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船票，归家不再遥遥无期。九月间，钱钟书夫妇抱着刚刚断奶两个月的女儿，拖着沉重的书籍行李，登上了法国阿朵士2号邮轮。再见，巴黎；再见，法国！船慢慢驶出港口，向着那片熟知的领地开去，他们多想大喊一声："祖国，我们回来了！"
出国时，他们乘坐的是英国邮轮的二等舱，伙食很好，谁知回国的三等舱，伙食差了很多。而归国心切的他们，竟然忘了帮已经断奶的女儿准备些营养品，可怜的阿圆不得已吃了二十几天的土豆泥。
看着迅速瘦下来的女儿，杨绛很是心疼，她惭愧地说："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不胖不壮了。"
站在阿朵士2号邮轮的甲板上，极目远眺，钟书只觉思绪万千。天是蓝的，海是咸的，风是缠绵的，他要归国了，开始全新一轮的人生，只是不知，祖国的这片天空是否依然辽阔，自己又能否随心所欲地做喜欢的学问？
岸近了，他嗅到了久违的气息，独属于祖国的味道。又见炊烟，只奈何近乡情怯，他整理了一下思绪，提着行李上了岸。
事实上，钱钟书与杨绛的提前归国是相当明智的。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整个欧洲陷入混乱。一九四〇年，德国更是大举进攻法国，后来钱钟书很是庆幸地说："幸亏那个时候早一点归国，如果再延迟一年，遇到了战争，恐怕就回不来了。"
才子轻狂
号外！号外！阿朵士2号带着一对文坛伉俪圆满回归！
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文化圈时，杨绛已经到了上海租界的家中，而钱钟书则成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教授。
归国前夕，他便收到了母校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来信，诚挚地邀请他来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本来，刚刚学成归国的学生，只能做讲师，并没有资格担任教授，但他这曾经名赫一时的清华大学才子，自然是个例外。他的例外太多，已经不足为奇。
这一次，他答应了，只因念着一份母校情。
当阿朵士2号在香港靠岸时，他便告别妻子女儿，先行下船奔赴云南昆明，到迁居此处的清华大学任教。那时，华北已经沦陷，那里的三所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都迁到了昆明，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一年，钱钟书二十八岁，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教授。说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实外文系的教师们基本上都是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就这样，他成了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而且是很受欢迎的年轻教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这个从不听课却总考第一的"清华才子"，来一睹他风采的学生更是不在少数。课堂上，他是如此年轻，还带着几分学生模样，但却总能将平淡无奇的课文讲活，那谈笑风生、魅力四射的模样，轻易俘虏了学生的心。
大概想要显得老成些，他身穿藏青色西服，脚蹬黑色皮鞋，脸上还挂着一副黑框大眼镜。只是他毕竟年轻，藏在镜片后面深邃的目光，总是在不经意间带出一丝神秘感。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开了"欧洲文艺复兴"、"当代西方文学"和"大一英文"三门课。其中，"大一英文"是不分院系的必修课，慕名而来的学生很多。
他不像叶公超先生那样说很多中文、很少英文，也不像吴宓先生那样缺乏感染力。他只说英文，不讲中文，只讲课，不提问，偶尔还冒出些幽默十足的经典语句。
当学校放《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电影时，他便微笑着对同学们说："有些人看了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当解释"怀疑主义"的意思时，他又言简意赅地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号。"这便是他的魅力，妙语连珠，却又恰到好处地为同学们拨开迷雾。一位叫作许渊冲的学生，直说他"语不惊人死不休"。
"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西方文学"是高年级的选修课，修过他课的学生有许渊冲、许国璋、杨周翰、周珏良等，后来皆成为了国内颇具造诣的学者和翻译家。其中，只比他小五岁的许国璋如是评价他："钱师，中国之大儒，近世之通人也。"
许国璋还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词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远赴欧洲留学的三年，他心无旁骛，充盈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时过经年，他成了教授，更具才子的耀眼光环。
除了教书，他还是《牛津大学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的特约编辑，也在学校的刊物《今日评论》上发表了不少"冷屋随笔"。只是他轻狂依旧，言谈并不顾忌世故人情，文章包含着许多对可憎社会现象的批评，对文坛那些庸俗丑恶的现象，更是毫不留情地大加讽刺，看得大学生们无不拍手叫好。
年少轻狂，他的口无遮拦不经意间便得罪了许多喜欢"对号入座"的人。而他的学问渊博，上课不错，乃至受学生欢迎，也遭到了有心人士的嫉妒，他成了众矢之的，大受排挤。
在他心里，文学应该是纯粹的，他不愿将文学的研究变得钩心斗角、小心翼翼。大抵天妒英才，所以在给他才气的同时，还给了他轻狂，给了他固执的脾性。
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不打算在下个学年聘请他，他或许听到了风声，也或许忍受不了别人处处的针对，便在一九三九年夏辞了教职，乐得一身清闲。更何况，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父亲任职的湖南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大学正邀他前去筹建外文系。
相传他离开学校时，曾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能是真的吗？他虽然轻狂，但人身攻击自是不屑做的，就算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也只是玩笑之言，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幽默劲还有人不知道吗？
他和叶公超先生的梁子便在这时候结下了，不知是因他风头太劲，还是叶公超怕他威胁到自己，不打算继续聘任钱钟书的意见便是他和陈福田一同发给校长的。后来，叶公超接受采访时，还说过不记得钱钟书曾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过书一类的言语。
清华大学的教授，真心爱惜他的人大抵也就吴宓一个了吧。当这位宽厚仁慈的长者知道钱钟书因为排挤而辞职，很是惋惜，并亲自向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提议重新聘请他，陈福田当然没有同意，连校长梅贻琦聘请钱钟书来清华大学的电报也被有心人藏了起来。
吴宓对此很是气愤，大声斥责"皆妇妾之道也"。他和陈寅恪一同为此事呼吁奔走，但都无果，他痛心疾首地叹曰："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只是他没有放弃。一九四一年年底，当陈福田请教授商议系里事物，吴宓再次提出请钱钟书回校任教，虽然有些妒才之人依旧反对，但这次通过了，吴宓的奔走终于换来了一个说法。
不久，陈福田便亲自去上海聘请钱钟书。钱钟书拒绝了，他虽然感念吴宓先生对自己的厚爱，但终究不想在这样复杂的人事间浮沉。对此，杨绛曾如是写道："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辞职后，钱钟书只觉一身轻松，他回到妻子女儿身边，度过了一段惬意无比的休假。
在上海，钱家住辣斐德路，杨家居霞飞路来德坊，两家离得很近。钱钟书没回来前，由于钱家已经住满，杨绛便与父亲同住，但常常带着阿圆去钱家"做媳妇"。钟书回来后，便同妻子女儿一起住在岳父家，早晨起来再回钱家。
苏州沦陷后，杨绛的母校振华女中也散了，许多学生都避难到了上海，于是校长便想要在这里筹建分校。当她听说杨绛归国了，便拉她帮忙，还硬派她当分校校长，大抵怕她不肯，还请一位叫作孟宪承的先生到教育局立了案。
当时，杨绛还在广东的一名富商家做家庭教师，所以颇为忙碌。
虽然劳累些，但杨绛心里颇为满足。母亲是她终生的遗憾，可如今她回来了，伴在父亲身边，也不失为一种安慰。父亲已慢慢走出阴霾，剃了长须，戒了安眠药，神色也渐渐清朗起来，只是他依然放不下，那还未妥当安葬的亡妻。
他为妻子买下了灵岩山的一块墓地，并乔装打扮成乡下人的模样去香山寻回了妻子的棺木。转眼时间已到了一九三九年秋，杨家的小儿子也自国外归来，于是他便带着自家的一干儿女回了苏州，他要在一家团圆时，重新安葬自己的亡妻。
阔别多年，她总算又回到了苏州老家。只是这里早就不复旧时模样，她记忆中花木掩映的优美庭院，早就荒废在丛生的枯枝藤蔓间，她梦里的长廊朱栏，也早就褪了色彩惹了斑驳，而那些古玩玉器、珍贵书画，更是被洗劫一空。
她不敢相信，这荒草丛生、一片狼藉的庭院，便是自己在百转千回时想要归去的地方。嗬！时间是无情的杀猪刀，战争是残忍的刽子手。她突然想起钟书在昆明时寄给她的那首诗："苦爱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
他们去了公墓的礼堂，为母亲送去一份迟到的道别。走进礼堂，看着那摆放着的黑漆漆的棺木，杨绛的心止不住地抽搐。记忆中母亲的一颦一笑还在脑海不断盘旋，那么真实，只是再也无法触摸，她用手绢擦拭着棺木上的灰尘，终于泣不成声。
她们姐妹跪在坟前，看一筐筐石灰掩住棺木，尘封过往。逝者已逝，这是最后的告别，活着的人们还有很漫长的人生路，需要用爱支撑着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