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年5月，蜀汉太子刘禅继位，改年号为建兴，丞相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身为皇帝的刘禅对诸葛亮表现出了绝对的信任，下诏表示军政要务都依诸葛亮的决断而处置，自己则主要负责祭祀等必须由皇帝本人负责的事务。然而，即便整个蜀汉还尚未从战败的创伤和老皇帝的离去的哀痛情绪中走出，时间和形势却已经不再容许诸葛亮哀伤——蜀汉周边的大小势力已纷纷在刘备尸骨未寒的时节搞起了小动作。
北地的曹魏派出了一套豪华阵容对风雨飘摇的蜀汉政权展开了各种书信劝降攻势，这里有位高权重的司空王朗，也有亲手抓捕并处决汉献帝皇后的司 徒华歆，仅曹魏地位最尊崇的三公就到齐了两位，另外诸如发明了“九品中正制”的总理级官员陈群等一干官员，他们中间有利诱许诺诸葛亮带领蜀汉“弃暗投明”就能获得高官厚禄的，有威胁如果不投降就马上出兵拿下蜀汉的，有大谈“我夜观天象大汉气数已尽、你们应该投降”的，更有攀亲戚拉关系希望诸葛亮念及亲情友情爱情的。
而蜀汉治下的南中之地，自东汉建国以来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每隔几年都会出现官员被刺杀、局部地区叛乱的现象，堪称“针插不进，水泼不出”的国中之国。此时，以雍闿、高定为首的豪强趁蜀汉遭受挫败之机，公开联合少数民族头领孟获等势力竖起反旗，除地处南中最西南的永昌不韦县在两位蜀汉地方官吕凯、王伉的领导下坚壁清野、严防死守外，整个南中全部沦陷。雍闿效仿曹魏对被围攻的不韦县展开劝降工作，吕凯直接回信拒绝：“你们雍家在东汉开国之初，就因为审时度势归顺了我大汉，从而得以流芳百世。现在我们诸葛丞相英明神武，目光如炬，受老皇帝托孤遗命，对蜀汉官员只表彰功劳不记恨过错，这样的好领导到哪儿找去？老雍啊，你可长点儿心吧！”诸葛亮听说此事后非常感慨，上奏章给皇帝刘禅说：“永昌的吕凯和王伉都是普通的小官，在远离朝堂而又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向我大汉尽忠职守十多年，面对雍闿等反叛实力的包围却能坚守忠诚的信念，真没想到永昌人是这样的硬骨头！”
江东孙权也一点没闲着，虽然此时自己的部队正在跟曹魏军进行激烈的攻防战争，无暇直接对蜀汉表露出敌意，但孙权先是接受了雍闿叛乱后抓获的俘虏益州太守张裔，紧接着又加封雍闿为永昌太守，鼓励南中叛乱势力扩大范围，并继续把前益州牧刘璋的儿子推上前台招揽旧部，或明或暗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以削弱蜀汉对南中的控制力，希望能随时趁机而入。
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面对四方敌意，随着诸葛亮冷静地陆续下达一条条指令，蜀汉的国家机器开始争分夺秒地运作起来。面对蜂拥而紧迫的各类政事，诸葛亮首先做的便是选贤任能奔赴各重要岗位，并进一步完善和修订法律制度。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诸葛亮就这两件事专门向蜀汉的官员们接连发出的两封意在鼓励大家多为国事献计献策的亲笔公告信：
各位参谋国事的官员，应当知道所谓‘参谋’就是集思广益之意。如果大家事事怕得罪上司同事而不发表自己正确的见解，那么军政事务又怎么能做好？国家因此遭受损失的话，大家还有脸吃这碗饭吗？很多问题可能确有分歧，可如果通过论辩把问题解决了，不仅能消除彼此间的分歧，更是对国家有益的好事。现在我们蜀汉的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够尽心直言，先前只有徐庶不避嫌疑大胆直言，后来又有跟着我七年多的董允，只要他认为我哪里做得不妥，就一定会向我提建议，最多时甚至往返十次前来劝阻。如果大家能够向他们二人学习，多为国家提建设性意见，那么我这个做丞相的也能够尽可能地少犯些错误。
“过去我刚认识崔州平的时候，就多次被他指正言行得失，后来和徐庶成为朋友后，得到的教诲进益就更多。先前我和董允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每次都把意见毫不保留地告诉我，其后跟胡济一起共事，也多次听到他对我的劝谏和批评。虽然我能力有限，水平一般，不能完全采纳他们的建议，但和他们四位的关系一直都相处得很好。这足以说明不同的意见对人与人的关系并无影响，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在整顿工作的开展中，诸葛亮一直事无巨细地对政务文书进行核查和校对，丞相府掌管文书的佐吏杨颙听说后，直接来到诸葛亮的办公室说：“治理国家是有法律和制度的，上下级不应当相互干涉工作。我用居家过日子给您打个比方，本来可以安排仆人去干农活，让侍女去管做饭，养只鸡来打鸣叫大家起床，养条狗看家护院防盗，养牛来运重东西，养马去跑远路，各司其责，什么事都不会耽搁，家庭所有的需求都能够满足，只需要高枕无忧，吃吃喝喝就行了。但是某天这家主人忽然希望自己去干所有的工作，不再交给别人去专管，那么即便天天繁忙做各种事情，人累坏了，工作却没干好。难道是主人比仆人和牲畜无能吗？只是因为他没有遵循当主人之道罢了。所以古人说坐而论道的人是王公，作而行之的人是士大夫。也正因为此，古时的贤相不关心路上死了人而担忧牛喘气，不关心钱粮数目而委托专门官员去办理，那才是合乎体制的。现在您治理国家，居然自己亲自干校对文书这样的琐事，整日里累得满身是汗，不是太辛苦了吗？”诸葛亮当即向杨颙道歉，但“亲力亲为”这个工作习惯却的确没有改掉，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只要他还活着，就似乎永不疲倦。
看着曹魏纷如雪花的劝降信，诸葛亮鄙夷地笑了笑。或许他们把握住了一个好时机，攻击到了人性弱点的一个好角度，但是他们选错了对象。要权位，他当年就不会选择寄人篱下的刘备；怕打仗，他当年更不会亲临一线平定西川；说投降，早在赤壁战前联吴抗曹的动员会上，他就跟孙权说：如果我们输了，那这就是天命，还会有什么更坏的结局呢？诸葛亮没有一一回复这些后来都被扔进垃圾堆里的废纸，而是向全天下发布了一篇名为《正议》的公开信，洋洋洒洒，豪情万丈，总归对曹魏的劝降就一个意思：白日做梦！这段经历后来被《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先生艺术地发挥了一下，化作了诸葛亮在两军阵前骂死劝降的王朗的故事。
针对东吴这个昔日盟友今天的仇敌，诸葛亮不再只身江东，而是派出了特使邓芝去和吴主孙权交涉。送别这位当时的无名小子，而后的三国重臣，诸葛亮忽然觉得，自己老去了，很沉稳地老去着。此时的东吴虽然与曹魏军事上存在着摩擦，但是名义上已经归顺曹魏，依旧对曹魏怀着一丝裂土封王的希望，所以听说蜀汉派来了使节，孙权一直在犹豫。见，还是不见，这是一个问题。但问题的出现，就是为了被解决。胆大心细的邓芝没有继续坐等，而是主动写信给孙权请见，信里只有12个字：“我来，不仅为蜀汉，更是为东吴。”孙权看完信，决定见见这个有趣的写信人，见到邓芝后劈头就问：“我倒是愿意和蜀汉搞好关系，但是蜀汉现在是个小皇帝当政，国家小而南方又叛乱，北面又有曹魏虎视眈眈，我看你们自保都有困难吧？”邓芝回答道：“我们两家联合在一起，占有天下四州的地盘，大王您是命世的英雄，诸葛丞相却也是天下之俊杰，蜀汉有山川天险，东吴有长江天堑，如果两家团结携手，进可以统一天下，退能够鼎足一方。现在曹魏还没打过来，大王您就怕了，下一步曹魏必然得寸进尺，要么让您本人去魏国做人质，要么就让您的太子入朝去当侍从，一旦哪个要求您做不到，人家曹魏一个巴掌就扇过来，您挨还是不挨？我们蜀汉趁曹魏打您的时候也来踢您一脚，您疼还是不疼？总而言之，只要您继续在曹魏这条道上走到黑，我看这江南的花花世界就早晚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孙权沉默着想了半天，叹口气：“侬说得老对了。”自此，孙权内断雍闿之援，外绝曹魏之交，而与蜀汉的使节往来也开始频繁起来。
而对急报频频的南方叛乱，诸葛亮以国家刚刚失去了老皇帝为原因，派出一些使节前往安抚，对他们因为失去安全感而一时冲动做错了事表示理解，同时向全国颁行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兴修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和路桥等基础设施，并专门在成都设立“锦官”来打造“蜀锦”这一出口的拳头产品，摆出了一副“我以后就老老实实种地，谁都别来烦我”的姿态。雍闿、高定等人观望了一段时间后，终于相信这是蜀汉对自己统治南中的默认，从此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彼此间争夺地盘的内讧事业之中。当然，诸葛亮的南征战略，这时才刚刚开始。
225年的春天，在南中叛乱已经持续了两年而且看似要继续乱下去的时候，诸葛亮于3月从成都出发，出敌不意地兵分三路，如三把利剑直插南中叛乱的战略要地。出于预备后援及防卫汉中、成都、永安三线的考虑，诸葛亮没有启用魏延、赵云、李严等宿将，而是亲自率领西路军队沿水路进击高定部队。初期的作战虽然一举击溃了高定的部队，并在南中叛军内讧和雍闿的覆亡中收复了不少地区，但南中各地“杀人为盟、纠合其类”的反叛依旧此起彼伏，甚至直击叛乱军大本营的中路军队被沿途的叛乱民众纠合包围在昆明，新设置的地方官员也屡屡被害，这使得诸葛亮再次想起南征出兵时，送自己送到小村外的参军马谡提出的建议：“南中之地仗着环境恶劣而又偏远，早就不服朝廷的管辖，即便今天就全部平定，明天还会再造反。如果对这些地区进行‘三光’政策以除后患，既违背人道主义，又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事情。兵法曾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我认为只有让南中人民心服口服，才能保证此地今后的长治久安。”
随着东路军获胜后继续向南挺进和中路军利用叛军松懈的顺利突围，诸葛亮决定乘胜前进，于5月兵渡泸水，进击叛军的现任首领孟获。孟获其人在《三国志》中没有直接记载，只说他是南中很有号召力的领袖，在少数民族和汉族居民中都有很高的威望，但据泰国史学家所著的《老挝史》记载，孟获在泰族的历史上被称之为“崩黑”，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后裔，此时正引领着雍闿、高定的残余部队在泸水南岸集结。据说泸水河面上瘴气严重，3、4两月过河的人必死无救，很久之后晋朝平叛的军队渡过泸水时就亲身验证了这个说法。诸葛亮选择在5月渡泸，想必也是考虑了避瘴以减少不必要损失的因素。孟获没想到诸葛亮这么快就亲冒瘴气之险打了过来，仓促应战兵败被擒，于是很不甘心，对邀请自己参观蜀汉军营的诸葛亮说：“以前是我们不了解你们军队的情况，所以失败。现在看了你们的军营，也不过如此，再给我机会的话一定能赢你们。”诸葛亮哈哈一笑，将俘虏全部释放，约定改日再战。如此这般，打了再抓，抓了又放，放到第七次，老孟死也不走了，率领自己的部队跟诸葛亮说：“您有着上天一样的神威，我们南中人再也不造反叛乱了！”在宋朝时编纂的《事物纪原》等科普类书籍中，更是记载了诸葛亮南征时入乡随俗却又有所变通的一项发明专利——馒头。据说南方少数民族祭祀之时，往往需要斩杀活人和牲畜，取其头颅来祈祷神灵庇佑，诸葛亮来到南中之后，为安抚民心也应带头效仿，却又觉得此种做法过于残忍，于是用面做成人头的形状，并命名为“蛮头”以替代真人的脑袋祭祀，这一做法随蜀汉大军的返回传入，便成为了今天家家户户的盘中主餐。
平定南中叛乱之后，诸葛亮在昆明湖边集合以孟获为首的南中各地区少数民族首领一起开了个善后会议，并让所有与会人员都惊讶地宣布施行“一国两制”政策，成立“南中特别行政区”，并以各地的首领为蜀汉的地方长官，推行“南人治南，高度自治”。南中人自然是心怀感悦，蜀汉内部有官员心里开始犯嘀咕，认为这样治理南中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怎么能行呢？诸葛亮针对这种思想说：“如果让外地人来治理南中，那么就必须留士兵驻防，这些部队人吃马喂补给困难，是头一个困难；南中新遭兵祸，很多人父兄子弟都死在战场，如果外派官员却不派兵保护，那么一定还会出事，这是第二个困难；这些少数民族的居民，有很多人以前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虽然我们已经予以宽恕，他们的内心还是会对我们猜疑，留外派的官员会加重他们的猜疑心，担心我们打击报复，这是第三个困难。现在推行这样的自治制度，一不需要留兵，二不需要运粮，却能使各地稳定下来，少数民族和汉族也能得以和睦相处。”除了施行自治政策外，诸葛亮还选拔孟获等有才能的人到成都担任国家重要官职，传授给当地百姓农桑、耕种、织锦、建筑、冶炼等技术，以改善当地相对落后的生活水平，而南中百姓也因此对蜀汉尤其是诸葛亮本人心悦诚服，甚至以之为自己民族的神明来崇拜，以至于到了几百年之后的唐代，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还经常修葺诸葛亮当年盟誓时所立的碑文，上有“此碑即仆，蛮为汉奴”字样。
清末之时，基督教传教士来到西南地区开展宗教活动，却发现始终都是徒劳，当地百姓只知有诸葛亮，不认可其他任何神祇。于是传教士不得已撒谎说：“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诸葛亮，小儿子叫耶稣。原来是大儿子管事儿，现在轮到小儿子耶稣保佑你们啦！你们就信基督教吧！”这才逐渐打开传教局面。民国时期的章太炎也在《思葛篇》中记载：“云南、缅甸俚人，皆截发以为三撮，中撮以表武侯，左右以表父母。每饮茶，必举杯至额，以示祭报。其能汉语者，至称武侯为诸葛老爹”。1934年，英国侵略军为抢占佧佤山区（该地区现属于缅甸）的银矿而进攻佤族班洪、班老等部落，两部落的首领依旧谨守1700年前与诸葛亮“归顺大汉，镇守边关，永不反叛”的盟誓，以效忠他们最尊崇的“阿祖阿公”——诸葛亮为号召，组织佤族武装奋起抵抗，在武器、技术都远远落后并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依旧坚持斗争，最终击退了入侵者，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直到今天，那些曾经位于南中统辖的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老挝、缅甸等地，每有一个民族，就必然多一种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和节日，甚至很多植物、建筑、器物都被“孔明”二字冠名，千百年来征伐所谓蛮夷民族的将领不计其数，可如此受到尊崇的，唯有诸葛亮……
诸葛亮三月从成都出发，五月渡过泸水，秋天即平定叛乱，堪称“闪电战”。南中的安定，不仅为蜀汉日后的北伐消除了后顾之忧，更为前线补给了无数的稀缺军需资源，从南中选拔的精锐士兵更是组建成为蜀汉的秘密武器——“无当飞军”特种部队。据说这支部队擅长翻山越岭和使用弓弩、毒箭，配合以诸葛亮发明的诸葛连弩等先进兵器，尤其精于奔袭野战和防守作战。史书上在诸葛亮南征之后，用一句话予以总结：“终亮之世，夷不复反。”而纵观同时期孙吴对山越、曹魏对西羌等少数民族的严酷镇压，不仅消耗各种人力财物，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想吃后悔药啊！
本节结语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陈：“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句表文给史学界和地理学界出了一个很大问题。有人说，这是诸葛亮来到南中之后，看到当地生活环境之恶劣和生产能力低下后，感慨这儿简直是“鸟不生蛋”，甚至是连毛都不掉的地方；但也有史学家根据缅甸等地林立的武侯庙和大量有关诸葛亮的传说，认为所谓“不毛”是缅语中缅甸自称的发音，英译为Burma。不管诸葛亮在历史上真正最远走到了哪里，虽然他已经逝去一千多年，但在老挝、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却总有他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