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儒学在唐代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且有下沉的危险。韩愈决心复兴儒学，视佛教为邪说，提出儒家道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划清儒佛界线，巩固儒家阵营。唐元和十四年（八一九）韩愈谏迎佛骨，触怒宪宗皇帝，被贬广东潮阳，作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反佛失败，关系重大，从此儒学难于跟佛教抗衡。儒生个个学佛，儒冠而佛心。
郑雄：怎样看待宋明理学（道学）在儒学历史上的地位？
周有光：宋元明清（共九七九年）是一个外族入侵、汉族受难的时代。汉族在元朝是三等奴隶，在清朝是二等奴才。明代虽由汉人统治，可是朱元璋跟秦始皇一样残暴。清朝皇帝用不断的文字狱镇压儒生，儒学只能躲避到故纸堆里去。外族同化于汉族，变成比较“仁慈”的统治者，需要经过至少三代人的逐步文明化。华夏文化于是长期停滞。宋明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受佛教影响之后的变体。汉儒注重名物训诂，宋儒注重义理性命，故称理学。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等提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认为“理”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万物由“理”派生。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等提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观意识的心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北宋张载提出“气”的一元论，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气”根据一定规则（理）而千变万化。各人各说，玄虚无标准。不许排佛，只能学佛，于是抛弃孔孟的积极精神，在说理上学习思辨精微，在内容上学习虚无缥缈，以禅补儒，以儒包禅。宋明理学被誉为体系完整的新儒学。
所谓“天人合一”
郑雄：季羡林先生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我个人（季先生自指）认为，这种思想是有别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您认为，“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与“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有什么区别？
周有光：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不仅善于分析，而且善于综合。什么叫做“分析”？分析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各个要素，并对这些部分或要素加以实证研究的科学思维方法。什么叫做“综合”？综合是一种把对象的各个部分、侧面、因素联结和统一起来进行考察的思维方法，它既是分析的前提，又是分析的归宿。一方面，分析是综合的基础，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另一方面，综合是分析的发展，没有综合也就没有分析。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是统一体。所以不能够只说“西方思维模式是分析的”。
无论是观察实验，或是理论研究都得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注重实证，注重实验、实际的验证。例如，人们运用结构分析法，提出了数学中的几何结构、物理学中的物质结构、化学中的分子结构、生物学中的细胞结构、工程技术中的建筑结构、机械结构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所欠缺的。西方文明发展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扬弃了神学的、玄学的思维方式。
郑雄：所以不能孤立地说西方思维模式是分析的。
周有光：而古代中国的神学思维方式、玄学思维方式都不够科学，之所以不够科学，就是神学思维方式依靠冥想、直感、信仰和迷信，神乎其神，玄学思维方式依靠推理、猜测，玄而又玄，缺乏实证的科学方法，特别缺乏科学的分析。
郑雄：所以，也不能孤立地说东方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因为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
周有光：理学提倡玄想，跟科学的实证精神格格不入。“天不变，道亦不变”，理学认为进化违背天理。“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二十一世纪。
郑雄：有人（如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
周有光：所谓“大自然”不是思维的主体，大自然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大自然怎么能够跟人类“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不要仍然使用神学思维，把“天”当做“人格神”来顶礼膜拜。
郑雄：有人（如季羡林先生）认为：西方人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由盖、碗、托三件套组成的茶盏就分别代表了天、人、地的和谐统一、缺一不可。
周有光：怎么可以说“茶盖”象征“天”、“茶碗”象征“人”、“茶托”象征“地”呢？这样的牵强附会，是“天圆地方”玄学宇宙观的表述，而不是科学的表述。
郑雄：有人（如季羡林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由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其基本思想为：人类的政治、伦理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
周有光：近来有人重提“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作为振兴儒学的口号。“天人合一”是“天人感应”的翻版，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感应”是迷信。起源很早，董仲舒把它抬高作为儒学；教条，还引进了“阴阳五行”的巫术思想，使儒学神秘化。这是董仲舒的错误。究竟什么是“天人合一”？至今说不清楚。一个说不清楚的大概忿，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往往弄成神秘化的清谈空论。儒学必须非神秘化，然后才有存在价值。
宋明理学是佛教化的儒学。学思辨而精微不足，想来世而天国无门。儒冠佛心，貌似神离。儒学的入世勇气，积极精神，完全丧失。“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这个口号离开现代太远了。现代青年认为，“天人合一”是迷信，“内圣外王”是封建皇权专制。儒学只有脱离迷信，脱离专制，才能重新获得现代生命。
郑雄：有人（如季羡林先生）印证了古今哲人对于“天人合一”的种种论述，总结说：“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以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周有光：所谓“天命”是神学与玄学的命题，不是现代科学的命题。现代科学不讲什么天命，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虚无缥缈的“天命”。科学革命是现代文明的开路先锋。什么是“天”？几千年来弄不清楚。十六至十七世纪以来，科学摆脱神学，运用实验方法，观测自然现象，使“天”现出了自己的真相。天文学推翻地心说，建立日心说；力学发现万有引力；光学发现白光是色光的混合；现代宇宙学更进一步用天文射电望远镜探测远到几万万光年以外的天体……过去算命先生所谓“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的星相学对应关系早已成了唬人的鬼话；过去所谓“天文天象是人间事件的征兆”的“天谴论”早已成了胡说八道的梦话。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飞跃前进，一系列的科学突破使“天人合一”的冥想变成小学生也能否定的迷信。
郑雄：原来“天人合一”是神学思维的产物，是冥想，是“天人感应”的翻版，是小学生也能否定的迷信，是神秘化的清谈空论。
周有光：儒学畸变成为“理学”，儒表佛里，儒冠佛心，观世不如来世，积极变成消极；后来归纳儒学，提出“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迷信封建，跃然纸上，难于为现代青年所接受。儒学完成了为封建服务的历史使命，今后要为“后”封建服务，必须去腐留精，与时俱进，开创儒学的现代化。
（本文得到了文化学者陈明远先生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光华大学纪事
--周有光先生访谈录
周有光口述韩戍整理
周有光（一九○六年-），江苏常州人，原名周耀、周耀平，后以笔名“周有光”行世。一九二三年考入圣约翰大学。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跟随师生脱离圣约翰另立光华大学。一九二七年从光华大学商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兼附中教师。一九三三年与“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结婚，与沈从文成为连襟。其后留学日本，一九三六年回国，任教于母校光华大学。抗战中任职于四川新华银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一九四五年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一九四九年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一九五四年，因之前出版发表过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其后放弃经济学专业，任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成”，下放宁夏。一九七九年，代表中国参加华沙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技术会议，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一九八○年，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一九八四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一九八九年离休。离休后笔耕不辍，出版了《朝闻道集》、《拾贝集》、《百岁忆往》、《百岁新稿》、《语文闲谈》、《周有光百岁口述》等著作。至今一百零七岁的周有光，仍然思维清晰，每日读书写作，关注当代中国思想动态和时事热点，持续为中国思想界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韩戍：周老先生，您好。您是光华大学最资深的校友，我到您这里来了解一些关于光华的情况。
周有光：过去的大学，圣约翰大学有人研究过了，光华目前还很少有人研究。
韩戍：这是当年您发表的两篇文章，我找出来给您看看。这篇是一九二七年，题目是《论光华校歌》，当时您叫周耀；这篇是一九三五年，题目是《教师生活的保障》。
周有光：对我来讲，如同隔世，真是想不到还有这些东西。这很有意思。
韩戍：您在光华读书，毕业后留校做老师，对吗？
周有光：我一九二三年进入圣约翰大学，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离开，进入光华，一九二七年在光华大学毕业。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准备要我到外面去工作。光华的校长是张寿镛，他说，光华需要人。附中需要人，你先在本校服务，再到外面去。这样我就留下来，先在附中教，书，后来在大学里教书。在大学里先做助教，后来上课。
韩戍：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光华的？
周有光：大概是两年以后。孟宪承跟我讲，一个人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外国的习惯，当时在一个地方待了三年就不能再待了，再待人就不知不觉失去敏感了。他到外面去，把我带到外面去，去无锡办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当时提倡一种民众教育。民众教育的思想由丹麦哲学家格隆维提出，当时是很进步的。孟宪承对格隆维的思想特别崇拜，翻译了格氏许多书，我翻一半他翻一半，书名已经忘掉了。
韩戍：孟宪承先生在光华任教时间很短，为什么？
周有光：圣约翰大学闹学潮期间，我们中文部整个都离校了。他是圣约翰大学中文部的主任，他也离校了。他离校是很积极的，但是他是在美国读过书的，对教会学校还是有感情的，他不愿意人家骂他是破坏圣约翰的罪魁祸首。假如他在光华大学待得长，就和圣约翰大学对立了，因此他选择另外走一条道路。
韩戍：您觉得当时光华的校风和圣约翰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周有光：光华的一切都是继承圣约翰的。办校的宗旨表面上看是变了，实际办校都遵守圣约翰的一些好的办法，比如学术自由、民主办校这种原理，都按照圣约翰的办法，因为圣约翰的办法很成功。当时许多有名的学者都愿意来光华教书，光华一直都办得很好的。
韩戍：光华在抗战前十二年的风格是一以贯之的吗？中间是否有变化？
周有光：当时上海、北京的学校都是很先进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按照英、美的原理办，像徐志摩这样本来在北京教书的，他愿意到光华来教书，都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当时办大学从北到南，都是按照英、美大家公认的一种办法，可以说都是遵从蔡元培的八个字：“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后来因日本侵华破坏了以后，则难觅影踪了。
韩戍：刚才您说教授治校，光华这方面的资料不是特别多，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有光：“教授治校”这句话当时是不大讲的。实际上，它有一个教授的会议，教授会议许多大学都有的，组织、名称不一样，但教育的事情由教授来决定，政府不干涉。当时的教育思想学说，特别是胡适回来之后，把美国杜威的教育思想引回来，到今天一直是很先进的。我们今天大学的困难是自己造成的，学习苏联搞乱了，改革开放后已经改正了不少，但还是差得很远。那个时候是一个正常的态度。到现在把大学拼命扩大，既不走苏联道路，也不走欧美道路，自己搞一条道路，莫名其妙的，反而不正常了。
韩戍：刚才您提到胡适，胡适在光华也任教过一年，具体的情况您有印象吗？
周有光：他没有正规来做教授。他来上课，他来演讲，因为他是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校长。那时很怪，大学都叫公学，南洋大学叫南洋公学，中国大学叫中国公学。他在光华可以说是来短期讲学，还不算兼课教师。
韩戍：光华的第一任文科主任严恩椿，您有印象吗？他的生平很难查找。
周有光：有印象，我不大记得了，好像是生什么病很早去世了。他的水平很高，他是一个英美式的学者，不是像胡适这样子有选择的推广现代化，他比较保守。他是英美式的绅士型学者。
韩戍：他写过一本书，名叫《训政》，他是不是和国民党的关系比较亲密？
周有光：我不知道他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国民党当时吸引了很多留学欧美的学者。他可能不是一个国民党员，只是一个研究者。他只是写书，英美式的思想嘛，那个时候欧美回来的学者都是同一个道路。他写书只是为了研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韩戍：他在学校当文科主任，有没有什么具体改革？
周有光：他上课的，大概是关于历史和政治学的课程。
韩戍：您能否谈谈光华副校长廖世承的情况？
周有光：廖世承与光华很有关系，他原是中学的校长，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光华本来要请他做校长，他不做，要做中学校长。他的理念是，中学办得不好，大学就办不好。他是大家公认的中学教育的专家。我们今灭的困难就是中学教育有问题，中学办好了，大学就轻松了。
韩戍：您对钱基博、吕思勉两位老师有印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