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钱钟书一家三口分散各地，下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杨绛说："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有人说，离开与靠近，都是那般的不容易。去农村参加劳动，杨绛并不介意。只是情到浓时，难说再见，她放心不下独自一人的钟书，这个痴气的男人，如何会自己打点行装？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她随着一支二十几人的队伍去了河北农村，那时他们的女儿已经下放工厂炼钢，而钱钟书要等下一批出发。那时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是可以不用下乡的，但她还是自愿去了，不只是因为纯正的社会主义觉悟。
杨绛如是说："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初下乡的知识分子，没有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还主观改造起村里的人。同杨绛一起下乡的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位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他们一道回答："像！真像！"于是，这姑娘便成了他们一伙人的"蒙娜丽莎"。
还有一次，在打麦场上的三角窝棚旁边，他们看到一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正撑着一根长竹竿，撅着一撮胡子仰头望天。于是，另一位想象丰富的老先生说："瞧！堂吉诃德先生！"于是，这位老者又成了他们的"堂吉诃德"。
杨绛驻扎的地方，是一个贫瘠的山村，全村连一个富农都没有。她如愿住进了土屋茅舍，也见到了空的粮柜，大堆的生白薯和大大小小的腌菜缸。
自然，真正的农村生活哪有那么多诗意的浪漫情怀。她早已听说，也做好"过五关斩六将"的心理准备。第一关是"劳动关"，她过得还算轻松。因为公社体恤，他们这几个年老柔弱的下乡人士只是做些不累不脏还容易的活儿。
"我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看来"劳动关"，对我们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她在《第一次下乡》中如是写道。只是"劳动关"好过，后面的"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卫生关"却一个没一个轻易。
他们这一队五男二女，村里只腾了一间空房，于是杨绛和另一位小些的女伴只能"打游击"了。她们睡过工人大嫂家的暖炕，也睡过尘土扑鼻的冷炕，还睡过公社缝纫室的三尺宽木板，最后总算搬到幼儿园的大暖炕上去了。
饮食方面，他们每日早晚只是玉米渣子煮白薯，中午则是白薯窝头，不喜油腻的杨绛觉得还好，但别人并不以为然。一次，杨绛梦到两个荷包蛋，她没有吃，第二日告诉大家，他们都同声怨她不吃，一副恨不得让她端出来放在桌上的模样！
就这样，他们吃了整整一个月的粗粝之食，最后连想到大米白面都不胜向往。分在稻米之乡的伙伴们得知他们的"苦楚"，特意买了白米，请他们去吃，那一日，杨绛连吃两碗，直叹平生都没吃过这样香软的白米饭。
此时，已在昌黎乡间倒粪的钱钟书，吃的只是发霉的白薯干掺着玉米面做的苦窝头。相比之下，杨绛的吃食已是十分的幸福。
而乡下人，对他们这帮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很是稀奇。
一位大妈见了他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吓得杨绛仔细瞧着她的脸色，还以为她在打官腔。
还有一位嘴巧的大妈，这样对杨绛说："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儿回去。"
杨绛听罢，呵呵笑了几声，心想，这大妈真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啊！
他们一行人，经常在村里访病问苦，连带串门聊天。他们撞到过又骂又哭的"疯婆子"，看望过生肺病的女人，也见识了挂过彩的退伍军人……那段日子，他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了解到许多农民的实际情况。
他们在这里待了两个月，杨绛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在自得其乐间得到满足。只是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年月里，她总不免因与家人离散牵肠挂肚。而她的那位相貌端好的女伴，也会在旁边没人时，悄悄问她："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自然是想，当然也没什么好隐瞒："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想啊！"
一样的回答，换来两人相对无言的傻笑，那是自嘲的笑，是无可奈何的苦笑。她是杨绛的同炕之友，因有着相同的思念与情怀，虽然彼此间说"悄悄话"的机会并不多，但偶尔间的一个眼神，都不失为一种安慰。
还好，她还有默存的书信，聊慰相思。钱钟书在家时，她不两天便能收到他"字小行密、两三张纸"的书信。同伴之间，只有她来信最多，不免换来几句嘲弄的玩笑话，她也不多言，只埋头读信。
有一种挂念是夫妻，有一种暖心叫朋友。他们是恩爱夫妻，也是知心朋友，他的书信，总给杨绛无穷的勇气，给她在那个贫瘠小山村的日子，添上无限的明媚气息。
后来，钱钟书去了昌黎乡下，天天捣粪，依旧不忘在得空时给她写信，并且还嘱托她不必回信。她知道，他也是思念自己的，那绵长的思念便藏在那看似平淡的字里行间。
一日日，一封封，她将他的信放在贴身衬衣的两个口袋里。随着信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她又往丝绵背心里的两个口袋里塞。信纸多了，硬邦邦的很不方便，还稀里哗啦直响，很有掉出来的危险。
只是她不愿拿出，也不敢拿出。她说："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
后来，衣袋里实在是放不下了，她便抽出一部分藏在包里，只是身上轻了，心却重了。她着实怕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只得硬下心肠把信烧掉。她说，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她常常后悔，自己焚烧了这么宝贵的信笺。
已过经年，她每每回忆时，都不免遗憾。但我们的杨绛哪是唉声叹气之人，"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她如是宽慰自己，"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终于要整队归京了。临行前，他们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有人说她不懂民间语言，还有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说她婆婆妈妈，而队长则在评语中说她能同老乡们打成一片，她听了很是得意，"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
无论怎样，她的社会主义教育圆满完成，可以毕业回家了。总结完毕，她和同伴们如沙丁鱼般挤在一个拖厢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终于安然抵达北京。
阴历年底，钟书也要回来了，她去火车站相迎，内心忐忑，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回来了还要回去。好在万事顺利，这对分离三月之久的夫妻，终于团聚家中。
这一次，痴气十足的钟书，不仅完好地带回了自己，还带了许多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和北京买不到的肥皂。
新年新气象，文学所在这年迁入了城里旧海军大院，他们的家也搬到了城中文研所宿舍。虽然房子小了些，但也添了方便，钟书去"定稿组"翻译"毛选"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
那时他们的女儿阿圆要毕业了。在那个服从分配的年代，毕业生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杨绛很是担心，因为他们二人双"白"的出身，影响了女儿的分配。她说："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总有些意外是让人欣喜的。他们没有想到，阿圆留校当了助教。当消息传来，他们老两口开心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女儿可以永远伴在他们的身边了。
三个人，总有无穷乐趣。那时家里的阿姨不擅长做菜，他们便经常在城里一处处吃馆子。钱钟书是爱吃的，他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
他们吃馆子，吃的是选择，也是吃别人想不到的娱乐。钱钟书和阿圆总是在等待上菜时，观察其他的食客，不经意间，便把眼前的故事看了个足。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
看戏间，他们的菜便上来了，他们一面吃，一面看，其乐无穷。享受完美食，他们抹抹嘴巴起身结账，旁边的戏依旧演得热闹。
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饥荒一片。那时，钟书正和洋人一起英译"毛选"，便常常同他们一起吃高级饭，再加上二人皆有一份特殊供应，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受到影响。
困顿之中，那些拿着几十元工资的年轻人，看着他们这群拿着几百元工资的"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不免侧目。其实，能者多得，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可挨饿的时候，谁还会论这些个东西？
还是杨绛善良。她说："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那些所谓的"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已不复年轻，但工资却依旧只是几十元，而钱钟书、杨绛这样的"老先生"，工资也十几年如一日。"年轻人"的讥诮和不平衡，似乎也情有可原。
一九六二年，他们搬入了干面胡同的新宿舍。那里宽敞了许多，厨房、卫生间、阳台应有尽有，他们还添买了家具，住得舒心了许多。一九六三年，钱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他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
这几年，他们的生活还算平静，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在慢慢靠近……
离别泪，别是苦痛滋味。只是在这旗号纷飞的时代，他们的离殇只得埋在心里，她继续配合加紧"再教育"，而他也要在穷乡僻壤的罗山东岳开始干校生活。闲暇时，他们依旧不忘鸿雁传书。他告诉她东岳的天寒地冻，告诉她些许生活的琐碎事。他们是乐观的夫妻，带着耐人寻味的幽默。只是，有一种坚强是笑中带泪，有一种伪装叫不提过往，他们藏起了眼泪，自娱自乐，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欢快无虞。
