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子头南面相距不远有一个小村庄，它像单靠着躲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鹡鹑一样，紧密地躲藏在一片黝绿的松林里面，对于长城一带的急急惶惶的战事，似乎取着不闻不问的态度。十日前，有三师左右的中国军，不惮远征地从别山方面开来，在陀子头，只是经过而已，并没有驻扎，但是也教那小小的市集整整地骚乱了三昼夜之久。这样他们都向滦河方面出发去了，却在刚才所说的小村庄里设下了一个兵站。
这个兵站有它的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是直接隶属于军部的；军部和平谷，密云，帮均，高楼等处的友军的联络，凭着电话，短波的无线电，以及传令兵的单车队等等，在这里设下了很密切的交通线。军部派一个中校副官在这兵站里负全盘的责任。
副官是一个稍近衰老的壮年人，没有胡子，面孔很白皙，背脊有点驼。
他不像一个粗俗的武夫，不像军队里所常见的人物。嘴里老是承认着自己是一个军人，头脑简单，什么都不懂；心里却目空一切，骄倨，自大，否认着世间所有一切的道理。他的学力很好，军事上的不用说，政治上，也很有修养。但是，像另一种文武全才的人物：在普通人的行列里，时时露出自己是怎样的壮健，英勇，以及别的近似军人气概的特点；一到军队里去，却把所有的同事们都看作蠢愚无知，如牛似马，自己却装起斯文来了；那也不是的。
他对于比自己低下的人们，非常和蔼，却并不凭着这一点去蔑视长官；为着同情这些低下的人们而至于对官长抱着抗拒的态度，在他是没有的。他承认长官在作战的指挥上是怎样的重要，并且，当一个将领指挥他的部属去战胜敌人的时候，（不要就说是战胜吧，只要肯站硬着脚跟，让自己的部属在火线上和敌人比一比身手，不要发下退兵的命令就好了！）将领就是一面神圣的旗子，标帜着民族的光荣，要在全世界的人们的面前炫耀的，因此他十分地敬重他的长官。对于军长，他是当为偶像一样的信奉着；军长对他也很看重。别的人，他们有时会因为和自己的长官过于亲近之故而把长官的尊贵都忘掉了，他却不是这样；军长对他越亲信，他是越能够体认他的尊严。
他喜欢当军长不在的时候，对着别的人们传述他（军长）的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而这当儿，他的态度是庄重的，他决不特别地显示自己和军长有什么密切的别种关系的身份。只是在这里，他往往露出了自己的短处，就是过于爱发空泛的议论一些，而在他管辖下的人们，因为晓得他这个人很好，有时候虽然也反驳他、诘难他，但从不曾对他露出什么不恭敬的地方。
那么，兵士呢，他们在作战……上，不重要吗？
遇到了这种发问的时候，他说：“自然，作战是全靠着兵士了！可是这样说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军长如果听了这样的话，他是要气恼的，你们难道不了解他的脾气吗？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指挥官，他承认指挥官在战斗的胜利的把握上，有着极神圣的尊严，这是好的，因为一个长官必须具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把兵士的地位提得太高……喂，诸位，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军长，他是要气恼的！”
“你们看吧，”他接着又说，“当了一个主管官的人，如果不明白自己的职位的重要，那就是一个草包！我们的军长，他处处对自己的职位负责任，也就是说，他处处对国家民族负责任。如果他不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就不需要这样的指挥官。然而我们的军长，他是负责的。单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的尊敬了！有一次，我和他两个人骑着马到野外去视察，他问我结了婚没有，我也不好意思怎样回答。这时候刚巧要走过一座桥，他因为对于这桥存着警戒心，竟然下马了，这就是他的伟大的地方。……而我，当时还不大明白此中的意义，以为他不敢骑着马过桥，是一种懦怯的表示。如果你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又觉得怎样呢？大概都一样吧？所以，对于自己的长官不能够有着深刻的认识，这实在是我们当部属的人的耻辱，对吗？劳司书你说吧！”
他最看重劳司书，因为劳司书是一个学生，他的年龄虽然比别的人都小，但是他做事负责，勤勉，而且很聪明。
劳司书，当然，他是这样说了：“是的，譬如一个人向东走，那么他对于南，北，西三方都逃避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于宪兵和侦缉一类的家伙，是尽可能去逃避的。一个人趋向于大的成就，对于许多小的，就看轻了。一个勇敢的将领，为着要把勇敢用在大的上面，而不是用在小的上面；用在这一线和那一线的作战上，而不是用在这一阵地和那一阵地的作战上；用在这一民族和那一民族的决斗上，而不是用在这一队伍和那一队伍的决斗上；遇到了无意义的场合，把懦怯当作甲胄一样套在身上，是必要的，而对于一切小的无须有的牺牲，都逃避了！”
“说得好，不错！对！”副官嘉赞着，“那么，诸位也就懂了？没有疑问了？”
人们只好缄默着，因为，如果再说，就会变成了论辩，在军队里，论辩并不是一种好的习惯。
副官于是快活，那白晰的脸上焕发着光彩，却不笑；如果笑起来，就要坠失了军人的尊严。军人的脸只能够留存着忿恨和暴戾，而且应该是坚决的，悲苦的。
每天早上，他很早就起来了。他不怕寒冷，就是下雪，或是刮风，都不能阻碍他早起的习惯。他一起床，总是很快地穿好军服，绷好裹腿，像临到了要出发或者从军长那边接受了什么紧急任务的时候一样，一点也不懈怠，自始至终是那样的紧张。这样他独自骑着马到这村子的前后左右去视察了一周，回到办公室里，这时候大概是五点三十分左右，于是打电话到望府台司令部的参谋处，从询问中得到了“卢龙城前线安静如常”的情况之后他对着煤炉坐下来，拿了一条铁条子捣动着那已经冷熄了的煤炉。如果这时候，偷闲的勤务兵还是在别的角落里躲藏着不肯出来，那么，他自己要在这煤炉里生起火来了。他决不会为着一点小小的事而激起了怒火，动辄就在勤务兵的身上大发雷霆。
“把传令班长叫来！”
传令班长进来了。副官点一点头，还了他的敬礼。
“今天能够有五个传令兵留下来吗？”
“报告副官长，昨天派出的两个还没有回来，一个新的还不曾把脚踏车学好，只剩三个了。”
“这样好。叫他们不要随便乱跑！”
传令班长出去之后，于是叫无线电生。
“到此刻为止，把接到的消息都拿来吧！”
无线电生把电报拿来了，大概这电报只有一张，因为从来电报决不能在电务人员的手里有三十分钟以上的逗留。
“北平，×月二十一日，”无线电生念，“最近日苏国交之危机，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等等谣诼，甚嚣尘上，其流布于日本者既如此其盛……”
“喔，这是关于国际方面的了，”副官说，“这个消息旧得很，我很早就已经知道，……当然，所谓战争者到底是什么？那是两国，或者数国之间，在生命线上发生了政治的经济的冲突的时候，用以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而已。就世界大战说吧，……诸如此类的政治的经济的矛盾，我们从远东的历史中也可以举出同样的例证：日俄战争的当时，日本把持大陆政策，朝鲜不用说，就是隔岸的满洲，也想去吞并，以入自己的版图；当时帝国主义者俄罗斯也同样想在远东求得出路。从前面的例子来看目前远东的形势，日本和苏俄两国之间，有同样利害的矛盾吗？有这种政策上的冲突吗？换句话说，使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在目前日苏两国的关系上，已经存在了吗？”
副官在这样连串地提出发问的时候，他底温暾的目光，庄严地对无线电生迫视着。往往是这样，他从某一电报里（顺着自己的兴趣）把捉到一个问题之后，一切的议论都集中在这问题的上面，甚至把别的电报都舍弃不管。
大概这是一种记忆中的书本上的记载，要说明一种事件也许是足够的，可是要说明讲述这事件的人，就微乎其微。副官却喜欢这样。在这一点上，他确实表现了十足的书呆子的气味。不过，这已经涉及他的性格上的那一面了。……对于这样的国际问题的讨论，如果无线电生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么就参加进去也无妨。无线电生，当然，他是对于全世界的排×运动很有研究的，他这么说了：“……我看，言论机关，当其作为手段的时候，是非常猛烈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休战成立，同时英美言论机关也泼辣起来，渐次造成了排×运动的气势，于是反应在中国的新闻报纸上，由一九一九年，五月，正当排×风潮最激烈的时候，英美的言论机关差不多全都负起了抨击××的任务，其中特别活动的，是北京、天津的《太晤士报》、《华北明星》、《益世报》、《上海新闻》等等。”
在这会议厅一样的严肃的空气里，如果劳司书那孩子也加了进来，那么，他是要受一番试验般的考问的。
“今天的《进军》，你想出什么题目来写呢？”
《进军》是军部出版的小日报，小到只有油印的一张纸，劳司书自己一个人担任了写稿、编辑、刻钢版和油印的完全责任。
“我想好了。”
劳司书依例是这样说。
这时候，他还不曾洗脸，着惺忪的双眼，军服套在大衣的里面，合着大衣一起胡乱地披在背上，两只手掌互相磨擦着，前胸上露了出来的赭褐色的卫生衣喷着酵母般的酸霉的热气，他总是起得很迟，是一个贪睡的孩子。
“一个关于机关枪和掩蔽部的（题目）吧？我似乎听见你说过了。”
“不。那是‘武装的民众到前线去！’”
空气又变得凛然的了。
副官严肃地把着微笑。要知道，在军队里，这微笑是一个“不加惩罚”
或者“嘉勉”的记号。
无线电生于是敬服地望着劳司书的一张结实而英勇的小脸。而劳司书这时候却紧张起来了，他在这个题目之下还有附加的说明：“这文章写出来，该是最雄健，最有刺激性的一篇了！”他自己热烈地鼓噪着。
“你打算怎样开头呢？”副官似乎很能够体会着文章上的风趣一般，说，“我想，譬如振臂一呼，创病皆起的气势，用起来倒是很确当的。并且有一个要点你应该提及，就是，民众到底是怎样武装？所谓军民联合的游击战术，在目前的国际战争上，譬如，当我们的军事势力占优势的时候，那又是怎样的呢？”
“我想，我必须说，第一，中国的民众是不可侮的，他们应该反省……
其次，中国的将领，必须放弃过去狭窄的态度，充实民族意识，绝对负起领导民众的责任，在火线上，要像信任自己的部属一样，信任民众；第三，兵士，不但在作战上站在长官的前头，并且在意识，在勇气，乃至在政治的把握上，都要站在长官的前头！”
“好的，”副官果决地赞成了说，“就这样写吧！写完了，就拿来给我看，记得吗？如果你把兵士的地位提得太高，……注意，那是要加以修改的。”
那么，他接着就叫黄服务员。
黄服务员是一个管理电油和军械的勤勉而忠实的家伙，但是他爱喝酒，这样的性子，像着了魔似的，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
“你给我问一问那汽车夫，他说军长的汽车坏了，你少喝一点酒吧！”
黄服务员，无线电生，两个人一齐对着他敬礼，走了。
劳司书重又回到寝室里去。他摇摇摆摆地，大衣的两只袖口在左右挥动着，一面踱着步，一面哼着他自己的音节不明的调子，很有一点名士的气味……
日本的飞机在这村子的上面经过两次，掷下了一个炸弹，落在村子东南面的一个还未下种的旱园子里，炸了一个很大的窟窿。卢龙方面，却是一天一夭的转变严重了，据望府台军部参谋处的报告，从卢龙派到抚宁去的一团，合当地的保卫队二百余人，为日本第十六师团蒲穆所包围，由廿三日向晚开始激战，到次日上午九时五十分，战斗结果——全灭。中国的军人现在正陷于一种非常苦痛的境地，他们像从运命里给注定了下来的败北鬼，每一次战争的开始，以至每一次战斗的结束，这种惨痛的史实往往给写在同一电报的里面。他们所演出的始终是一个悲剧，对于全国的民众，是专用这悲剧去激动他们，而向来被称为低等的中国民族，（这也是命运的指使吧！）他们一生下来就给决定了：他们只好对着这悲剧痛哭，痛哭掩盖了他们整个的一生，而他们的热情对于这悲剧的支付却永无限制，是一个发出悲痛的无尽藏的宝库，甚至呈出了泛滥的状态。滦东的急讯，正如喜峰口，南天门和冷口等处的失陷一样，是从一个可怕的巨灵所发出的连串的讯号。整个的中国民族，四万万广大的人群，每一次接受了这讯号的指使，每一次在那风声鹤唳的黄昏的国境中作着绝望的可悲的喊叫。从北平方面传来的消息，告诉这些在岌岌可危的火线上苦守着的战士们，全国的同胞又鼎沸起来了。这充满着悲惨的哭声的鼎沸，对于那兵站里的严肃的工作者，也正如对于所有等待着民族的自信的爱国者们一样，所激发而起的情绪，是那么的崇高而尊贵。
每一次看到那报纸上的如火如茶的爱国运动的记载，副官，那可敬的勇士总是兴奋地喊叫着：“你们看，中国的民众都起来了！广东的抵货运动还是由抗日会在领导着，南京，上海一带没有抗日会，却有屡次自发的学生运动在抵制着。中国的学生，真是中国民族的灵魂，他们无论站在任何一个人堆里面，都是这个人堆的精华，活力和推动者！我以为学生运动只是一种幼虫，在我们的救亡的工作上，学生运动必须由幼虫变蛹，由蛹化蛾，才有希望。就是说，学生必须一个个离开了学生的本身，参入别的救亡的队伍中去……如果过了一个时候，还是保持在他们学生自己的队伍里，不会蜕化，就像这幼虫死了，它并没有变成了在天空里飞着的蛾！”
或者：“你们听见谁说，‘中华民族是无望的’，你们就躲开了他吧，像遇见了疯鬼的时候一样，千万不要受他的传染！这样的人，他们说出来的道理是很多的，材料也够丰富，有时候也像梁任公的《饮冰室全集》的行文，叹息着，哭哭啼啼，再悲切些就吟一首诗，但是那唯一的目的是什么？无非要下一个这样的结论，证明整个中华民族必至于死灭，如此而已！你们应该确信，过了这个难关，中华民族的复兴期就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