致了各种话语可以共处。民间精神是个很庞杂也很有包容性的话题。起先他们的谈论和理论构想比较单纯，后来的看法就比较妥当和全面：“绝对的‘自由’在民间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民间社会中，自由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民间的生命还有被‘奴役’的一面，我们常‘生存的艰难’，这种艰难就是与‘奴役’抗争。生命被‘奴役’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权利的侵犯，也有物质生存环境的逼迫。”
民间在贺仲明从刘震云小说所看到的，和陈思和等人所看到的具有很大的不同。民间似乎并不能成为一个产生真正原创思想的理想场所。但我们要探讨民间写作的理论问题，就要提及在90年代曾经颇有影响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也涉及民间精神。况且关于民间精神的讨论的发起者几乎就是发起“人文精神”讨论的原班人马，因此关于民间精神的讨论延续了人文精神讨论的主旨，而且进一步细化了。“人文”被“民间”所取代，但是灌注其中的理论支撑似乎尚不明确，论者也含混其词，直到当下该理论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人文精神的建设可以依托的本土资源远远不够丰厚，因此还是应该从自己的脚下开始，从梳理西学资源开始，从五四汲取资源开始。五四前也有某些可资借鉴的资源，如晚明黄宗羲的“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论断，振聋发聩。但那些精神资源昙花一现，随后就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晚清到五四重新给了我们以资源和信心。而民间精神的提法和人文精神的提法一样，有些含混不清，需要进一步做出阐释。
民间精神的提出，与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写作潮流有关系。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民间写作论的出现，初步改变了原先那种以农民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也就是说，民间写作不同于上述关于民间（主要是农民和农村）的写作。90年代末叶以来诸多先锋诗人提出“民间写作”论，认为民间的立场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写作，也可谓一种新的经典化写作。它不是仰人鼻息的写作，而是一种精神独立性的写作。于坚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真正重返民间的时代。重返民间，一方面是从空间和在场上重返民间，从时代中撤退，回到一个没有时代的民间传统上去。另一方面，是重返诗歌内部的‘民间’，创造那种没有时间的当代文学，是在诗歌中重新出现了那种不害怕时间的东西，从而重新确立了文学的经典标准。”另一个倡导者韩东认为民间写作是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而言的。这里，“知识分子”一词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这些诗人兼批评理论家无疑具有一种超前和超强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在体制尚未完全把所谓他们纳入毂中之时，他们就敏感地洞察到知识分子精神“末日”即将到来的衰微趋势。
这是关于民间写作最具理论冲击力的话语。无论外在的社会启蒙者还是自我启蒙者，都是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来进行的正面表述。直到先锋诗人们提出的民间写作论，才真正对知识分子写作做出预测和预估。新世纪以来学院派知识分子被收买的现实告诫人们，不能盲从他们了。韩东、于坚等人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写作姿态，拒绝体制化。南京的韩东、朱文、鲁羊等人发起的“断裂”事件就体现了这种骚动和改变的冲动。济南的朱多锦、徐树爱、魏东建、王松、王霁良、周传虎等人在新世纪即将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发起关于“中国新诗何处去”的讨论，这次讨论借助于网络媒体，影响较广，引起新老诗人和诗评家们的关注，新诗学关注诗的形式的创新与诗的思想的批判性的结合，这值得进一步追问和研究。也许在当下中国唯有这样的写作者方才具备产生真正原创性的文论。但是，人们不太看好他们那种后现代式的诗歌写作。虽然他们提出了新的理论话语，但是其创作实践除了解构和破坏，似乎还不能给予文学真正能够经典化的东西。
这个任务无意中落到了一批真正出身于民间、沉在民间、写作在民间的“打工文学”写作者身上。正是他们的写作体现了上述先锋诗人们倡导的民间写作理念。这就使得那些倡导民间写作的学院派理论充满了矫饰与矫情。曾经有作家专门跑到西北某地去寻根，去故意地寻找那些中国赤贫的地区和民众，并从他们那里获取某种聊以自慰的“精神资源”。有学者发现了90年代及其后书斋学者故弄玄虚搞出的“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对抗，认为这是“失去平静后的一场内战”。其实，无论是倡导民间与知识分子融合说，还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对抗说，都还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作祟。基于这种价值立场所提出的口号或做出的判断，不免带有传统机械认识论的特征。关于民间写作理论的真正践行者是那些扎根在大地，从生活、工作、生存的环境当中所进行的写作。或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者所写的是自身的生存世界状况，我觉得也可归入民间写作之列。那种有意无意地把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对立起来的观点，并没有真正理解民间精神，而且这一划分似乎也构不成学理的基础。难道所谓知识分子就不属于民间了吗？这一划分的潜在思维惯性还在于传统精英心态起作用。
因此，下面的划分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有学者论证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之外，另外搜寻那些被遗忘或不被主流写作圈所认可的写作。期间夹杂着“后现代”、“后现代浪漫主义”、“独立性”等诉求。由于后现代的掺杂和捣乱，中国的民间写作理论充满了悖论和反讽，其结果便是“民间”自身的消解。倒是一篇名为《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下新诗“民间写作”》的论文较为中肯，除了对于后现代的理解和界定语焉不详之外，该文分析了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散文化”、“口语化”等特征，这些虽然已经有人论析过，但是把它纳入到新世纪初期的语境中再来看，就会发现90年代的文人新诗的民间写作和打工文学的民间写作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是由杨宏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南京学者武善增认为：“所谓打工文学是对打工者打工生活的一种反映，其关键是防止仅仅将打工生活作为一种虚拟的或残缺的背景作为点缀，打工生活必须是打工文学表现的着力点和重心。偏离了这个着力点和重心，就谈不上是打工文学了。”文学研究和文论创造和实际的打工文学之间有一个很大鸿沟，这是因为研究者往往是一些在大学和研究所里的为文者，他们基本上属于体制内的被养的干部，而打工文学的作者大多是在第一线的劳动者，他们几乎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这两方面的作者几乎不能真正站在一起对话。书斋里的研究和现实基层世界里的打拼似乎也很难沟通。无论提倡民间精神的人士还是关注打工文学的研究者，都似乎没有那种切身的当下体验和感受。这样就造成了真正的民间和文士之间的“断裂”。打工文学源于打工者对自己身体力行的存在状态的深刻体验，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悍的批判性。所以武善增进一步指出，在现今恶化的文学生态状况下，或许打工文学会为时代勘探出一条文学的新路。打工文学所关注的现实在某些非经历过那种打工生活的人看来属于天方夜谭般的神话，而其实惨淡乃至严酷的现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打工诗人郑小琼说：“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哪个文人曾经关注过这个现象？知道这个数据？联想过“直线”这个意象？而打工文学的实践者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如此震撼人心的认识。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就与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紧密关联起来了。此前，没有任何文学家和诗人关注这个重大的（诗学）现实与文学问题。切身的非诗性的生存体验只有靠在这种生活世界中过活的人方能真切感受到。荒唐的现实远较文学对荒谬的描写更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黑窑童工”、“开胸验肺”、“断指自清”、“房顶自焚”等等，有哪个诗人、作家能够想象到这些发生在当今共和国的真实事件？文学的理论倡导如果脱离了现实生存世界，那就只能变成话语的能指游戏，至于对我们这个世界工厂或农业大国来说，能指及其游戏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是在关涉到民众的生存真相以及通过文学艺术如何表达的问题上，我们的批评话语和理论话语显然是滞后了。面对4万多支断指，文学家的想象力哪里去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能够表达打工者自身的心境和感受吗？似乎不能。而西方的现代派想象力在这方面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可资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当然，打工文学在纪实性基础上的情感表达和意象选择、方法技巧等方面，还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此，武善增认为：“打工文学直接反映和揭示了社会底层严酷的生存真相，许多作品内容直接是对打工者真人真事的抒写。这种粗粝的打工生活原生态的真实呈现，使得那些闭门造车、玩语言游戏的所谓文学‘创作’显得是矫揉造作、苍白无力。这样的打工文学，作为打工者的一种话语倾诉，作为打工者凄厉尖锐的心灵哭喊，穿透了当下文坛浮声喧哗的重重帷幕，撕开了被绚丽迷梦遮蔽的现实一角，让人们猝然看到了社会生存的别一种真实景观。”他举出了江非的《时间简史》作为例证，我以为可以很好体现现代派手法如何紧密地与生存状况结合在一起，从而与传统的写实手法拉开了距离，也更加震撼人心。该诗写的是一个打工仔的死亡：“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外出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十六岁打谷场上看过一次，发生在深圳的电影/十五岁面包吃到了是在一场梦中/十四岁到十岁/十岁到两岁，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由少年变成了儿童/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上的上河蚌村出生/他父亲就活了过来/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倒推的手法，表达的是冷中有热的情感基调。
王十月的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也同样传达出类似的黑色幽默般的审美色调和艺术追求。这些作品使我想起了杨争光的现代派小说《老旦是一棵树》中的愤懑、黑色而滴血的幽默。如果一味地遵从现代文学传统和技巧，以阶级立场来分析评判打工文学所面临的阶级矛盾，就有可能重走二元对立的阶级分析法的老路。所以武善增指出，应该从（普遍）人性的角度而非从阶级的角度，才能把打工文学推向较高的境界。从他对那些值得肯定的打工文学的评价来看，如何把打工中的悲惨而屈辱的遭遇化为一种智慧化的写作，而非那种哭天喊地的激情宣泄，以及如何摆脱当今消费主义的蛊惑，是打工文学及其理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