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有印象。钱基博的古文很有名，但是很保守。我给你讲一个笑话，一次他让人家写文章，交上去了，多数人用钢笔写，我是用毛笔写。用毛笔写的人没有问题，用钢笔写的人被大骂。他说，中国人要用中国的工具，钢笔写的退回去重新写。钱基博很保守的。可是在他的下面读书，古文进步得快。吕思勉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后来历史学理论只有一条道路了，反而把历史学搞坏了。历史学家不能只有一个，现在改过来了。历史学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搞得一塌糊涂。
韩戍：您能讲讲李石岑在光华的情况吗？
周有光：李石岑我知道，当时我们很敬佩他，他文章写得好。后来他倒霉了。他结婚后跟一个青年女性恋爱，闹出来把他名誉搞坏了。李石岑在当时思想进步的。他在好几个大学兼课，具体属于哪一个大学我记不清楚了。当时上海的青年很喜欢他的演讲和文章，都是很好的。
韩戍：当时的大学教授兼课情况较多，对吗？
周有光：兼课和兼职还是两码事。兼课是零星的，兼职是有职务的。兼课是一个钟头多少钱，讲完就完了。
韩戍：光华的学生，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周有光：创立光华大学两个人很有功劳，一个叫陈训恕，一个叫史乃康。他们两个人了不起，圣约翰风潮时他们已经要毕业了，他们两个人不要文凭。光华大学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两个人做的。这两个人水平很高，办事能干，他们是创办光华的功臣。
韩戍：陈训恕是陈布雷的五弟，他后来在巴黎留学的时候去世了。
周有光：对。史乃康也是很早去世了，这两个人都是英年去世的，很可惜。
韩戍：那储安平呢？
周有光：储安平很熟的。但是储安平比较晚，那时，我已经离开光华了。储安平和我夫人是同班同学，经常到我家来的。储安平是新式大学培养出的一个人，他的思想是大家公认的，他的政治思想是完全英国式的，当时大家认为他的那种理论是当然的，不是一个特别的东西，但是后来反右，他倒霉了……韩戍：储安平就读于光华附中，后来升入大学，他在中学的情况您了解不？
周有光：我不清楚。他是我夫人的同班同学，跟我夫人和我都很谈得来的。我好像记得，储安平道了英国回来，办《观察》杂志。我的印象他文章写得很快，这个人头角峥嵘。
韩戍：当时光华的学生是否有参加党派情况？
周有光：当然有，但不知道。那个时候参加什么党是自由的，人家不管的。那时候是英美式的生活，今天参加这个党，明天可以换一个，你参加什么党大家不注意的，不因为你参加党派了在活动上和学术上有什么方便。这种党派影响学术，那是后来才有的。
韩戍：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去光华演讲，一九二七年鲁迅去光华演讲，您是否记得？
周有光：不记得。……鲁迅应当受到尊重，但不应该刻意拔高，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鲁迅特别高……韩戍：当时胡适的地位比鲁迅要高，可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抹掉了。
周有光：对。鲁迅的家里我去过，我的姐夫住在鲁迅的隔壁，都在北四川路。我的朋友也住在北四川路，和他往来比较多，带我去见鲁迅。大家对他只有普通的敬重，没有什么特别敬重。他应该受到普通的敬重，拔高是不正常的。
韩戍：当时中国青年党曾琦、李璜在光华的活动情况您是否有印象？
周有光：没印象。当时国民党之外有两个重要的党派，青年党和国社党。国民党是亲美的，共产党是亲俄的。中国历史上俄罗斯的占领中国领土最多，从清朝抢过去的。中国和俄罗斯一向是思想不容的，和英美是很亲密的……韩戍：光华建校初是否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周有光：我当时没有感觉到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反帝国主义不等于民族主义，至少办学过程中没有反英、美的思想。不是办学中还在反英、美，始终比较自由开放。光华学生对圣约翰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当时有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感觉，我们到今天对圣约翰英、美教育的思想还是印象深刻的，受的影响很深。
韩戍：当时从圣约翰离校时是否有被胁迫的情况？
周有光：我的印象，离校的人对圣约翰都是很好的。当时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圣约翰大学的制度不好，而是当时的问题没法解决。圣约翰校长不是不许开会、演讲，就是不要到马路上去。国旗事件时我不在当场，我的印象那是一个临时的事情。圣约翰的学生对离开圣约翰还是恋恋不舍的。台湾办了一个圣约翰科技大学，我和他们一向没有往来，今年他们特意来看我，送我这个杯子做纪念品。它现在还不能算-个又名的大学，但有希望，按照英美的办法来办。……现在很清楚了，一边倒是错误的。一边倒要深入理解，深入研究。不了解过去的错误，对今后我们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你研究光华是研究过去的一个部分，这是很重要的。可惜光华破坏得太早了，不像圣约翰底子太深。现在全世界的圣约翰同学会是很厉害的，大概两年或四年开一次国际校友会，全世界圣约翰的校友人很多、地位很高，每次开会租一个豪华游轮，放在新加坡，转了一个大圈子再回来。中国有好多人去参加的。我不能去参加，拍了录像带给我看，好玩得很。
韩戍：光华校友在这方面就很弱。
周有光：对，光华的时间短，基础差。光华本来想恢复，张寿镛的儿子张芝联搞到一些钱，香港有好几个光华的旧同学、大资本家，都支持光华复校。后来张芝联去世了，也没人再提了，我看搞不起来了……韩戍：最后一个问题，当时的光华在全国教育界占一个什么位置？
周有光：光华是许多有名大学中的一个，可是它有天然的缺点，刚刚办，没有一个强大的背景，没有强大的力量，只能大家来帮忙，许多北京有名的教授都来兼课。等于种了一棵树，大家刚刚来浇水的时候，打仗了，破坏了，日本侵华的时候把光华打掉了。光华打掉之后，人都散到很多地方去了。光华刚刚起来的势头是很好的，教育界学术界都很支持，当时差不多全国有名的学者都去演讲过，马寅初也常常去讲课的。我认识马寅初就是他常常去讲。课，后来马寅初和我很好。
韩戍：好，多谢您，我的提问结束。
周有光：不客气，不客气。
“国学了不起，但是要现代化”
--专访一○六岁著名学人周有光
潘耀明李宇明钟宏志
访问周有光先生，绝对是毕生难忘的经历。去年，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在一栋八十年代、没有任何装修的书房里，一○六岁的周老，坐在一张油漆斑驳的旧办公桌前，接受我们的访问，眼不花，气不喘，手不抖，并且谈笑风生。在访问结束时，周老为《国学新视野》杂志题字：国学了不起，但是要现代化。题完字，他自嘲地说，这是没文化的写法，我要去上小学了，明年该进幼稚园了，哈哈。
周老是我们见过的最爱笑的老人，周老的欢笑声几乎贯穿我们访问始终。这个百岁老人的童真、机敏、幽默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每个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访问，这是一次心灵之旅，令人深深地感动。
本次访问是本班潘耀明主编、前执行编辑钟宏志在中国国家教委语言司司长李宇明教授陪同下进行的，在此特别感谢李司长的大力支持。
访问者：潘耀明李宇明钟宏志
受访者：周有光
访问时间：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访问地点：周有光住家
提问：周先生，您好！我们国学杂志每期都有国学、汉学名家访谈栏目。我们一直想跟您做个访问，明年春季号杂志想发表您的专访，因为您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不仅在中国，还有在海外，太重要了。
周有光：没有，没有。（笑）
提问：今天见到您太高兴了，您精神很好，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
您在语言学上的贡献非常大，实际上不仅是语言学，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您还是儒学大家。应该说您首先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家到儒学大家，不简单啊！您现在还经常写稿，我看到香港的报纸上有您的稿。
周有光：是的，是的。（笑）我今年一○六岁了。人过了一百岁啊，退化得你都不敢相信。耳朵不灵了，我不戴助听器，一点都听不见了；眼睛看不见了，还好做了手术换了晶体就恢复了；最糟糕的是记忆力坏了，我本来记得的东西，人家一问我，我就忘了，哈哈哈……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提问：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您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这个过程。
周有光：我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孙女在小学时就跟我讲，她说：爷爷，您亏啦，您搞经济是半途而废，您搞语言是半路出家，两个一半合起来是个零啊，哈哈哈……小孩都讲这样的话，我说，一点都不错，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嘛。
提问：您这样才了不起啊！那么，请问周先生，经济学和语言学之间实际上有没有联系？
周有光：有某种联系。譬如我研究汉字统计，我提出一个规律，叫做汉字效用递减率，就是字增加的越多越没有用处，少数字用处很大。这就是经济学的概念，我把它用在文学上，经济学知识对我研究语言有一点小的用处，大部分都没有用。
提问：经济学忘记了没有关系，您后来就全心全意投入语言学，对中国文字改革贡献非常大。
当年的文字改革，在五十年代有个简体字推广，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周有光：当年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从美国回来，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因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到了一九五五年，中央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新机构需要人，要把我调来。我说，我搞语言文字是业余的，我是外行，调来不行的。领导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就服从命令调来了，这是偶然的事情。来了后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推广普通话；今天普通话基本上推广了，没有问题了，那个时候推广普通话阻力很大的。第二件事是简化汉字，就有问题了；第三件事就是制定中文拼音方案。我们其实已经有了注音字母，就是“国语罗马字”，这是赵元任搞的，非常好，但是不能推广，因为太复杂了。“国语罗马字”外国人学不会，小学里推广不了，因为他用拼法变化来表示声调，道理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推广不了，所以要重新制定一个拼音方案。文改会主要就是搞这个工作。
我来文改会的确是偶然的，但我既来之，就老老实实地做，经济就完全放下了，按照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要求来做工作。自己则一面学，一面做。做了之后，就感觉中国有很好很古老的传统，我们有训诂学、文字学。文字学这个古老的学问是中国开创的，的确是了不起啊！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学问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甚至不研究少数民族；还有呢，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中国人的习惯，你搞现代不算学问的，搞古代才算学问的。（笑）提问：当时钱伟长先生是不是跟您在一起呢？
周有光：钱伟长原来跟我是普通朋友，因为他搞物理学，跟我是两码事。后来在一起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三个人，大家在一起翻译很有趣味。当时的情况是，中美友好以后，邓小平到美国，美国总统就提出希望做几件中美联合搞的文化工作，当中一件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邓小平很重视这件事情。中国方面三个人，美国方面三个人，成立联合编审委员会，开展翻译工作。当时人家说这个不能翻译的，这是帝国主义思想，将来你们是要被杀头的。（笑）提问：三个人，您、钱伟长、还有谁？
周有光：还有一个是刘尊棋，我们在美国就认识了。我们六个人组织翻译百科全书，是第一次翻译，隔了五年后还有第二次翻译，增加了更多材料。
提问：那两位先生都已经作古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